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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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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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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何输掉冷战?


——美国是如何赢得冷战的?

   
   
   
   二战接近尾声时,为了击败希特勒德国而走在一起的美国、苏联开始同床异梦。这两个国家都诞生于革命之中——独立战争与“十月革命”,只不过一个坚信社会主义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一个认为社会主义只不过昙花一现,资本主义才是人间正道。


   
   
   
   冷战的铁幕是在德国拉下的,一起拉下来的还有亚洲的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海峡。这三个国家被冷战的铁幕一分为二。此后四十年里,世界被分成了两个极端阵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美国西欧资本主义阵营。
   
   
   
   相比历史上大国之间的对抗,冷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两次世界大战让世人心有余悸,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成为各国心照不宣的共识。而相继被美国、苏联研制、生产的原子弹(和氢弹)则让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思议。在核子武器大国之间,战争失去了作为手段的功能,也不再是政治的延续。核子战争,极有可能是终结政治甚至人类本身的终极目标。冷战,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
   
   
   
   整个冷战期间,虽然美苏两国唯一一次短兵相接是在朝鲜战场上(此后双方都守口如瓶),但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各自的卫星国与势力范围内,几乎都把自己冠冕堂皇的主义与主张抛在一边,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苏联在1953年占住东德,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派兵捷克斯洛伐克,而美国呢,也没闲着:1953年在伊朗扶持代理人,1954年在危地马拉、1961年在古巴搞颠覆。
   
   
   
   今人可能会说,苏联在要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如此不择手段还可以理解,可打着自由、平等和民主招牌的美国,为啥也同苏联半斤八两?
   
   
   
   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相信苏联要霸占全世界,夸大了苏联对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威胁。白宫智囊倾向认为,冷战是没有规则的战争。于是,他们不再坚守政府为了善的目的而必须做善的事的基本原则,开始为了善的目的而做不善的事。结果我们看到,至少在冷战的前三十年里(1950-1980),就从手段与做法来说,美国同苏联的区别还真不容易看出来。
   
   
   
   例如,中央情报局这个超级间谍机构,几乎和克格勃一样,在全世界见缝插针,使用暗杀、颠覆、破坏等手段达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却并不是美国宣称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冷战前三十年,美国在海外支持的独裁政府并不比苏联少多少,只不过他们选择支持右翼独裁,来对付左翼独裁而已。
   
   
   
   再拿越战来说。越南战争不同于当今的一些反恐战争(伊拉克、阿富汗)。反恐之战是保卫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在这个名义下,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可越战是打着遏制专制主义,为亚洲建立和平、民主的政府而战的。这样被赋予了道德与正义的战争却打得充满了阴谋、欺骗与屠杀,手段与目的如此相悖,也难怪会引起了美国国内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
   
   
   
   还有中国人比较熟悉(尊重?)的尼克松与基辛格。这两位地缘政治大师与“合纵连横”秘密外交的高手,他们本身的很多行为就违背了美国引以为豪的建国理念与价值观。为了遏制苏联,反共老手尼克松跨过太平洋,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整个会谈中,只字不提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与生灵涂炭的“文革”,而当时,连苏联一些领导人都表示关注中国相关人权状况。当尼克松同一年里先后访问北京和莫斯科时,他的外交成就达到了顶峰。但随后他一败涂地,他终于输给了比苏联更强大的“敌人”——美国宪法。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尼克松高明的地方,他要的是遏制苏联、打赢冷战。但恰恰相反,正是冷战前三十年中,美国把自己降到同苏联一样的道德水平与历史高度,绞缠在一起,使得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冷战有胜出的一天。事实上,冷战初期,美国相当长时间里处于劣势,到越战时达到了最高点)。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到尼克松这些美国领导人头上。
   
   
   
   在核子武器的时代,冷战其实根本不是靠战场来决定胜负,至于经济,资本主义的国民可能因为经济危机上街闹事,可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不是一个问题。你不敢上街,而即便上街也搞不成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同苏联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争取势力范围与权力,它的优势在哪里?
   
   
   
   美国的优势在于建国理念、民众的觉醒与执政者不得不顺应民众、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制度与体制。冷战不是核子大战,也不是地缘政治之战,甚至不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较量,而是两个阵营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的主战场不是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也不在他们全球的势力范围内,而是在各自的国家,在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广场上、法庭里、和媒体的字里行间。
   
   
   
   冷战期间,美国虽然在海外丧失了平等与民主的原则,但在美国国内,却正是美国人不断觉醒,从反对越南战争到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美国人靠广场抗议与法庭抗争,重新宣释了美国国父们提出的建国方针与价值理念。
   
   
   
   从《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到对中央情报局等海外行为的质疑,再到对把冷战战场搬到华盛顿、用对付苏联的一套来对付民众与反对党的尼克松进行穷追猛打,美国公众、媒体与执政当局都在七十年代中冷战高峰时期开始了对冷战手段、方式与目的反思。
   
   
   
   高潮是1980年里根总统当选总统。美国开始回归《世界人权宣言》,进行人权外交,并宣布对“邪恶帝国”宣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著名的两个主角都是演员出身,一位是教皇保罗二世,一位是美国总统里根。保罗二世1979年6月访问波兰,拉开了冷战铁幕的一角、宗教的一角。从此以后,宗教信仰依然残存的东欧诸国在“上帝”指引下,开始了真正的民族解放与国家民主化的运动。斯大林活着时曾鄙视地问:“教皇,他拥有多少个师?”教皇一个师都没有,但他有信仰,还同上帝站在一边,这让苏联那么多铁骑与师团在东欧巨变中都使不上劲。
   
   
   
   冷战三十年,到了里根时代美国人才悟出一个道理:在双方都能确保摧毁对方的核武器时代,靠军事、政治、经济击垮对手是不可能的,靠“缓和”(Détente)只能延续邪恶,唯一能够击垮对手的是信仰、信念与意志。对于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能够改变他的只有他自己——人民的觉醒与执政者的良心发现,靠外力是不现实的。于是,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对抗,瞬间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决。就在话语转变的这一刻,注定了被美国庇护的“独裁政权”韩国、台湾将要开始和平的民主转型,也注定了美国将会在冷战中胜出。
   
   
   
   但苏联不是输在美国人手下,而是输在苏联人自己的手中。在美国终于找到了对付苏联的“致命武器”,并顺应民众对平等、自由的呼声向前走的时候,苏联一如既往地打压国内异议分子、压制言论自由。政治局开会讨论的不是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保障他们的宪法权利,而是怎么对付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如何搞臭不听话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苏联执政党一直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却始终没有兑现他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无法满足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与当家做主的愿望。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当时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一向标榜主义与意识形态单一的苏联执政者,从赫鲁晓夫开始,一边要竖立自己是正统的接班人,一边却又不得不割裂甚至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为“去斯大林化”失去了总书记职位,勃涅日列夫和其后的两位老人也在纠结中死去,当政权传到只有54岁、还没有经历过更年期的戈尔巴乔夫手中时,注定走到了尽头。戈尔巴乔夫为“去斯大林化”而失去了自己的国家。
   
   
   
   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历届总统,就会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必要高举前任的旗帜,而且可以在施政中否定前任的做法,与时俱进,只要坚守国父确立的价值理念以及顺应民意与时代的变化。美国总统继承的是价值理念,而苏联领导人却不得不战战兢兢顺着前任的脚步走下去,哪怕前任已经把这个国家带上了邪路。
   
   
   
   打败苏联的是苏联。苏联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政府是建立在给人希望,让人做梦的基础上,而不应建立在让人恐惧之上。政府要为了维护正义而对权力利进行约束。打赢对外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对内赢得民心。
   
   
   
   杨恒均 2013.9.15 “路边谈话”
(2014/04/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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