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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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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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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孔夫子和欢乐的老杨头

   好朋友是做生意的,常常通过微博发一些连接过来,都是诸如成功学之类的文章,例如怎样才能赚钱、如何才能成功,每篇文章都会拿一些成功人士做榜样,例如比尔盖茨或者李嘉诚,最低档次的也是赚了一两个亿的富商。在朋友眼里,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身价的多少,成功都是有价格的。而我这种人所做的事,离成功太远,是没有意义的。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了我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孔子、孙中山、鲁迅、胡适等等。他们的成功显然不是与财富多少挂钩的,有些甚至成反比:孔子如丧家之犬,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山靠自己在美国开农场的哥哥卖牛的钱参与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鲁迅一生都没有积攒起财富,靠卖文为生,常常弄得不得不斤斤计较;而胡适名满天下时,在美国却过得相当不如意。但与这些人同时代的“比尔盖茨”、“李嘉诚”们,以及一大批亿万富翁死去上百年之后、他们积攒起来的财富被后代千金散尽之后,人们便早已把他们忘记,但世人仍然会对孔子和胡适这些人高山仰止。


   
   
   
   我可不是反对财富与资本家,富人们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显然比我这个“民主小贩”更快更直接地惠及更多当下的中国人。但我觉得,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有不同追求的人;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判断成功的标准,每个人的梦想也应该是不同的。当社会判断成功的标准只剩下“权、钱”时,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这个民族也就摊上大事了。
   
   
   
   近日刚放下鲍鹏山兄写的《孔子传》,不妨拿孔夫子说事吧。孔子这个人,我是越看越喜欢的。我这一代人,由于遭受长期而持续不断的洗脑,在骨子里是无法真正喜欢孔子的。以前恨他,是因为当局教育我们说,他那腐朽没落的思想一直试图颠覆得来不易的新中国;后来讨厌他,是觉得新中国其实还是没有能够摆脱他那腐朽没落的思想。而真正喜欢上他,却是离开他生活的这块土地,到世界各国流浪之后,就在我自认为发现了人间正途的时候,也越来越认识到夫子原来是这样一个令人尊重与喜欢的老师。
   
   
   
   我当然不是要从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寻求宪政民主,也不是从孔子走过的路中发现通向未来的道路,但我却相信,如果孔子这位思想家、教育家与道德家能够活到今天,他一定能够寻得通向未来的路。我喜欢孔子对政治理想与个人道德的不懈追逐,欣赏他关心国家与民众的那份家国情怀,更崇拜他在教育与传道上给后世树立的榜样。
   
   
   
   以前被教导去讨厌孔子时,感觉他到处奔波求官、攀附权贵,好为人师,却一副怀才不遇、“常戚戚”的样子,活脱脱一只“丧家犬”。后来我走的地方多了,发现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国家,越多拥有孔子品性的人,他们知书达理,有礼貌、懂道德,“从心所欲不逾矩”,反而在孔子的家乡,孔子成为众人无法企及的鲜有的“偶像”。
   
   
   
   喜欢孔子后,再读他的传记与文字,才发现夫子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人,正如鲍鹏山在《孔子传》中说,在论语中寻不到一个“苦”字,他的“忧”是忧国忧民的忧,不是忧愁的“忧”。在论语中,到处是“乐以忘忧”的乐、悦等字。教人成人而不是成功的孔子一生都把追求道德作为目标,别说在当时即便现在,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比当世仁人志士追逐民主宪政的中国梦要艰难得多,可他几乎从来没有放弃,总是充满乐观与向上的进取精神。孔子小时候的经历相当坎坷,按说,这样的人满面愁容、满心仇恨也是符合现代心理学的,但夫子偏偏内心充满了爱与宽容,“仲尼多爱”,孔子是有大爱的人。
   
   
   
   这几年,蔡定剑、高华、任东来等青年学者相继离去,他们都是对中国宪政有巨大贡献的青年学者,有人说他们是因为看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遥遥无期而却积劳成疾,郁郁寡欢而去,如果真是这样,同仁们真都应该向孔子老师学习学习,做一个传道授业的快乐的夫子。
   
   
   
   孔子为了寻求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与人间的“道”,“走遍中国”十几个国家——也是当时的“全世界”。他也从政过,但从现有证据看,政绩可能乏善可陈,不过谢天谢地!很难想象,如果仲尼当初被某一国国君重用而成为“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情况又会如何呢?按照当时的中国,他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而中国则将会少了一个带着一帮粉丝写“论语微博”的思想者,我们今天少了一位指路明灯。真可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是明灯,而不是道路本身。依照孔子的为人处事、对道德的渴求与对国家与民众的热爱为楷模,我们去寻得当今应该走的道路。这和把孔子当成道路,墨守成规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路边谈话:未来十年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法治》一文里写道:很多人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用来教化民众,帮统治者驯服刁民与愚民的。但如果回到两千五百年前,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孔子“走遍中国”不但用教学的方法启蒙弟子(都是普通民众),更是在说服、启蒙国君。孔子传播儒学的最大目的不是“治民”,甚至也不是“治国”,而是“治君”,他是想用自己的一套道德伦理说教、感化以及最终“驯服”桀骜不顺的最高统治者,把统治者关进儒家道德的笼子里。
   
   
   
   一个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在知识分子的忽悠与感召下实行“以德治国”,总比绝对不受限制、指鹿为马的秦始皇暴政要强一些吧。站在历史的高度往回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站在文明的高度向前看,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明世界已进化到法治的时代,用制度法律,而不是道德与良心来限制“君权”早已成为共识。把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不是道德的笼子里。
   
   
   
   孔子的局限性当然不只表现在对制度构建与法治的思考上(他当“法官”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讼”的社会,用道德教育代替法律),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生与死的认知上。孔子一生传道授业,在当时就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常常“不亦乐乎”却总是被认定忧愁、不得志如“丧家犬”,在我看来,就因为他晚年始终无法走出死亡的阴影。
   
   
   
   历经十四年的流浪之后,晚年的孔子回到故乡,妻子却在他回国的前一年去世了,想到自己心怀家国天下,却没有陪伴发妻走过最后一程,他不觉悲从中来,这是孔子感觉到自己“老之将至”的开始。更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在他70岁时去世,时年50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悲苦莫名。71岁时,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又先他而去。孔子哭了。子路看到孔子如此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悲痛,大概是有些迷茫,他向孔子请教:“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以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回避了死亡问题,却不知道,这几乎近似狡辩了,却也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不但在对制度与道德作用的看法上,更是反映在生死观上。西方人通过对死亡的理解而更深地了解生,孔子却希望通过对生的了解,去理解死亡。西方人靠宗教把他们从对死亡的悲切与无奈中解救出来,孔子晚年却正好陷入到死亡带来的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
   
   
   
   中国民间虽然没有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宗教,但却有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成“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可孔子的态度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持着否定的态度。当他另外一名最喜欢的学生离开后,孔子又哭了,且仰望天空,呼天喊地:天啊……
   
   
   
   孔子的两个局限性(制度与宗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喜欢与崇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走遍中国”与弟子教学相长的互动方式,令我羡慕不已。做教师的父亲几个月前去世,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当一名传道授业的教师。但看起来这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了,阅读孔子传,又带给了我一些希望。如果我能够在全世界挑选一些年轻人当“弟子”,大家以交流读书、对社会的认识为主,遵照孔夫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方针,那该多好啊。如果能够有一些各地的年轻人追随我,虽然比不上堂而皇之登上大学讲坛的教授学者们有影响力,但至少也能够和自己的一些弟子自由的交流与磋商啊。
   
   
   
   那样的话,也算是老杨头在品格与精神上追随孔夫子的脚步;那样的话,老老杨头就可以留下一些注定会被删除的言论;那样的话,“不知老之将至”,老杨头将是一名欢乐的老杨头哦。
   
   
   
   杨恒均 2013.5.12
(2014/04/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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