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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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海
2月
·救救老北京城,
4月
·政治犯韩罡结婚了
5月
·合情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维护老百姓的权益从自身做起并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
·合情合理合法应是我们的唯一方式
6月
·请求所有的朋友们都来关心华惠棋一家使悲剧不要发生
·请大家关心古老北京城的拆迁问题
7月
·保护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完成
·北京,走调的危房改造
·南池子之劫
·关心被拆迁的老百姓不应有罪
9月
·两位老人今天内两次到天安门广场
·拆迁的消息使我的母亲病倒了
·北京朋友感谢哲胜兄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起来维护自己和老百姓的权益
10月
·在住房问题上一个副主任医师的不平
·抗议天水市行政当局野蛮强拆郭新民先生的住宅
·就我家实际住房面积反映到“房本”中一事致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一封信
·就拆迁中的不文明现象、野蛮现象致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一封信
·就拆迁中的补偿不合理问题致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一封信
·在拆迁上北京老百姓倍受欺压请关心这个人权问题
11月
·请海外华人为老北京古城说一说话吧
12月
·就北京拆迁中老百姓受欺压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北京市被拆迁居民对目前的拆迁是恨之入骨
·紧急呼吁:广宁伯街17号院的中院、后院正在被拆毁中
·陆玮:要关心群众的中共中央精神照不到我们被拆迁户的身上
2003年
1月
·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信仰
·请帮助何德普和他的家人
·北京的拆迁早晚要出现“商”逼民反的事情
·关增礼:致被拆迁户老百姓的一封公开信
·刘凤钢:声援徐永海
2月
·因保卫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春节期间就受到警察监视欺压
·春节被监视
·保护北京古城去看留住四合院展览结果被警察带走
3月
·就北京古城拆迁中老百姓被欺压欺诈一事致十届人大各位代表的一封信
·就北京古城拆迁中的问题致海内外朋友的一封信
4月
·徐永海三次告“御状”纪实
·为了维护老百姓在拆迁中的利益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附:拆迁十年悲喜剧
·我家被强拆的经过
·2003年复活节前我们的家庭聚会点被拆毁记实
·就我一家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侵害以及被逼无家可归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你要维护老百姓在拆迁中的权益就强拆你家
·强拆使我无家可归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为此致何鲁丽老师的一封信
·2003年4月20日去天安门前的祷告
4月21日至5月4日因上访维权被行政拘留13天
·2003年4月21日至5月4日因上访维权被行政拘留13天
·因反对强拆而入狱13天前后经过
·做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倍受欺压但我们仍然会全身心地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上
·在非典特殊时期的护士节作为医生的我给护士妻子的一封信
·在监狱中我遭遇防治非典
·在中国非典肆虐是时候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们被拆毁的家庭聚会祷告
·为了万众一心共抗非典请求停止强拆
·如果孙中山还活着我会被关到监狱中13天吗
·1920年毛泽东到中南海请愿如果发生在今天
·SARS的到来与上帝的旨意
·我一家的居住权和私有财产权在哪里
·关注新的人权问题维护百姓基本权益——我们的呼吁书
·今年六四我一家只能是彻底地露宿街头了
2003年6月
·******2003年6月
·就我遭受逼迫与用文字传福音之事致弟兄姊妹的信
·相信科学就应相信有上帝
·拆迁公司就是要激怒老百姓
·在缺乏爱的社会感谢朋友给我带来爱的信息
·近三天发生在北京市政府门前的事情
2003年7月
·******2003年7月
·默默的百姓维权运动
·老百姓上访就要面对被抓被关
·因拆迁而自焚的人还要出现多少
·自焚者翁彪是英雄
·附:拆迁十年悲喜剧
·请告诉我们中国有多少因拆迁而自焚的——写在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
2003年10月至11月
·*********2003年10月至11月
·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就拆迁中出现自焚之事致胡锦涛总书记和全体中央委员
·10月13日我的主内弟兄刘凤钢被抓
·刘凤钢:基督徒就应为主做工、就应不怕为主受逼迫
·旧稿:主的好仆人刘凤钢弟兄已被抓走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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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9日至2006年1月30日因信仰原因被判有期徒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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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9日至2006年1月30日因信仰原因被判有期徒刑2年
·为主坐牢——我的无罪申诉材料:自我介绍
·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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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为中国祈祷

让我们为中国祈祷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等文。作为医生,我写《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等文。7月初、7月中,我《徐永海》博客中的大多文章先后被“消失”,为此我不得不重发那些被消失的文章。

   
   2014-2-28注:“2014北京(通州梨园)圣爱团契教案”,2014年1月24日星期五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日子,我们被抓到梨园派出所,后又被抓进北京第一看守所,13名肢体被关近30天。在近来重发的文章中,很多是关于我们既往聚会的文章。记录了,我们聚会时是只学《圣经》,我们只是来具有耶稣那样的大爱的心——连仇敌都爱的心。我们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来使我们因此坐牢。
   
   王春艳被抓后,由于她这个监护人被抓,其患精神病的弟弟王亚新,在此期间走失,并死于高铁车祸(3月20日注:王春艳至今仍为弟弟死亡一事奔走,还没有得到解决,望大家给予关注);王亚新8岁的女儿(王楠)从此失去了父亲。在被抓期间,王春艳和我们多次对警方提出过,王亚新患精神分裂症,需要监护,但是都没有引起警察的关注。在此,望大家关心、帮助一下王春艳妹妹和她的侄女——王楠,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来表示一下安慰。王春艳电话:15810046477;她的妹妹(王春梅)的电话:18810011322。!!!
   
   
   
   
   
   
   让我们为中国祈祷
   
   2011年4月2日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徐永海
   
   过2天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在今天的圣经学习中,按照我们学习圣经的次序,我们学习了《圣经•提多书》第一章。在聚会中,徐永海、何德普、胡石根、沙裕光、董继勤、朱瑞、刘京生等主内肢体和朋友都分别发言,谈了各自的读经体会。
   
   《圣经》的核心是耶稣,旧约是预言耶稣,新约是应验耶稣,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甘愿为主受苦;因为只有这十字架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可是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不愿意为主受苦;可是他们又要标榜自己是最“纯正”的基督徒,来欺哄自己的心。为此,他们常说:“你看,我们是多么的虔诚,我们遵守各种基督教的诫命;我们还反对其他宗教的诫命,我们还反对中国的传统习俗,我们还反对清明节,当国家提出把清明节定位法定节日时,我们是强烈的反对”。
   
   《圣经•提多书》第一章写到:“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提1:11-16)。
   
   在这里所批评的应当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貌似最“纯正”,可是他们成了很多中国人信仰路上的绊脚石,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过去有,现在有,中国有,外国也有。
   
   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李克牧师《中国近代史真相——(基督教的社会作用)》第三章的一段(见附)。
   
   让我们为中国祈祷,让我们为所有的中国人祈祷,来使他们都来接受主耶稣,都来成为基督徒,我们愿意为此走十字架道路,我们愿意为此经过任何苦难,我们愿意为此甘愿流血牺牲。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附:《中国近代史真相——(基督教的社会作用)》第三章的一段
   
   三,罗马教皇礼仪禁令,破坏传教事业:
   
   18世纪初,中国“祀孔祭祖”的传统礼仪,受到罗马教皇的质疑。他们认为“祀孔祭祖”违反圣经中的“十条诫命”,有“崇拜偶像”之嫌。因此在教内引起争议。传教士们将礼仪之争上报罗马教皇。经教廷商议于1707年2月,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向在华全体传教士公布禁令,反对中国“祀孔祭祖”的传统礼仪。康熙皇帝得知后,大为震怒。引发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对抗。罗马教皇的禁令,破坏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成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传教工作当引以为鉴。
   
   在圣经《出埃及记》20:3-5中“十条诫命”规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偶像”取代神的地位(参《诗篇》115:4-9)。但“祀孔祭祖”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传统美德, 不可与“拜偶像”相提并论。对不同的国家民族风俗习惯应当受到尊重。祀孔祭祖与拜偶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初,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为了便于传教,努力了解中国社会风俗习惯。他完全改变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起居饮食、礼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对中国传统礼仪“祀孔祭祖”问题,他认为祀孔是中国人对“至圣先师”表示崇敬;祭祖则是对祖先表示孝思。“祀孔祭祖”之礼当由信徒自便。
   
   1700年11月,耶稣会士联名上疏向康熙帝请教礼仪问题。康熙指出:“祀孔祭祖系中国传统习俗,不含宗教礼仪,供神祖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有行之大道,君臣父子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12月耶稣会士李明将康熙的答复呈送罗马,作为对祀孔祭祖礼仪性的正式界定。
   
   1704年,罗马教皇正式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特派铎罗主教访问中国,希望中国当局理解教廷的法令。康熙对铎罗主教以礼相待,向铎罗主教说明中国礼仪的重要意义。康熙明确指出:在中国管理宗教事务的人必须是久居中国熟知中国社会情况的人。康熙对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礼仪妄加批评的人感到不快。
   
   1706年,康熙再次接见铎罗主教明确表示:“我们中国朝野上下敬拜孔子已有两千年。西洋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受到皇帝保护,他忠于公务,恪守法令,遵从中国礼仪。今后反对中国祀孔祭祖礼仪的西洋传教士休想在中国居住。我认为中国人从古代开始敬拜“天”和“天主教的天”是一致的。因此,祀孔祭祖与天主教的教理并不抵触。天主教的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1707年2月,铎罗主教在南京以公函方式擅自向在华传教士公布了罗马教皇的禁令。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
   
   第一,罗马教皇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事务;
   第二,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
   第三,悉数驱逐颜珰一行在浙江的传教士;(“悉数”乃全部之意)
   第四,悉数拘禁在四川的传教士;
   第五,愿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必须向内务府申请“印票”(在华永居证),在印票上填写姓名、年龄、来华日期等内容。印票只发给签名遵守利玛窦传教规矩的人。无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
   
   康熙命令执行后,在华的西洋传教士,凡拒领印票者,均被迫离开中国。一部分以传教为重的传教士,按章领取印票,并签名保证遵守利玛窦的传教规矩,可继续在华传教。
   
   这样一来,中国地方官员反对天主教的活动又开始抬头了。一些反教官员趁机上疏奏称:“天主教在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这是一切反教者的诬陷,不足为奇。
   
   康熙对罗马教皇的禁令反击之后,罗马教皇又派嘉乐主教来华进行调解。1720年9月,嘉乐一行到达北京。康熙不予召见,且下令逐客,并传旨:“尔教王条约(禁令)与中国大理相背谬,教王表章,朕亦不览。西洋人在中国不得行教,朕必严行禁止……”。嘉乐只好用书文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信徒自由遵守教皇的命令。希望准许嘉乐在华管理传教工作。”康熙遂即派员答复嘉乐:尔教王条约既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传教士在中国亦属无用,尔俱带回西洋。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嘉乐见康熙批示后,得知事态已无回旋之地。便与耶稣会士商议。他们担心几十年艰辛传教成果将毁于一旦。建议嘉乐采取变通办法,适当让步。经过协商,嘉乐提出八项准许的策略。“准许信徒参加非宗教的祀孔仪式,准许信徒参加祭祖,可对亡者面前行礼,烧香上供等悼念仪式”。康熙见了仍不满意。嘉乐此行既没有解决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对立,也没有解决教内礼仪之争的矛盾。嘉乐无果而返罗马。
   
   罗马教皇若知现今何必当初?这场礼仪的禁令,伤害了中国人民自尊的感情,使亲者痛,仇者快,为反教者制造借口。给中国传教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将一度兴旺的传教事业,坠入低谷。
   
   这场礼仪之争,历经200年左右,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为了挽救濒临消失的中国天主教,于1939年12月8日,要求教廷礼信部撤锁有关禁止中国礼仪的法令。于1942年,终于解除中国祀孔祭祖的法令。
   
   祀孔祭祖禁令的影响在教会中至今并未消除。很多信徒仍不敢纪念祖先,不敢向亡者鞠躬行礼。见庙宇不敢进,旅游时见庙宇不敢照相,误认“偶像”有灵气。甚至有人认为在室内挂耶稣的画像,也是犯“崇拜偶像”之罪。信徒务要扬弃无知的遗传,提高神学信仰素质。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林前”8:4)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原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被称为基督教黑暗时期。他们用愚昧无知神学思想,使神的真理暗昧不明。(《约伯记》38:2节)他们贬低人性,崇尚苦修,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参《提前》4:1-3)在中世纪,创立购买“赎罪券”制度,否定因信称义之道;设立“宗教裁判所”杀害科学家。已成为文化艺术、科学发展的障碍。16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经过宗教改革,扬弃中世纪罗马教皇落后的神学思想,恢复了基督教历史的原貌。
   
   康熙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抵制罗马教廷的禁令,无可非议。康熙说:“祀孔祭祖同天主教的教理并不抵触;天主教的《圣经》与中国的经书有许多相同之处……”康熙对耶稣会士苏霖、巴多明等人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印票的西洋人,与有印票之人无关。若有地方官员一概禁止,可再来启奏。”我们应当完全拥护支持康熙与利马窦对礼仪问题的观点。
   
   但很不幸,反教者趁机开始抬头。自罗马教廷礼仪禁令事件之后,延续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均执行禁教政策,长达100多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当以史为鉴。
   
   
   
   
   
   
   
   
   
   
   2014-2-28注:1979年我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先从事内科医生工作,后从事精神科医生工作。作为精神科医生,对脑科学(精神医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是我的本职工作;作为医生,对生理学(生命医学、生物学等)的研究是我的本职工作;作为科学工作者,对物理学(以及化学等)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份内之事。经过30多年的科学研究,我对一些物理学、生理学、脑科学有了一些新的理解,提出了一些新的科学观点。现,随着我的科学研究告一段落,我也完成了我的“科学研究成果报告”——《宇宙与精神的终极》。其中,我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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