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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和普京夺岛

苏联解体和普京夺岛

   

   刘自立

    

     人们议论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事件,很少将解体苏联之(俄罗斯)国家身份和乌克兰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互连思索;或者说,乌克兰被俄罗斯要挟割出克里米亚这件事和俄罗斯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俄罗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定性和属性究竟如何,这是民主俄罗斯和民主欧、美之间的冲突,还是专制国家和民主世界的冲突?坊间罕见予以分析。事情的缘由应该是,如果说苏联解体,建立的是民主国家,那么,今天民主国家对于自己的比邻乌克兰施行领土吞并且施行武力威胁,这种行径的民主内涵,究竟何在?换言之,如果苏联解体瓦解了苏联帝国,这个正面的肯定和俄罗斯自然进入民主国家行列,是不是一回事?我们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俄罗斯历史除去革命传统(“斧子”主义——列宁和赫尔岑……)和帝国传统以外,本来就没有民主价值及其操作系统(政治路径),作为其文化自由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路标派,寻神派等)之补充。这样,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普京,其实,他们完成和被动应付的是后苏联-新俄罗斯出现时期的苏联解体,而不是和苏联解体对应出现的民主规制。苏联解体这个“破”,完全不等于民主俄罗斯这个“立”——也就是说,破旧不是立新;而是破旧没有被破成,而仍旧是除旧立旧——如何才可以破旧立新,道理也十分简单:破处苏联帝国疆域和梦想,是和建立民主俄罗斯相辅相成的;立新照样和除旧一样,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需要清理所有由索尔仁尼琴甚至普京遗留下来的俄罗斯特色政治论(非政治论)。

     而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史完全没有照此办理。这样,苏联解体时期没有被清算的KGB,普京一类人物,自然可以混水摸鱼地上升为俄罗斯这个底色不清的国家之主宰;他和梅德维杰夫的双簧表演居然在俄罗斯没有引起绝对的反弹而被蒙混过关。人们看得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才在这个表面现象上保持容忍和不容忍。其间,以索尔仁尼琴等人主宰的后苏联、新俄罗斯意识形态状态,以仍旧主张回到老俄罗斯时期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归属上去,反对欧美(西欧)政治路径甚至意识形态,从而保持与普京的某种一致性。所谓“冷战结束”而意识形态死亡这个假判断,也成为人们吹捧政治朦胧俄罗斯的一种世界范围的说辞。而冷战其实并未结束——而以这次乌克兰危机作为新的复燃点。意识形态是不是死亡,并不决定于国家政治和外交博弈,而取决于价值取向和制度制定。换言之,俄罗斯普京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和他的民族主义和大俄国主义互联,而是和他的kgb主义互联,和他的变相的政治独裁和政治专制相联系——虽然我们也大致认为他尚无力施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统治(这里有一个中国人极度关心的,从极权主义转变成为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探索?它是不是再度从专制主义转向民主?)真理含括于价值追求;没有这个价值追求的真理,就是意识形态之负,之误。所以,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其实原自反意识形态的初始和素朴观念状态,含括宗教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价值原则,并以此推断世界是非和主权维护。但是,由于国家关系和资本本性时时刻刻转移着纯粹的价值原则,甚至时时刻刻对之予以涂炭和扭曲,为了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即便在西方,人们也会对普京这样的独裁者施行对于毛,格瓦拉甚至卡扎非似的适应和拥戴。他们认为俄罗斯价值的文化传统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关系仅仅是地缘政治而排除了意识形态,其实不然。

     进入20、21世纪以来,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很难区分开;而天赋人权(人赋人权)和国家主权又纠缠一系。所以,一些学人将此课题转向人权诉求的“人赋状态”(入阿伦特等)而以人权和主权对弈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自由之尺度。一方面,与人的尊严保持一致的宗教因素成为痕量人权的主要标准,抑或反之,也是这样,人的尊严和政治自由更加联系紧密,无克分割。这也是时代属性和现代属性使然——但是,这个人权“人赋状态”和西方政治-宗教双轨制并未终结,依然是一事两体。宗教对于政治和政治对于宗教的治衡之历史,永远是解读西方历史的钥匙;丢掉这把钥匙,西方历史就会进入一团迷雾。所以,提出意识形态完结论和历史完结论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的意识和观念总是和价值、制度互联而无法涤除之;价值坚守和制度治衡是正面意识的一种坚守而不应(也不会)放弃。从这个角度进入政治、外交是非的判断就会十分容易。如果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加之克里米亚独立课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政治延伸问题,是一个价值外延问题,那么,定位俄罗斯政治就会比较简单;这样的定位无非具备两种可能性:

     1,俄罗斯专制政府重复历史上俄罗斯专制政府的做法,施行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侵略)反对乌克兰进入(北约)西方民主轨道,企望吞并克里米亚。(50年代,赫鲁晓夫给予乌克兰一个克里米亚“主权自治”,却未将无法施行自治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予以翻覆——他的自治和归还,当然是一个假问题。(参考传统自治:如古代威尼斯似的,甚至集权时期西欧真正的自治——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自治)。

     2,假设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施行类似英国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模式的、民主国家解决原附属国抑或殖民地问题;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英国对于该群岛的自决和武力弹压

     是历史遗留课题,而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国家领土。莫斯科对于克里米亚的霸占,完全处在和国际法对峙的境地。

     3,如果把这次争端定位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上,那么,欧、美和俄罗斯的纷争也许还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但是,从现在的情形和实力判断,克里米亚走向,也许,真的会输在地缘政治和地理属性上面,而不由价值和政治决定之。这当然是一种新的挑战。地缘政治多次压倒价值政治之先例历史上俯拾皆是。比如二战联合斯大林就是一个大例;加之70年代美-中之间的联合。等等。于是,价值不单受到资本博弈的挑战,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也是这个战略朦胧的师范和绥靖。

     所以,普京制度,从戈尔巴乔夫以来,就没有完成这种现代性政治的改革和转进;既然没有这种西方传统政治路径的治衡和约束,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自然可以凌驾于俄罗斯议会和人民,让俄罗斯“政权党”成为后斯大林主义的一部斯大林主义机器。这部机器,也许可以吹捧斯大林,或许批评之,但是,这个普京主义和斯大林大宪法、斯大林大帝国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太多不同;不同的,只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些微区隔,而绝对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之解构。于是,接下来的课题,似乎可以直接进入关于普京俄罗斯国家政治的侵略性质,和他的所谓苏联解体,自然进入民主归制之矛盾。这个矛盾是自然而然并不稀罕的货色。其一就是,普京的KGB身份本来就是苏联货色的一部分,他的阳谋或者阴谋于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帝国对于西方甚至土耳其对峙状态的继续(虽然,在此状态中,有托尔斯泰主义在呵护和吹捧他的文学价值之“克罗采奏鸣曲”(他的小说)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而不同于政治价值之俄罗斯风格之追求……)。

     其二就是,苏联解体和普京侵略,本是一事两体,它们之间并不矛盾;所有体现在民主俄罗斯政治中的那种假相,不过是戈尔巴乔夫无力,叶利钦无能和普京无道之间的逐层转替,而且日渐堕落于独裁体制之特色。三,外交成为衡量俄罗斯内政的一种尺度;就像内政同样可以检验外交的意识形态一样。坊间所谓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乌克兰一部分可以遏制中国之怪论,严重忽略了俄罗斯-中国战略一致论导致的,当今世界格局的分崩状态。这个状态不是俄罗斯要遏制中国,而是它要和中国遏制美国和欧洲。这是被一些独发怪论者严重曲解的观念——就像他们说,希特勒可以打击欧洲,是为了最终消灭(苏联)共产主义。最后,我们看到,苏联的版图和旗帜之东、西双向,双鹰的象征意义;以及由此意义指导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联盟野心和野性驱使的、那种后斯大林主义的归宿。这个归宿包含普京主义在当今世界施行之胜、之败的那些缘由。如果普京们可以随着他们控制的所谓公投,实现一部分原苏联帝国的扩展梦,他们的举止,必然遭遇到欧、美的制约和打击。于是,他们这个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的企图,就会因为饱受刺激而越发膨胀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苏联解体的恶性循环就会告诉人们,如果这个国家,这个体制,没有做好转变和奠基民主基地的工作,即便发生了帝国的、某种范围和某种程度的崩溃,解体甚至蜕变,但是由于他们的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元素不散,它最终也还会魔术式地将那个民主甚至自由的假相,彻底还原成为崩而不溃,复辟成真的专政。在此意义上,无论如何估计戈尔巴乔夫的转变,也是意义不大的一次偶然事件。意义所在就是,不单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俄罗斯本身也会必然发生第二次革命,第N次革命,就像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会发生这样的革命一样。因为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需要这些解体后重新建立体制,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追求和革命体现。就像中国人,现在,无论争论宪政还是改革,他们的路径实践和文本实践绝对无法脱离。不然,可以有N多人出来写作百种宪草,但是组成宪政的人事,社会和政治无以支撑此草,彼草,宪草也就无济于事矣(可以参考俄罗斯没有政治反对党这个严酷的历史事实和现实)。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写作什么宪草要艰难艰巨一百倍的事情。有无这种施行宪政的可能和国人懂不懂宪草实现的前提——真正的共和;真正的各个阶级的权限和斗争——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人们不去做些宪草承载和载体建造的事情,国人宪政梦想的素愿,必定落空。这个落魄和落空的缘由,就是人们常常所说,苏联的今天,(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难道中国的明天,就是普京的今天吗?这个明天果然如此,难道不是百倍的悲哀吗?……于是自治课题成为还原俄罗斯问题乃至世界政治问题的一个发源点。我们前此撰写较多文字说明这一点(可参考有关文章)。俄罗斯自治和他的村社发展,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进行竞争和博弈间一个双向走向之课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村社雏形可以走出资本主义困境,而导向恩格斯,赫尔岑,列宁之挥之不去之社会主义前景——而斯托雷平主义,则是要击垮这个社会主义原型而引导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从而抛弃村社-社会主义。这个反对斯氏改革的机缘被列宁利用而咬死了这头双头鹰——列宁成为新的俄罗斯帝国的创造者。这样,人们不难看出,俄罗斯自治内涵包含的危难和险阻,它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和素朴村社主义的结合。而这个反西方自治,自由,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俄罗斯特色,正好为建立没有自治的俄罗斯苏联奠定了基础。于是,俄罗斯自治和中国自治同样被基本上毁灭于中央集权主义——于是,不管是中央极权主义还是中央集权主义,它们都必将成为人们反对乌克兰被威胁,克里米亚被吞并的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克里米亚事件和民主自治势成反阵,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加专制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的挑战。难道人们可以因为这样的挑战而放弃原则吗?最后,我们可以重温关于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帝国主义这个论述。正面之,自始于罗马帝国和希腊帝国;其主要正面因素就是它们的自治——而罗马帝国灭亡的主因并非其腐败和战败,而是因为自治作大和膨胀——这个东西的发展和灭亡势成反阵——就像正面帝国主义(含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的自治交织于殖民地政治、殖民地经济,等等——殖民地成为自治的异数和另型。而中世纪自治,神圣罗马帝国自治主义——则是正面自治的典范:威尼斯,米兰,佛罗伦撒,等等……——这个自治延续到国家统一和集权主义时代。而负面帝国主义就是消灭自治,只留下非自治型殖民地,取消自治的主权和人权,转变自治成为现代资本+殖民地政治(就像人们现在担心香港的所谓自治那样)。简而言之,负面帝国主义就是第三帝国模式和前苏联帝国对于东欧和它的加盟国家的主权剥夺。故此,俄罗斯问题和乌克兰问题,就是要不要还原西方意义的自治而不是苏联加盟式伪自治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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