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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妓转型论？ 挺妓转型论？
刘自立
有人评议东莞扫黄问题突发高论，说，妓女（或者说维护妓女）是国家转型民间机制论；说，央视谴妓是改革完结论——于是，官方改革似乎让位于民间护妓转型——此乃奇特一论也！笔者也有感想，说来异议之。首先，中国黄毒本来就是官－民一体之权钱元罪导致的恶毒现象。不管东莞如何民间，还是不民间，官家插手，后台作业和权力督导，本来就是黄毒黑百一勺汇，哪来什么央式妓女和民间妓女之区隔。黑社会背景在中国就是官方背景。所以，在此一点上，把东莞定作民间，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转型来自民间，但是，转型不是来自对于社会所谓黄毒问题的任何容忍；这个不能容忍，和不能容忍“央视妓院“，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没有什么不同。
三，之所以给出不同，只是认为主流灵魂不洁和次流肉体不洁之虚言——须知，次流灵魂也是不洁的。所以不管是公知还是私知，之所以把个区区东莞事件放大成为改革和转型两大问题，其本身，就是因为企图在社会黄、毒酱缸里面，寻找龌龊和干净之矛盾；但是，这个龌龊里面没有干净。
四，这是关键问题；因为中国改革转型的无望和悲观，妓女问题被拿来代替严肃的改革和严肃的转向问题，施行黑色幽默和幽默式拯救，这是整个民间社会无法整型和取向的一种失落感，并不会因为东莞是哭、还是笑，就会一竿子解决。
五，中国妓女问题本来就是跟随在国家体制和社会取型的问题之后，才可以议论的红灯区是不是合法之问题；在此问题解决之前，权力和金钱合作，施行不管是东莞的权力妓女、还是“西莞”的金钱妓女，总之，妓女都是权力布阵的牺牲品；她和几千年妓女制度永久不衰似乎还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六，所以，挺莞，还是贬“央”，实际上是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沉淀中，五大郎拔高，此乃无可如何的事情。
七，所以公知挺莞，不过是他们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在此问题的颠倒中颠倒问题，施行并无多少价值的颠（挺）三倒四。我们说，即便东莞不哭、仍笑，难道转型就会在这类本来就是政客和黑佬控制的妓院无价值、有价格论中，看到些许曙光吗？这是一种无视妓（莞）院——“央院“一体论的偏颇倾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说白了，就是中国公知根本就无法、也无能在任何严肃的课题上施行转型研究和改革批判，只好放大一个妓女问题，施行价值，道德和是非扭曲论。这类扭曲在坊间比比皆是。比如说，关于改革的党内健康论；比如说，尾大不掉可以甩尾论（有限清算和不清算论）；比如说，威权－集权－极权混淆论；比如说，无条件转型论和真相相对论（真相永远不会真的还原论……）……不一而足。这之中，关于极权主义定义的论述十分罕见，倒是把中国封建－郡县和专制－集权，混同于CP体制，一起加以批判。十分清楚，妓女问题如果单纯就事论事，她就是一个假问题；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有合法或者非法妓院和妓女；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和荷兰的民主议政，本来就是两体互存而并无多碍的。
至于中国的“阿市”为什么就不是荷兰之，巴黎之和香港之（而香港正在变得更加以权力和太子为主），那不过是因为权力和金钱的来源不一；一个是真正的市场来源，一个是真正的权力来源。于是，妓女服务也就就此有了区别。一个是为了有钱的大众（或者小众），一个是为了官吏和大佬（权钱合一者）。于是，不管是东莞还是“央莞“，他们都是权力消费的非转型类型。中国公知之所以挺一面而贬一面，全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另外一种真正的、不是由妓女为主的转型力量的潜质和显质。于是，妓女转型论，成为他们或言乐观的一种方式。这是十分可悲的中国方式之一。
如果按照真实的权力斗争格局分析此事，也完全不是公知们所言之民间妓女“很好”论；且不说莞方早就放话说（对那些感到恐慌的妓女）：没有事情，你们只要晚点上班就可以……而那些躲在背后的贪墨和黑佬，究竟会受到什么追究，人们还要拭目以待。就此一面而论，支持莞鸡，没有任何政治敏感在此呈现，而是一如既往地柿子拿软的捏——这是中国公知群体流离在体制边缘的一贯伎俩。更有甚者，他们施行这一招，倒也并不耽误发财致富甚至高官得坐，高薪的赚之机。于是，一种奇奇怪怪的“边缘批判主义”，开始在体制之边缘游戏有余而得益非浅，名利双收。他们的伎俩和策略之一，就是见软，见偏，见“莞”而上。这种极权主义生存边缘的公知主义，可以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地，双向取道而黑白通吃。这类人被看成东风不健西风健，南墙不碰碰北墙的技术主义分子。在这类分子之中，他们看准了官方可以不得罪而民间可以大忽悠的机会主义策略，施行一种他们的中国批判特色，且占据所有他们的舆情阵地，为其主流和排斥其他。
这是一种极权主义中国现象的表达。这个极权主义表达的本质之一就是，洗脑和反洗脑之间的一种夹缝状态，收藏了他们的祸根和财富。这种主义和策略的应用，特别表现在此次莞妓品评的定位上，其误导民众于另外一种对于东莞黑社会的政治容忍和经济宽宥。这其实是一种十分不当的选择性批评和选择性责妓之中国现象，中国公知现象和中国“转型”现象。这个现象，和一早有些人怀疑一切和戏谑一切的虚无主义，实际上一脉相承；因为，前者是在解构CP的同时，把一切价值同时加以解构，而枉顾价值恢复本身；后者，则是借打击所谓央体而放过实际上和央体毫无二致的“地方之央”的那些黑白二兼；其中根本，就是没有鉴别，没有分析其彼此、对错和是非之分。这个东、西区隔的和南、北分野，枉视中央极权主义和中央－地方主义之一体风格。他们独自发明如“东莞正确论”，并籍此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这难道不是对于政治常识的背道和掩盖吗？如果真的按照这样的主次区分地方和中央，是不是可以籍此发明或者创造一个地方起义和地方自治的崭新转型希望呢？去问问那些莞佬大亨他们的想法吧！
于是，事情的本质和范围，业已涉及到如何估计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见斯民《论集权和极权》）在此一面，主要分析所在就是，极权主义是在扑灭西方历史上所有自治主义（含城邦，自治市，公社，卡斯体尔，……）；而在中国，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之间的封建和郡县反覆，导致了和日本迥然两样的政体区分：一个是郡县回到民主（——自大政还朝以后）；另外一个是废封立县，施行准极权主义。这样，西方地方主义与中央主义，在演变到统一国家之集权主义时期，仍旧保持着他们自古代和中世纪以来之自治（不要说进入民主时期）；而极权主义相反。这样，在一个较大的政治原则上，极权主义里面没有地方与中央的分野和区隔。这是他们区隔于集权主义的主要特征。籍此而论，作为普及政治常识ABC的所谓中国公知，本来就要宣传这样的政治原则和特点——他们应该告诉有关的人们，特意区隔地方与中央，不是分析极权主义的基本方式——莞之中央性，十分明显；几乎与央无异；而不是强调其并不具有的地方主义（——这是自治主义的称谓，不是极权主义的称谓）。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现在地方与中央的某种紧张关系。但是必须强调一点，这种紧张是在央式的体制下的紧张，而不是独立之，自治之，倒央之之紧张——相反，他们的隶属关系，迄今并无多大改变。如果依据这样一种“紧张”，就做出类似西方自治一类地方与中央之关系定位，就是误导前提和错误剖析。这是一点；另外，极权主义之客理斯玛状态，包含对于地方统治的绝对状态。但是，这是和那些魅力型－魔鬼型领袖的非理性体制密切相关。现在，这种体制业已发展成为后－极权主义特征。这个魅力型的转调和走音，确实，使得极权主义大一统天下发生根本动摇。但是，在没有彻底转型以前，这个转型后的特征，无法套用在此之前——换言之，人们不能将地方与中央的、并无本质区隔的区隔，叫做地方积极意义和中央消极意义——不，现在的弹性伸缩，基本上，还是框架在中央的一体性体制之中，并未改变。其间的伸缩和拉扯，并非由地方的官僚或者资本控制之，更不是妓女可为之（或者呵护妓女说可以袒护之），而是如何插入当地民众之觉醒、之作业。也许，舍此无他。
2014年2月16日
《议报》
（2014/02/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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