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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尭追索卞案

王晶尭先生追索卞案真相记

   

   刘自立

   

   (作者案——

   

   此文发表于前年。因由为,一些红卫兵和红外围对于王(晶尭)老坚韧,持续和勇敢追索卞案真相,怀抱一种“拿来为用”的策略,施行打进去,拖出来之办法,以期达到怀柔政治之目的,故而浅记这些事端细部,以待放出魔鬼(魔鬼在细节中……),辨清其陋。现在,她们中人又抛出所谓公开信,期望代替她们没有获得的“和许唐枫碰杯的照片”,“安抚”天下,续罔其史,为红卫兵张目。其中,大致细节发生在2006年以后。再前,有卡玛电影为红卫兵辩护,说是卞因心脏病并发致死,云云。自《记忆》四十七期刊登“五人谈”以来,这轮攻势,正式拉幕——以至于道歉戏码和“公开信”,了了不了。故此,这里刊出前文,对于王老一个人抵抗红卫兵和平庸的恶,做出粗浅分析和记录,以示读者,以示历史。

   

   此文此次再发表,原标题做了更变。)

   

   王晶尭先生今年耄耋九秩,而精神绝好,身体健硕。何以老先生有着如此顽强之生命力(我们称为伯伯——因他是笔者父亲燕京大学学友、战友,皆为抗战时期“民协”创始人),因为有一种精神支撑着他;这个精神支撑是什么?就是研讨历史,谴责文革,追索卞仲耘、他的夫人惨死的真相。卞老师殉难业已四十七年。66年8月,卞老师死于红卫兵的毒打重殴之中。在此案件中,凶手和组织者是谁?凶案负罪者如何估量?案件申诉和拒申过程怎样?案件何时可以真相大白?……王先生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从他四十多岁到九十多岁。这个坚守和求真的过程,也被老人叫做,“我一生都背着十字架……”——果然,在他家墙壁上,悬挂一副“最后的晚餐”图。其中1966年的案件里面,谁是受难者?谁是拯救者?谁是犹大?这也是一个问题。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人对他的采访中,在他们撰写的关于卞案的文字中,王晶尭和卞仲耘,无疑走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前沿(可参见徐唯辛先生的有关画展)。于是,人们记住了王先生的声音,行止和气质。这种坚毅而从容的性格,是毛权变易后中国知识分子罕见之例;这种气节和品格的保留证明,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并非都是属于“平庸之恶”之人。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路径。其间的有力证据出现在1966年的酷暑。那就是,在所谓阳光灿烂之日,卞仲耘副校长(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被红卫兵活活殴打致死。在此案件细节不明而毛营造的血腥高压气氛笼罩北京之时,王晶尭拨开恐惧和威胁,走上了记录历史的第一步。那就是,王老在凶案发生之第一时间,用照相机记录了卞仲耘死难的现场(医院)照片。从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即他毅然公布卞案的主要档案(包含和宋彬彬于六六年夏天的谈话记录;见后),其间历经四十七年。可见他一以贯之的韧性精神和坚毅立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王老是人间飞地之人,没有恐惧和犹豫。但是,最终的抉择才是定位的定论。现在,可以说,在王老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在他将宋彬彬矢口否认的谈话记录予以公布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改变了,战胜了。是的,当一个人战胜自身弱点,那好比突围之旅,陷敌之师,何敌不克,何功不制?在此过程中,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打破缄默,口出箴言之证。难道这不是印鉴于史,关照于今之至理名言?

   

   (当然,我们的补充是,卞案的政治批判,历史追究和法律探源,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一体研究;固然,法律审判的难度最大;政治批判和历史追究,次之,是我们可以进行研讨和申诉之可能;其间,政治批判的原则和历史追究大体一合——而法律审判和上述二者,异同不一,不好苟合。因为,这里牵涉到很多无法、(几乎)无法厘清的界限和内涵。比如,如果政治批判被法律审判片面取代,很多事情、事件和案件,无法实施,只能搁置;如,对毛(未来)的法律审判和对其进行政治批判之间,既有现实的距离,也有外交的隔阂;前者,无现在时,后者,则完全是现在时……。如果毛被审判于未来,中美关系,毛和尼克松之间,难道具备任何法律纠葛之关系吗?这个话题游离主题之外,却也是卞案定位不可或缺的考虑——无法诉诸法律,就是美国人哈理斯先生无法介入到完成的、仅仅是法律起诉之难题。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批判,还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如如果诉诸法律,在美国轰炸科索沃和利比亚以前;在穆巴拉克被美国人放弃以前,是不是有任何国际法庭可以针对任何罪行、罪人施行人民反抗之前的起诉呢?他们起诉斯大林,毛和金了吗?……再如,现在他们要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这就是政治-法律分梳的实际课题和理论课题之悖论悖证。等等。)

   

   王老起初没有这些担忧和顾虑。他在卞仲耘被打惨死不久,他第二天就买下一个照相机,准备记录真相。这个举动非常难得;多少文革被打、被害者人群里,也许我们只是看到王晶尭一人选择这种做法。这要付出如何的勇气和智慧。于是,关于卞仲耘的一张张死难遗照,一件件遗物,尸衣,什物和家属伴之之惨景,开始从王老的备案之中走到历史前台。中国人胡杰,徐星,张敏……将这些故事,这些画面,记录在他们拍摄的电影和广播之中(《我虽死去》,《我的文革编年史》,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录。等等)。(德国学者魏格林说——“可以这样说。但是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关于文革题材的,但是只有英文版本。这就是电影《MorningSun》(《八九点钟的太阳》, http://www.morningsun.org/film/) 。我们的电影和《MorningSun》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Morning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美国人哈里斯,德国人魏格林将王晶尭讲述和控诉的历史惨案,通过自己的言笔,传播于世界。在胡,徐二先生拍摄的电影中,王老证实,作为见证人他是卞案的精神和物质的遗产保存者;是针对红卫兵歪曲历史,杜撰“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八九点钟太阳”的直接质疑者——而我们认为,卡玛,是可疑的李芬斯达尔(见卡玛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暨笔者对此影片的批判)。可以说,这是王老和世界正直之人对于红卫兵文革后企图罔史欺世的首次回击。

   

   在与红卫兵抗争的日子里,缘于王老的宽厚和包容,他没有察觉,“潜入”他家里帮助他整理材料的人,居然就是红卫兵的红外围人员——以至于她们借助整理王老的材料,“窃取”了王老的史料,并对此进行取舍和杜撰。王老在观看卡玛电影的时候敏锐以察,就是红卫兵中人所谓卞老师被打,“死于心脏病”之诡辩开始出笼(中文片,无此说法;英文片,有此说法——其间蹊跷险恶如此。)……此后,王老在和卡玛等前左派接触的时候,又出现很多面目不清者登门王室,企窥王秘。这段时间是一段朦胧期。此后在师大女附中施行校庆的时间,王老终于发现了这些前红卫兵正在有组织,有蓄谋地全盘计划控制王晶尭。这个计划,逐步展开。其一,就是借机帮助王老整理材料,“窃取”王老的全部资料为其择用;以“说出一部分事实”,歪曲一部分事实,以歪曲和隐瞒全部真相,达到她们最后抛出“抢救卞仲耘”论,歪曲真相,遗误历史;第二,她们以其似是而非的文革观影响王老,诱使他最终得以与其言行保持一致,将卞案官事化民,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第三,他们接触王老,是为了继续觊觎王室,伺机一逞,达到她们抹去红卫兵罪行的最终目的。但是,自从王老发现她们的企图以后,这个打算,完全告吹。四,于是,她们历经对王之史料研究的筛选和负择,依次抛出了“五人谈”(谈话人是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和叶维丽)和宋彬彬文章“四十年要说的话”,妄图混淆视听,颠倒历史。这个过程,是外间人士和善良读者绝对不知之内情,之谋算。王老及时发现,及时转身,给销蚀和涂抹卞案者一个硬钉子,一个强回击。(参见我文《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载《民主中国》)

   

   在此前后,在几次采访王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捋清了卞案、即八五事件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唯一权威诠释人就是王晶尭先生。这是横亘在红卫兵谎言之前不可逾越的障碍。王老的存在,使得很多真相还原和道义坚持,变得有所依托。九十年代,也是因为王晶尭先生接待了王友琴,卞案真相得以首次在海外见诸报端。但是,王之“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说法,不尽准确(包含她“女性野蛮”的说法);不是“学生”(“女性”)而是“红卫兵”野蛮,红卫兵打老师,红卫兵掌权——而与此对照,红卫兵宋、刘(进)、叶(维丽)现在就否认“红卫兵打死人”,而编出“学生打死人”之谎言——学生,一般而言,没有这个特权;而女性,则是更为广泛的说辞,称其野蛮,不足为证;卞老师,也是女性……;这牵涉到我们称之为当年之“特权暴力”的极权主义史实。王现在并不更正这个说法。说明她用心良苦,取舍投机。她十多年前就掌握了宋-王谈话记录,但是从未公布,也从未引用——这和红卫兵掌握之,同样不公布之举无独有偶(!),殊途同归。如果她早年引用这份材料,公诸于世,宋,刘,叶等炮制的假相和谬论就无缘登台。有人称此为女附中人里,“右翼”和“老兵”的“攻守同盟”。难道不是这样吗?史料证明(大意):

   

   八.五殴打是一种组织谋划行为;她们要煞煞卞老师威风(认可了这次殴打不是偶然,无谋行为);

   

   卞老师无疑不是被所谓乌合之众打死的,而是死于红卫兵的暴行(否认了学生打老师的空泛之论);

   

   卞老师被打死后,她们当场欢呼(杜绝了四十年以后的“抢救论”出台);等等。

   

   虽然如此,经过人们的努力探索,卞案脉络及其背景还逐渐得到廓清。针对卞案,去年以来,红卫兵人士连续抛出她们的文章、谈话,复辟之风汹涌;用原来的批判和史料加以反驳,业已非常不够。为此,我们坚决支持和等待王老公布此一批从未在坊间公布的五、六份重磅史料,以回击这次曲史思潮和罔顾之风。并且重点指出,宋彬彬所谓:她文革期间从未见过王晶尭这个谎言,必须揭穿。可见,宋彬彬《我四十年来一直要说的话》:“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当然是一个谎言。文革“八五事件”后不久,王,宋即有谈话且记录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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