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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发生论及其他

大宪章发生论及其他

   

   刘自立(北京)

    

   一

     英文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里面的Charter,本义是“特许状”——关乎与此,基佐著称于世的权利/权力——自由结构之论述,铺垫了这个特许状出台的逻辑前提和社会前提。他说,“在成为权利——受到正式认可和尊崇的权利——之前,自由毫无意义。而权利即使受到了认可,如果没有坚实的保障,它也毫无意义。最后,如果权利没有与保障无关的力量在其权限之内加以维护,则这些保障就毫无意义。将自由转化为权利,用保障来维护权利,让这些有能力来维护这些保障的人来维护它——这就是朝着自由政府发展的先后步骤。”基佐重复说道,“这正是英国在斗争中所实现的进步。自由首先转化成为权利;当权利几乎得到认可后,它们又获得了保障;最后,这些保障又掌握在了正规权力手中。代议制就此形成。”于是我们看到几个因素在合理制造一种结构:权利/权力——自由——保障自由——回到权利——代议制政府——代表权利。是的,在此结构中什么是关键因素呢?就是保障自由和权利的那些因子。这些因子就是所谓封建——权力——自由——宪章。于是,封建和自由一起,成为保障自由之宪章的第一等要素;换言之,没有封建,自由和保障,宪章无法建立(这里当然请问,在极权主义环境中,所谓封建(其实是自治)和自由(其实也是自治)如何提供建立宪章和宪政的必要前提?(不要说必要条件,就连充分条件也谈不上)。这个哲学论断过后,基佐直接诉诸特许状之绍述:“英国贵族努力获得认可以及其权利明显地得以确立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约翰国王的统治;那时他们从国王那里要求并索要到了特许状(即charters),是国王向贵族或国民颁发的特许状,这是国王向贵族让步的标志,一系列特许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宪章和最后的大宪章。

     “根据情况,charters,有时译成特许状,有时译作宪章,其实两者往往指一个东西。”(见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来源》/下同)——而特许之故何在?首先,他是一种政治载体和宗教载体达成契约的后果——而政治的,阶级的,王权和贵族的权力下传和特许,成为这个所谓宪章的实际源泉(“那时流行的封建制有利于代表制”——这里,彷佛牵涉到我们再早谈论的封建——郡县——集权和极权——比较政治之日本大政还朝,废封(藩幕)置县和中国大秦的废封置郡之大不同之关系;等等,此略)。而王权和贵族之的阶级属性的分梳,分裂和结合,又是王权本身和贵族本身确实存在的证明;就像神权和俗权的确实存在一样不可割舍;反之,如果没有王权的妥协和贵族的争取之努力;就像没有圣-俗两权的纷争和制约,这个特许之状态当然不会达成。这是所谓自由主义状态下,英国和西方城邦政治和自治辖属的当然分权和主权风格(含基佐反复强调的地方分治和郡州法制——郡法院的一般性属权)。而自由主义状态之所以可以允许和特许甚至达成契约于王权,贵族权,人民权,圣、俗权一类的基本权力,是因为这里尚且存在更多达成大宪章的社会历史政治宗教因素。基佐对于卢梭的个体主义之反对代议制体制和“普遍意志”的契约教条论给予了有力抨击;谓之人人得逞的意志论,其实,取消了代表权利和个体权利的合一,而走上了个体-人民-统治的后来之极权主义模式。基佐对于每个人的意志就是权利/权力这个卢梭论,他分析道,“如果哲学家们希望给予权利一个正当的性原则,并将它限制在权利的界限之内,而不是将所有的个人意志提高到统治权或与此相当的地位,他们应该让个人意志处于服从状态,并在它们之上设置一个统治权。他们不应当断言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以及任何别人都无权违逆他的意志凌驾于他之上,他们应当宣布,如果没有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上帝的法则的许可,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或任何别人的绝对的主人,以及任何行动、任何一人统治另外一人的权力,都是不正当的。简言之,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应该禁止绝对权力,而不是在每个人的意志中为它提供一个避难所……”。(同上)

     这是一个看点。另外一个看点是,大宪章是不是仅仅作为王-贵-僧之间权力分享而排除了人民权力呢?不是。基佐在宪章一章中强调指出,“这些因素包含以下一些特征。这个在当时最完全、最重要的宪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教士的利益的,另一部分调解贵族利益,第三部分则是关于平民的。”除去规定王-贵利益和确保自由市权力以外,“就是增进所有人利益的宪章”;“至少三分之一的条款是来保障人民的利益”……。于是,人民问题再次(也许在英国是首次,或者主要是这次,体现到宪章里面。对于熟悉听惯人民正确论和人民万岁论的中国人,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人民“-平民概念呢?这是一个老课题。)跳跃一下,看看基佐批判卢梭契约论,或许有些启发。在此人民-精英结构和人民——统治结构里面,基佐主义的社会-政府说,起到了“契约后来论”起不到的作用,并指出了卢梭观点展露的破绽。他说,“……社会和政府是互相代称的;没有政府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社会的政府也一样。社会的真正含义中必定具有规则、普遍法的意思,也就是政府的意思。”他接着说,“克制强力和遵守法律,是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理。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存在,那可以说社会和政府都不存在。”“社会和政府的必然存在证明了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荒谬性。卢梭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景象,即人们已经联合成了一个社会,但是没有规则,他们需要努力创造一个规则;就好像社会本身的存在不是以规则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受益于规则的。没有规则就没有社会;那样,人们只能通过暴力而联合在一起。可见,将原始契约作为社会法则的唯一合理要求来源的学说,它赖以建立的基础肯定是一个虚假的、不可能的假定。”(同上)所以,仅仅从这个观念出发,突出人民(平民)和其他阶级不同的假设,也是枉顾社会结构(之阶级,之贫富,之王-民之存在的社会逻辑——进而涉及政治逻辑)之道,而为妄论矣——就像人人可以“意志”与之一样,所有人的意志一旦上升到“普遍意志”——卢梭的神话结构,那么,人人结构,人民结构——排除代议制结构,就会被马克思一类人凸现出来,凸现为人民结构,无产阶级结构和马列毛结构,而使得社会-政治结构最终为0。这是极权主义既反社会,也反政治之焦点。 

   二

     如果所有这些阶级权力平衡和圣俗权力平衡一旦打破,大宪章一类的特许合作本身也就被损坏和颠覆了;虽然这个颠覆是真实的,严重的,却是短暂的和反复的。因为,在英国人民和王室坚持大宪章的屡次努力中,这个特许状还是传达于今。但是,这并不等于其间没有挫折和“不特许”:我们看到基本资料的绍述(这一点大概被人忽视;维基资料——),“大宪章乃封建贵族用来对抗英国国王(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约翰)权力的封建权利保障协议。订立大宪章的主因是教皇、英王约翰及封建贵族对王室权力出现意见分歧。大宪章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的限制。大宪章是英国在建立宪法政治这长远历史过程的开始。然而例如1509年上任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随意杀害贵族和后妃,之后的玛丽一世杀害许多新教徒,接下来的伊丽莎白一世又处死贵族表亲,当时各地法官也由国王和贵族指派,可见大宪章并未被确实遵守。”

     这就是说,并非一步到位的宪章一旦制定,人间真理和自由之时就会到了。不是这样。因为宪章制定的阶级属性和神、俗属性要求的特许和谐,一旦被破打破和出现不和谐,人们就要去做那些并非文本和法本书理之事,而是回转头来,从新开始滤清阶级之间,圣俗之间,王-贵之间乃至贵平之间的、繁复,错杂,严重和具备挑战意义之各种关系;且还原这些关系的良性间性,使之可以契约,互动和支衡。当然,这绝不是要消弭这些阶级,挫平这些关系,乃至就像20世纪极权主义那样,消灭阶级和社会(也就消灭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的,在那样一个极权主义社会里面,没有谁可以“特许”于谁一个权力之许诺——那里没有自由主义——所以,就像英国之反宪章历史一样,宪章的制定和出台本身,与其说是事情的结束,不如说是历史的开始。所以,约翰王本身签署和违反甚至背约此宪,业是历史常识,而不被那些认为宪章文本一如万应灵单者类注意和反思。

     宪章本身的签署,施行,废黜,违章甚至背叛,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像这个特许状发生以前那样,她并非独一无二之产物。在此一章以前或以后,很多宪章一类的特许状,早已频频出炉,最后,造就了这个唯大之物之出现。基佐们提供了很多这类文本和“特许”因素。我们据此略加介绍之

     ——1066年签署了给予臣民一定权利的《王冠宪章》。征服者威廉在《王冠宪章》中宣布,保证要“用正义统治人民、把国王的一切供给人民”,他还保证要制定正义的法律,并且保卫它;他特别强调将禁止各种掠夺、暴力和不公正的审判。(基佐认为,1017年,他(威廉)“他为宪章起名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坚定不移地遵守某些法律的宪章’”。

     ——尚有一部“忏悔者爱德华法” /“The title Leges Edwardi Confessoris ‘Laws of Edward the Confessor"’refers to an early twelfth-century English collection of 39 laws”(大意:冠名“爱德华忏悔法”,参考了再早十二个世纪英国三十九种法本之聚集而撰。)——有资料言, “指約1130-1135年間用拉丁文寫成的法律文獻彙編,記述截止到亨利一世在位末期前的英國法律,其目的在於維護教會利益,但其所述並不可靠。”(资料)

     ——在英国贵族的斗争下,1100年国王亨利一世被迫颁布了一个宪章,史称《亨利宪章》。这个宪章保证教会的自由,保证贵族的继承权。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亨利一世表示限制他在控制贵族家庭妇女婚姻问题上的权力。(以后,“亨利的继任者斯蒂芬和亨利一样,授予他的国民很多特许状,……”(同上))

     ——“亨利二世于1154年所颁发的特许状,无非是对权利的认可;没有任何新的许诺。”(同上)

      ——1162年的《克拉伦敦宪法》是在基督教的西部派同以英王为代表的王室利益发生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它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国王和教士之间的关系,给国家权力的运行设置了一些限制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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