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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周恩来

也说周恩来

   

   刘自立(北京)

    

    

   一

     周恩来是怎样一个人?其历史地位究竟如何评价?其与世界政治家和世界政治之关系又当如何考虑……这些都是大问题。之所以说其大,因为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和痘町举证,就可以完全说明白。之所以这样说,我们跟随这样几种逻辑。一种是,在毛时期,极权主义发展、分化为弱极权和强之;在弱,强之间,尚存在周恩来系统的不弱,不强之派系;这个派系,以对于毛的不作为甚至助纣为虐为中庸之道,以恃保存其观点和实力为基准,施行毛的某些方面的体制内运行和维持经济(生产力论),而反对施行完全的、彻底的、不要经济和教育的,纯粹的群众运动。第二种是,周恩来系统实际掌握的国际外交权力,让毛在西方左派和右翼政党的马基雅维力主义之相对主义均衡政治中,占得一席之地,而提出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反殖民主义观念(涉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让西方政治错误论和殖民主义失去支持;而支援世界革命和以革命的名义沆瀣西方资本(日本,西德,香港等等),让周-毛政权既有资本还原的余地而又消除了世界根治毛主义的可能(比如,64年和法国建交,周恩来访问十四国,后来,后周时期,CCP加入联合国和与美建交;等等)。第三,由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某种混乱和混淆,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其国际战略,均势政治乃及无原则资本运作,让中,美,苏(――俄罗斯)等国家的地域政治和策略政治,占据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益之政治的上风——而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导致的民族独立-民族独裁,使之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博弈,变为一种对抗曼德拉民族-民主独立的、几乎是主要力量;这样,周恩来外交遂取得在中国彻底丧失人权,饥荒和死人政治后,不被追究地获得了所谓亚非拉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对于周恩来外交旋风的崇拜(这当然不是上帝和西方赐予之之克里斯玛崇拜)。最后,作为对于周恩来现象的总结,我们势必要论证极权主义中国的某种政治比较学;这个政治比较学的细节不能也无法施行虚无主义方式予以忽略。当1976年周恩来死时,万众上街纪念而痛斥毛为当代秦始皇的情形,大家记忆犹新。这不是万众之错,而是万众之不错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课题。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不能不区隔毛-周之间的异同。不加区隔地施行一锅端方式,就像说,对于文革和七千人大会,毛刘一体,毫无区隔之论,也正好是这种对于极权主义细节不加区隔的虚无主义方法。以下,我们稍加细节而简单评述之。 

   二

     关于强弱极权之间的间性关照,可以回顾文革中的这个故事;比如说,文革中,周保陈毅,不保贺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个事情说明什么?说明贺龙,毛不保——陈毅,毛保——姑且就算如此。但是,在保不保陈毅这一件事情上,周起到某种他人不能起到的作用。而出席后来陈死追悼会(毛穿睡衣仓惶出席),在北京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凡是记事不枉之辈清楚知道,这是一种毛向周,其实是,达成退让或言达成妥协之行径。这个行径和后来毛反悔整贺龙,周给贺龙鞠躬七次,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即便如此,毛-周之间关于林彪问题的博弈尚在进行——而周临死之际发出的、关于他“不是叛徒”的叫嚣,也不像坊间述说那么简单——而他关于他在历次路线斗争的错误之表白,提醒人们毛僭越其领袖地位而让延安整风变为整肃周恩来之历史……这个两面的说辞,正好是周-邓之间于毛施行某种“死谏”之方法——乃至四.五运动邓被打倒后,毛亲自让汪东兴照顾搬去北京东郊民巷之邓,且给起配备厨师和伺员(这是一段少有人知的细节之一)。至于毛究竟何以不置邓于死地而促其再生,难道与周死后之类似诸葛亮木象吓司马之举,毫无干系?毛,周出席文革中陈毅追悼会,说明所谓文革的“第一次文革“之战略转移——此转移,就是毛从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返回到某种体制内专政方式的重新使用和偏重之;而周代表的、杨小凯等人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开始在陈毅追悼会后,重振其营,且保持了在“二月逆流”派,周恩来黄埔系派和四人帮之间的某种平衡。记得陈毅追悼会后,很多被批被整的老干部欢呼(小声地……)雀跃,奔走相告,一时间,好像真的有点小阳春味道。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说明,在毛施行我们所谓强极权和民粹文革时期,周在旁施行一时间的帮助和“制约”,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把周简单看成毛之替身,很多事情将无法解释;抑或说,毛身上甚至保存了周的某种“正统“统治策略——就是反文革大嗡大轰之策略——周-毛,施行某个阶段的合一之道。

     这个证明,在召开所谓四届人大时期,复又发生。毛在最后关头让周组阁,摒除了王洪文、张春桥的组阁戏。记得好像是在那年的十一节,周出席宴会,带着病弱之躯,发表了本来索然无味的例行讲话。但是周的出现本身,起码引发了大、小干部阶层里面同样的弹冠相庆,窃笑于兹。于是,街头巷尾,茶室隅堂之间,都有放松一口气的感觉。(那是所谓“民主与法制”之提法首次登台献艺——而其关键之点,就是施行所谓社会主义法制——而这个东西本来被作为文革异端思潮提出,其实大谬不然——它是后来CCP施行所谓社会主义法制之提法的全部实践的总括,其本质就是反对法治——就像杨小凯提出的极左毛式“第一次文革”与反对第二次文革倒退论一样,它不过是巴黎公社屠戮全部法国知识分子的戏码的重演……)当然,最后一种,就是周死后,十万人街头相送。如果说,这是愚民和受蒙蔽之举,也未尝不可;但是,民心在当时当地如此,难道就是一句所谓不知真相,民使由之,克里斯玛……,可以概括的吗?比如,我请教过李慎之先生后人。谓之,你父亲可最后写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他们回答,写了一个头,没有完成,大概两百字。但是,李写的关于人民国外交政治之文章,可以从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侧面,关注周恩来这个人。(见下)以上所谓几次起码的、在干部和知识分子圈子中引为放松的(小“解放”的?)那种喜悦,人们固然可以一棍子现在打死,说,他们不过是一些愚民和奴才之媚——笔者于终极意义上也赞同这个说法——就像人们整死贺龙,和贺龙整死其他国人人命,都是无法容忍之现象一样——你是为贺龙整死者辩护,还是为贺龙辩护——还是为不能保护和整死贺龙之周辩护……;大而言之,整个文革造反派整死N多的CP,无论高官还是小吏,他们都和整死贺龙的逻辑保持一致而受难;但是,这个逻辑成立吗?这是并不重要的议论。更加重要的议论是,在整死贺龙这个问题上——结合刚才所谓保护陈毅这个问题,成为衡量文革进入第一阶段和文革进入第二阶段之历史判断,作出史释。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文革,是毛之“八.一八“检阅之纯粹,之整体,之全盘的群众运动,民粹运动和极权运动,可毛还是有并不民粹而是反民粹之纯粹专制极权之统治,其治理也还有亦张亦驰,文武兼备(这个武,这个文,也都是极权主义)之货色。但是,极权主义的常态化生活并不仅仅是运动,而是镇压以后的蛰伏时期(杀鸡取卵-抑或养鸡取卵之异。)这个时期在专制历史中,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简而言之,专制也好,极权也罢,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而过日子,就不能总是运动,还要有不运动之运动;这就是蛰伏时期的日常生活——用毛的话说,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人民,都是向毛那样施行百万遍、千万遍的八.一八而不思其他,试想,这样的文革或者革命,如何可以持久?于是,毛和周都知道文武之顾,张驰之变;而要放松,要生产(也就是,施行对于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绝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毛知道周,允许周,迫于周,势必要让他出场,继续出场,也许是最后出场,以维持局面而不是继续革命——文革真正的民粹主义时期,也就是一年有余。于是,在那个时期的媒体上,人们知道周,一直在那里演戏;而毛,一直在那里看戏(虽然毛说他是导演——但是他这个导演在经济,外交上,其实是让位于周的)。自从高岗施行预谋掌握经济大权(大计委一类东西……)失败后,毛就知道他无法以其红区党,统治白区党——也就是,政治党,不能驾驭经济党——而文革之所以没有停止经济运作,就是因为有一个“红色资本家”(周恩来)在那里施行经济干预,经济维持续和经济统制。这是百姓误认或者并不误认的一种见识。此等见识,也可以用毛-周沆瀣59年庐山会议,抵制七千人大会批毛,以至于整死林彪为反驳。但是,毛不得不在政治以外的,无法直接干预国务院的经济领域,腾出一块地方给周,也是不争之事。也就是文革里面说来说去的“抓革命-促生产”之说法——这个“生产”,秩序和维持,就是周恩来主义及其本钱。这个“生产力论”一来,林彪和其他人,例如陈伯达一类,就可以正面上史书乎?这就是类似要吃饭,找总理,一类国话之出处;读者诸君以为如何呢。

     这绝对不是说,周恩来同意某种经济领域里面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类说法(含鸟笼经济,市场=社会主义一类说法——此类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看看于光远一类货色))之观念——最后,无非演变成为权-钱交易一类经济模式。不是的。我们是说,毛不要经济,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做法,在周恩来同意之下,勉为其难地,让,这个“社会主义的草”,继续生长……难道周恩来也是不要苗,不要草之类——这是一个问题。这即是周恩来一类人的、给“剩余价值”一些活命可能,而不是毛之就连剩余价值也不给活命的绝对主义,“第一次”文革,人民可以暂时不吃饭、白吃饭、抢吃饭,但是这个革命(串连白吃饭等),不可能持续;要回到生产,回到秩序,回到体制,就是“反革命”主义之一个反拨。这个反比,是十分、百分、千分可怜的;但是,正是这种可怜,使得周给了当时的北京人,全国人一个印象。这个印象达致高潮,就是周死的时候那个场景。人们没有任何权力指责那些在场者之男女老少,更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硬性桎梏于时,于史。在实际上,在理论上,周兼顾白吃饭和要吃饭两种极权运动,在政治和经济之间,起到了导致“二月逆流派”和毛派绝对革命观之间的一种暂时的“平衡”。我们将此还是称为弱极权主义和强极权主义之别。弱之,可以有教育,有学上,可以经济一下,生产一下,还要有苏联文化(后来又有美国,日本,西方电影在内部上演……,江青甚至请来奥曼迪和阿巴多),有人们穿戴打扮的可能……而强极权主义,取消一切,关闭学校,整死教授,打死老师。于是乎,人们就此可以搬出一个另外的课题。毛的持续两年不到的文革民粹-民粹文革,在周的支持和“制约”下,逐步地回到弱极权主义秩序——也就是刘邓陈等人的,要资本主义尾巴之主义(或其精神残余)——而毛在林彪死后,施行中美媾和,批周(谓之右倾投降)而挺周(让周获得世界影响),也是施行弱极权主义——这个主义直接走向改革开放——就是既要社会主义的草,也要资本主义的苗。(至于周恩来主义何以开辟出邓模式,人们逐渐将其联系在一起,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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