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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在理论上成不成立是个哲学问题,不是科学!
·“一国两制”的内涵就是1十1可=2,亦可=3
·提出“两制”的人只有心底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罪恶,
·评《新华社》:《坚决清除“两面人”》
·决心清除腐败和两面人的习总,你是几面人呢?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
·坚持什么样的底线来思维?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的“底线思维”到底是什么?
·省部级干部的底线思维只应是回答:共党该不该亡?
·安全在任何条件下都仅属于人!政治和意识形态从来不需要安全。
·人品习得论(一)
·人是先成了人之后,才能去“做人”
·“中央和国家”这两个“名”先天包含了“以政治为成立”
·字面的“大局意识”与习近平的大局意识
·人无论讲什么,都是用理来讲,所以理就是一切!
·只要“意识”就是对对象的认知的,不能靠树立来牢固!
·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正与意诚。不是党性!所以——
·实践政治根本就无标无准,又哪来的“硬杠杠”?
·“政治是人的存在两领域关系”,此定义也是老马所用的
·周孝正不懂真假说的是理。社会主义说的却是实际。
·《周孝正不懂“真假”说的是“理”》一文的用心
·“党”就是为搞阴谋鬼计才成立为党的!
·党纲、党章、理念、目的都不能为党提供合法性,因——
·建一个党是实际,所以不存在能不能建成的问题
·论习近平的“坚持初心”
·“孔孟的初心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共产党宣言》里最反动最具煽动性的两句话——
·答黄文麒先生:(以下是黄先生的批评。谢谢)
·“先进性”是“党”对非党者实施奴役的借口
·(2)民运到今天还只处在“反党”这个唯一立场上
·(3)政治关涉的只是有效性,哪有什么“崇高的政治理想……”?
·(4)崇高与高尚同义,习却把它们当成了两个独立的思想
·(5)无论何种理想何种追求都是意志的选择
·(6—1)政党只有纯洁性,既无先进性也无政治方向
·(6—2)对上节(6—1)的思想在纯知识上的释义
·(6—3)党性不能使人高尚、亦不能使人变诚实变纯洁
·(6-4)为什么说政党不能使人变高尚变纯洁?
·(6之5)政党既无高尚性也没有政治品质
·根本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回事
·何为“该改与不该改“的标准?即绝对不移的标准。
·(2)人有本能——感性,故人能感知自身的一切
·孙丰无论什么人应讲的只是诚信,根本就没有增强政治意识这回事!
·关于近平说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有了诚信,对政治的当且仅当的应用就在其中!
·习帝要增强的是- “权力要在'党的领导下'运行”!
·既知灯下黑,何不多多关照?
·⑴解决和防止“灯下黑”个并不是要求问题
·人的观念是形成,不是想树立就树得起,想坚定就坚定得了
·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只有回答“坚持党的领导”和“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 、、、、、、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对人伦的一种特殊意识
·即使“坚持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党也曾未领导过!
·回答:到底什么是价值观?
·人类对价值观只有一个 - 即趋福避祸!
·先证明了“党”姓什么,才能知“党校,党媒”该姓什么!
·无论至善,至诚或至恶,至邪、、、、、、都是人话,世上无党话!
·“把鹿意识成鹿,把马意识成马”永远不发生意识形态危机!
·党性是人性中最恶毒,最腐朽的那部分人的人性!
·专讲一讲“还原”
·习皇可知 -​​ 什么是纯洁性吗?
·“纯洁性”就是事物未受外来成分综合保留的本然性
·“赡养”成“瞻仰”,接下来是什么?
·先有两面文化与两面制度,而后有两面人
·说说张健的去世及引发的骚动
·学毛着能因应了贸易战?
·凡事物都只能“是”事物“是”或“不是”只需判定,不需要宣传!
·知识才有“真值”,只有真值的理才可能由“教“而达“育”
·既讲“党领导一切”又讲政府,“国家的公器性”就被党所割裂
·党的政治建设只有合乎政党这个字面的思想才能合法
·(2)政党的合不合法先于经验,社会危机却可以经验
·“先验”及其意义(补充上一节)
·再讲“先验”及其意义
·“民主,共和,国民,共产、、、、、、”是枝芽,而“党”字是它们共同的“
·“香港不是风吹草动,而是山雨欲来”,此断案需一先心理前件
·“中国的内政”也是“政”呀!
·制造“一国两制”的“手”才是名符其实的黑手!
·若没有对“社会主义是罪恶文化或酿造灾难制度”的先在认知,又怎么会有“一
·(1)只要共产党就全是两面人!
·那叫喊“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的人才是阴险又撒野的暴徒!
·取消“当面”只讲背后,取缔“口头”只留下行动,就一切都OK!
·党根本不是“治”也不是“整”的对象!
·(2)共产党根本就不是党
·(3)读友有问:什么是共产党,党是什么?
·(4)人是为“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才出生为人的吗?(上半段)
·(4)人既非为“四个意识…”才成为人,人对“意识”又何来的义务?(下半
·没有无原因的后果。
·没有“暴政文化”来做人的存身环境,何来的暴徒?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你们去“合”不就不伤了吗?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你们去“合”不就不伤了吗?
·不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1)由“教”而能致“育”的是“明德”,并不存在什么爱国主义教育!
·中共官媒终于承认:原来中共才是真正的暴徒!
·哲学是建立假定而非事实上的
·哪有“不喊抓贼”的贼?哪有什么港毒、汉奸、叛国贼?
·香港问题的解 - 学着烹小鲜,别再治大国,就一切都OK!
·亡党又不是亡国有什么想不通?国不是私人,也不是集团的!
·香港之争的本质:是自然的人性与恶政间的矛盾
·“对话比对抗好”是割舍了对话前那导致出“对抗的”原因的“好”
·习近平、韩正、张晓明……应问的是:那块浸满千万同胞鲜血的破红布不该扔到
·拨“香港乱象十因”,返归“整体不能从部分里通过”这个先天之“正”!
·“爱国”不能孤立发生,它以所受的剌激为先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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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对《求是》:“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的批驳。
   


   
    难道习近平的“老虎与苍蝇”说,“民怨、民愤到极点”说,“三大特色的腐败”说,“腐败亡党亡国”说,还不就是对社会正陷于严重危机的承认?危机到了临界点,还不证明国家正陷在邪路上?国家正陷在邪路上,还不足以证明那领导国家的力量----共产党,就是邪念、邪理哺育出来的邪力量?!
   
    《求是》发表《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伟大梦想》,为“中国梦”铺垫造势后,最末警告说“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死路一条,都会使中国梦落空。”思想僵化,党和国家就会失去活力;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两者都会葬送我们的前途和事业。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一、何为正,何为邪?
   
    要有效回答,必须以四海皆准的标准,不能凭好恶来定义。因而首先要确定“邪”以什么为成立?
   
    毫无疑问,“邪”与“正”相对,以“正”为成立。但是,“正”虽与“邪”相对,却不以“邪”为成立。
   
    只有以“正”为标准,才能说×物或×方向为“偏”为“曲”或“邪”。“邪”只是人情化了的“偏”或“曲”。
   
   “正”并不需用“邪”来证明,“正”是以“本”或“源”为标准来看派生物或事物的表现,考察派生物或表现是否出于与“本”或“源”,是否合于“本”或“源”。“正”所评价的只能是派生物或表现,“正”不能评价“本”或“源”。因为“本”或“源”是“正”的出处,“正”的根据。“正宗”一词就表示,只有根据着“宗”,才能发现事物“正”或“不正”。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事物,任何事物之“是”一事物,就是它的“本”或“源”。任何事物之“是”该事物中的这个“是”字,就是一切事物之“正”的不可移转的根据。
   
    山是山,水是水,人是人,社会是社会。因为山“是”山,所以才必表现出山之性;水“是”水,才必表现出水之性;人“是”人,才必表现出人之性;社会“是”社会,才必表现出社会之性。
   
    社会不同于山、水、人,因为山、水、人都是客观世界中的独立存在,社会是人的意识派生的联系,不能独立自存。可被思及,却不能被感官所面对。所以社会所表现的只应是人性,但实际社会所显现的未必是人性。因为“联系”是意识所派生,人的意识并非天之然,而是“习”之得。“习”是环境中的事物及沉积在环境中的历史、习惯、风俗……等等的总合。“习”不能自成,需要一外来的介体,通过这个外来介体才能把内容代入进意识,在外来介体把思想代入意识的转换中,所代之内容既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
   
    这就是社会之所以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不同形态的原因。离人性逾远的社会制度其形态的独立征状就逾明显,就逾是与人的本性相对抗。因为----人不是为社会而存在,而是因自然的造就不能不存在,这样,人由自然的造就所无从逃避的先天性质与社会所加给人的原则就构成为对抗。社会就陷于危机。
   
    只有在社会陷于困境或危机时,才会发生“正还是邪”的争论。且永远都是官方把民间的抗争说成异端或邪路。《求是》也跳不出这个规则。因共产党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统治,才来说正邪的,它贯彻的就是武断指定,就像宗教混战,异端的帽子总是戴在失势者头上。得势的因“势力”在了手,有分派的权柄,就根据着亲疏来分派谁是异端,谁是邪教,像毛泽东、邓小平照人口比例分派右派分子的指标一样。
   
    今天肯定没有人会把伽里略的科学看成异端,也不会有人说卜鲁诺的思想是邪说,但宗教裁判所在裁定伽里略学说为“魔法”和卜鲁诺有罪当受火刑时,难道还缺少理由支持?所以说《求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解放军报》对宪政的攻击----即“西方思想是邪路”的叫嚣,也不会没有理由,问题不在于有无理由,而是看理由是不是出于公理,合不合于公理。
   
    我们对“正还是邪”的立场,取以客观知识的原则,而非以自己的立场。“正邪”也是理,是理就是知识成果,凡知识就可还原。只要你有起码的诚意,就不应不承认由公理支持的证明的普遍与可靠。
   
    我们把共产党载入宪法的“以人为本”做为我们与共产党的共识。“人既是社会的“本”,那就“只有社会原则才有邪的可能”,因为邪不邪是以“本”为“源”,为据来说的。人性不存在“邪不邪”问题。人就是自已的“本”呀。而“本”天然是“正”的出处。人除了“天命之性”还能有什么呢?所以说人的本性就是判定社会原则正邪的的标准。从单个的人来说人有善恶正邪,从类本性上说只有个是不是,没有邪不邪问题。因共产党已承认“人是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人性就是正邪的根据与标准。凡出于人性,合于人性的就是正,偏离、背道于人性的就是邪。
   
   
    二、西方人是不是人类成员?既是就共一个本性!同一个本性怎么会有正有邪?
   
    求是杂志说:“……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
   
   我们弄不明白:同一个物种,怎么会有不同的物性?因为“思想”凡人都有的机能,不是西方人也不是东方人所独有。哪来的“思想西化”就“邪”这个理?邪不邪是以本以源为标准来说的,所以凡能毒死东方人的东西也必能毒死西方人,凡适用于西方人的也必定适用于东方人。大批的中国人移民西方也没见他们被“邪”到哪里去,西方有许多的中国歺馆,也没见不适用。邪路说只是共产党的危言耸听。从共产贵族的立场为准才说西方邪。因为而方实行的是多党、三权分离制,一旦中国也实行多党、三权分离制,共产党不垮才怪呢!所以从人类的角度说,邪的不是西方,而是共产党。
   
    潜在在《求是》命题里的这个思想遗漏是,“党”是不是一个知识,因任何概念都是储存思想的,当然“党”之做为概念也不能例外。《求是》说的“党”是指实际的共产党,即指构成为共产党机体的人,人当然会僵化,也会陷于邪路。但做为知识代码的“共产党”这个名,所储存的会不会是毒思想?若是,那么由它确定的道路就肯定就是邪路,罪恶之路。
   
    若《求是》没僵化,请回答,西方人是不是人类成员?再特色也不至于特色到说不是吧?如果你们连这个最公理的公理都不承认,你们就堕落到猪狗不如。可你们一旦与我们共识:承认西方人是人类成员,跟上就得承认:类成员的本质无差别!就无庸置疑地推出:人类理性只有进化阶段上的高低性,没有质的横向差异。无论《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解放军报》还是《求是》,都没有用方位词(东方或西方)来解释人性问题的权利。在“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这个最高公理面前,谁都不能用东方或西方作为抵制理性无差等的借口。谁这样干,谁就是恶棍!
   
   
    (三)人的理性只有进化性,没有质差性!
   
    而且在《求是》文章说的“思想僵化……就会失去活力”这句话,已潜含着一种承认:即僵化做为理性的一种状态,是本土的。而“思想西化……就会走上邪路”却只说到邪,并没否定思想西化所蕴涵的活力,这也是一种潜意识地承认----思想西化就处在理性进化阶段的高处,思想的僵化处在理性处在进化阶段的低处。“邪”这个字是武断强加。邓屠夫从华国锋手里抢了权,就正天喊人类知识成果是共同的,共享的,需要时喊人类知识成果不姓社也不姓资。当他不需要时就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喊“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或“思想西化是邪路”。在他需要借助民间力量时,就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我有什么权利禁止呢”?当他嗅到人性的觉醒对他的霸道构成威胁时,就开枪杀人。共产党的媒体,无一家不承传邓小平的反手云覆手雨基因的。
   
    所以理论的成立条件是人,不是西方与东方。理性内只有进化造所成的高与低的阶段性,没有不同质的理性。只要是理性成果,适应范围就是全类,理性所处进化阶段越高,其概率越大,越具有效性。凡用方位词来完成的拒斥(如西方理论、西方的民主制度等),拒斥的并不是方位,而是理论的有效程度。因为那一理论的有效性是对全类的,而自已特殊在类性之外,全类有效性就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可又找不出可靠的拒绝的理由,就只好借了方位不同来塞责,实是耍横呈蛮的无赖伎俩。
   
    (四)、并非西化是邪路,乃是独裁惧民主
   
    谁都知道共产主义就是一种西方思想,共产党怎么不抵制这一西化呢?因为“共”的结果是唯一,唯一即独裁,只有独裁才适合于野心家,才便于掠夺,便于迫害。辛亥革命实现了共和,辛亥革命已为国人所接受,共产党篡政后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它的统治已经遭到了国人普遍的反抗,人民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已经觉醒并成熟,八九年的民主大潮就是证明。在国民人性的普遍觉醒面前,一个彻底回归人性的历史趋势不可免,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涨,可以说人心已变。共产党不是在治理中国,而是用当代的科学技术在控制中国。中共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与现时代的一般观念早已格格不入,陷于高度的紧张,甚至新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已经俏然走进社会,并成为普遍的走向。因中共是一个腐朽保守和只求本能满足的集团,无力吸收和聚集杰出人才,所以在中共统治集团内没有高瞻远瞩的杰出分子,看不到自已与人和的脱位,找不到适用历史进程的路径。就处在恐慌之中,出于恐惧手中统治权的丢失,才对普世的民主制度抱以抵制。他们并非是抵制西方思想,而是抵制一切普世有效性的思想。所以根本问题不出在东方与西方,而是出在独裁对民主的恐俱上。出在局部有效性对普遍有效性的恐惧上。
   
   
    他们怕的是改旗易帜。而改旗易帜已是中国新生的必须条件
(2013/11/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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