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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自治辨

不管中世纪工人究竟处在何种被剥削和压迫境地,但是一,他们和他们的老板,有可能组织这样的行会,规定章程,制订计划,保障生存。二,他们的皇帝,领主和统治,允许这样的独立行会之组建,之活动,之规章(宪章萌芽)。三,他们有权参与整个西欧经济和政治活动—— “从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行会怎样推选代表组织城市会议,怎样选出行政人员管理城市,怎样征收税款。所谓‘行会革命’的意义,在这里获得充分反映”

   

   

   中、西自治辨

   ——从柳宗元《封建论》说开去

   

   

   刘自立

   

   

   一

   

   

   中国人谈论所谓封建制度且一味反对之之运动,之说法,之举措业已过去一百年以上。什么是封建,其实历史上早有说明。我们看到柳宗元等人在其文章里的中国式说明;这个说明以文论方式立纲挈领,却缺少西方人论文讲道理,拿根据,综合分析之能事。但是,文论和论文其实都是论调偏颇,事实(史事)有限之写法。把历史全部说出来,讲清楚的可能性较少——所以,我们根据柳的《封建论》说法、见事——也只是有限说项之。(只是,这个毛泽东七十年代大肆举荐的,鼓吹秦王中央集权,反对封建诸侯论点的文章,恰好和毛自己的20年代鼓吹湖南自治,独立论,释成反置,自相诋毁。

   

   有关与此,毛泽东主张“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即把全国“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湖南共和国”在政治上是完全的“湖南人自决自治”,“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他认为:“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资料)

   

   过了半个世纪,毛对自治业无好感,更无兴趣。他在批判封建,主张郡县,坚持集权-极权时期,写诗一首,以廓其意:《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973 年 8 月(资料)后,毛且要章士钊编篡《柳文指要》,以顾其需;当然,尚有他感兴趣之柳之“天对”,人定胜天,“天与人交相胜”(刘禹锡)那一套作践之法……

   

   完全可以看出其矛盾自陷之状。)

   

   而《封建论》文本,读者也许较为熟悉。其根本道理,在于维护反封建之中央集权主义,也就是反对封建,主张郡县——其为历史上,周之陷亡不在政,而在制,“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而秦之陷亡不在制,而在政,“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柳宗元《封建论》)——做出他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还引申出来关于现在坊间所谈之政治-制度之公,之私之意识形态问题——且由此问题再引申至东、西方关于公-私之体制和思想渊薮之问题。这些问题的蔓枝细节,当然,也涉及中国之周公共和和西方之罗马,希腊……自治乃至后来中世纪自治城邦之共和大问题——再由此问题,发展成为西方自治解体,统一;到来后,西方中央集权主义,如何和自治主义,谐声共存,且,由此发展出来民主自治和自由个体之历史演变。)

   

   于是,中国“封建制度”走向之趋势,成为人们选择中央集权,还是选择封建、自治之分梳与歧见。而在我们研讨极权主义者看来,以上择向乃是一个假问题。就像西方中央集权主义并不是极权主义一样,中国封建制度中的分制和集权,都并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到绝对化相互对峙之;换言之,无论封建还是集权,做到他们之间的互相绝对彻底干净切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在此问题上,中,西历史,大致趋同——这个一致就是,如果中国历史走向集权主义,抑或中国历史走向分封主义——全都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优劣筛选和正负互补。

   

   吕思勉先生早有定见——关于自治与央权辨正,他说, “秦汉而后,幅员太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坏,都不易无孔不入。即将依附之贵族、官僚、嬖幸一并算入,亦还是如此。所以秦汉以后,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微”;“政府所加以干涉,求其统一者,只在一极小的范围内,而其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其《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解析;之所以高明,只因为他诉诸的体制和统治避开了极权主义(而不是集权主义)铲平社会,消灭阶级之宰;也就是说,无论上层如何设计和不设计,其对于社会一般情形的自由和控制处在一个文明生态而不是消灭文明生态之社会结构中。这个结构从地方到中央,并无铲除传统,消灭文化,杜绝个性之实验(这个实验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是20世纪的事情,极权主义的事情)。

   

   固然,犹如一般性解读集权主义之类文献一样,吕文和其他历史学家如钱穆,张应麟等人一样也说出集权和封建之汉代(尤其是武帝以后)之中央郡县主义之体制内容——但是这个说法和上述集权并非极权只说并无瓜葛牵连。他说,“汉高祖的尽灭异姓之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茶、卢绾。惟长沙王吴芮仅存。虽然不动干戈,实在和其尽灭戏下所封诸国,是同样的一个奇迹。不但如此,汉高祖所封同姓诸国,后来酝酿成吴楚七国这样的一个大乱,竟会在短期间戡定;戡定之后,景帝摧抑诸侯,使不得自治民补吏;武帝又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各以国邑,分封子弟;而汉初的封建,居然就名存而实亡,怕也是汉初的人所不能预料的。”(其《中国通史》)

   

   这是同一个人说法的两个侧面吧?可谓上述补充,

   

   汉如此,汉后未尝不是如此呢?“秦汉而后,幅员太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坏,都不易无孔不入。”——这就说到了汉后。大致而言,一种概括性说法演绎了中国历史之全部,“汉承秦绪,唐完隋业, 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傅斯年语)这是肯定还是否定中国历史之制度政治文化衍变之说?如果是否定,不单封建被否,郡县被否,集权被否,专制被否,就连与此有关,语此土壤之文明,文化和诗词歌赋,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统统都要否定了?(也就是天丧斯文!)于是,就此关于到所谓“中国历史周期律”、之绝对否定的毛释说法。其本身,就是对于中国历史一厢情愿的所谓“民主”+虚无之说词。这个民主,是毛的“反对封建论”和强调集权论-极权论的借口(借柳宗元古人之口);而这个(反)封建论一旦从柳氏嘴里转移到毛氏嘴里,事情和本质,业已完全改变。

   

   何以如此?是因为柳宗元是在强调封建之周和郡县之秦的互相比较。他就像一位理想主义者那样,对中央集权或抱幻想,而并不知道,毛在郡县和封建之后,向他射出一支既不是封建,也不是郡县的毛国毒箭。这支毒箭,就是中国历史虚无化;既不要郡县,更不要封建。这样,中国历史几千年集权主义,西方历史几千年自治主义,集权主义和后来之民主主义,就都被他扫进历史垃圾堆了。所以,七十年代,毛批判郭氏的主义根据,本身就是偷换概念。把历史集权和专制中国,悄然改造成为毛氏极权货色。可惜,中国人中,并无人对此批判讲出这个常识——这个常识就是,毛,既无资格,也无可能,判错和证伪柳氏封建论——固然,其实,他是在赞扬柳氏封建论,赞扬这个封建论里面的,对于中央集权主义和秦王郡县主义的肯定——于是,毛和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批判封建论的双和偶成——但是,我们再说一遍,其实他们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完全是风马牛之隔。

   

   回到封建和郡县区隔论上。封建政,制,和郡县之,有何不同?其实即便不同,也是程度上的下克上,或者程度上的上克下之区隔(借用日本历史中“下克上”传统政治走向之说法)。郡县,表面上是上辖下,一竿子插到底——而封建(共和),表面上之横向共和,互相对峙——但是,郡县和封建难道就是绝对抵触的吗?有人说汉代之郡县,封建两相互补,虽有政缺措失,却是历史上一度存在的反向选择而有悖于周,有悖于秦——而实际上,秦虽郡县,一统天下,但是后来短短几王,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难道是从石头磕子里崩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因为即便秦,也不是极权主义——不是极权主义,就会有孟德斯鸠所谓暴民治衡——暴民治衡的内致,当然,就是老旧贵族之项和平民小吏之刘的合力所为——这个所作所为,就是秦不可能完全干净彻底做到维稳于萌芽造反之灭绝。

   

   虽然,郡县与封建之区隔是明显存在的。其中主要区隔,就是政与制之显然不同。柳氏所谓政-制之正负评选,也许有他的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迥然相反和无法苟合的选项。其间,苏氏兄弟所谓(两个)《六国论》中,就有秦不灭侯的“历史上的如果”(源之悉尼.胡克说法)——而这些如果,在他们笔下竟是如此具体:一是所谓“赂秦”说——就是秦灭六国,是因为六国(五国)贿赂于之(只有齐国例外?)二是,不助韩,魏——以至于唇亡齿寒,接踵而亡矣。这样看来,苏氏兄弟所谓的封建制度和他们强调的去秦还周(分侯)之正统性说法,一直以来,难道不是有着很多市场吗?(当然还有很多学人持此看法。)这只是秦之政、制皆坏的一种结论;而并不是柳说,秦之制,对,秦之政,不对——这个世界上,难有制度对而政治错之实例——同理,这个世界上,难道有政治对而制度错之实例(不要说民主制度下之政治对、错,即便是专制制度下,制度开明,也是政治正确的前提——反之,黑暗的制度中,要想政治正确,势比登天。)

   

   

   二

   

   

   于是二,秦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必然;虽然秦皇汉武都是中央集权主义;但是,这个中央集权主义给予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却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所谓专制区隔于极权之看点,就是要看专制里面有多少汉代“七擒孟获”,或唐代“羁縻体制”之军队,统治和人民自治的故事——这还不算新疆,西藏,蒙古的他族生活方式之治衡和融合——当然,这也囊括满族的统治后与统治前生活状态之合法与野蛮——而这个生活状态,在寅恪大师笔下,更有一种唐朝汉化-胡化织体、肌理和血缘兼容说——所以,承载中央集权的,并非只是汉族的政制与文化,她当然包括汉族以外的文化自治和政-制自治(也就是所谓“两国”,“非中国”化之观点。)这是古代中国不断与外族融合和并进之种族,文化,政治兼容史——而这个兼容史料,必然会涉及封建传统中,并非自上而下,绝对唯上之法统和道统系说。

   

   有关于此,寅恪所云大都皆知,“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长,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李唐世族之推测后记》,《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参见罗志田文)傅斯年隋、唐皆“外国”说,云:“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虏,其不纯为汉族甚明。唐之先公,曾姓大野。其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欤?抑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欤?后人读史,不能无疑也。此犹可曰一姓之事,无关中国也。则请举其大者言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虏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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