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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徐永海
2013-8-1注：作为基督徒，我写了《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作为医生，我写了《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和《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7月初，我的博客《徐永海》登出这几篇文章后，不仅这几篇文章，而且自2007年6月之后的文章都消失了。我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7月中，连2003年3月后的文章也消失了。我被“撒旦们”黑了，为此不得不重发被消失的文章。
《为圣经公开出版致信美驻华大使》和《为圣经公开出版出售祈祷》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80
《北京一良心犯致信大陆国民党（民革）》和《前额叶使人具有信仰又是灵魂居所》见：
http://www.godblesschina2008.org/bencandy.php?fid=64&id=9632
七、我的丈夫徐永海
李姗娜
一、初识徐永海
2000年，我从别的医院转到北京平安医院做护理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结识了徐永海。
起初我并没特别注意他，只是觉得这个大夫脾气好、随和、没有架子、很有耐心，愿意和他一个班。在他手下做事，心情放松、愉快。他就象兄长，从不对你指手画脚，总是耐心地教你。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也不与别人发生任何的矛盾。在工作中，他甚至很少成为人们
关注的核心，但又绝对缺少不了他，每当遇到棘手的难题，总是要想到他。
引起我对他注意的是一次跟同事聊天.那个同事和我聊到徐永海时，她说：“我们医院最好的大夫是徐永海，最好的人也是徐永海，这年头这样的人太少了。”她说，“有一次我家人病了，徐永海很热心的要到我家去看看。”
平安医院是精神病专科医院，我们每天要和各种各样的精神病人打交道，所以，有时我们开玩笑说天天和病人打交道，迟早我们的精神也要出问题。徐永海却说：“这没错，天天和精神不正常的人打交道，正常人的精神也会出现焦虑和烦躁情绪，甚至出现某种精神问题，所
以，精神科医生一定要特别有爱心，要有博大的胸怀，要会自我调节。”
有时徐永海对病人的爱心和耐心使我感到难以理解。按说，医生是不做日常琐事的，他只须吩咐一下，就会有护士们去做，但徐永海总是自己亲历亲为。病人情绪焦虑，经常要给家人打电话，这也是调理精神病人的情绪的方法之一，但是，有些医生护士嫌麻烦，经常不满足
病人的要求。病人都知道徐大夫是个好心人，好说话，所以，一到他值班，病人就纷纷要求他给家人打电话，徐永海总是微笑着一一帮病人挂通电话。很多旁观者看着都烦了，劝他别给他们打，一个医生不能一点架子没有。他听了一笑置之，依然满足病人的要求。
二、出嫁徐永海
跟徐永海的接近是在我准备考试复习功课的时候。为了复习，我需要许多草稿纸，可那天我手边没了纸，出乎我的意料，徐永海拿着厚厚的两大摞草稿纸放到我的桌前。我当时很是惊讶，惊讶这人这样的细心。
我很喜欢听他在工作之余讲解一些专业知识。他对精神病问题与人的心理和性格的关系很有研究，尤其对人的大脑特质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很有研究。我觉得听他讲这些很新鲜、很神秘、也很有意思。当我听说他年过40尚孑然一身，我开始对他产生好奇，觉得这个人很是奇怪、很是神秘。我开始私下注意他。我发现他很节俭，从来不舍得给自己多化一分钱。他吃的是最简单的，穿的是最廉价的，可对别人却一点也不吝啬。别人生病了需要帮助了，他背起书包，骑上自行车去给别人送药、接诊。他对父母也很孝顺。有一阵子他母亲做白内障手术，他每天中午都要从医院赶回家给老人做饭再回医院上班。
开始，我不理解徐永海的为人处事的做法，为什么他和别人的大夫不一样呢。当我听说他是基督徒，我才明白是基督的教诲使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态度。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在日常的接触中，我们的关系也开始产生变化，从关注到关心，从关心到关
怀，潜移默化中，我们的友情开始升华为爱情。我也开始渐渐地知道了徐永海的过去，知道他曾经因为信仰基督，书写基督教团契被劳教两年，直到现在他的臀部上还有一个溃疡不能收口，每天要靠敷药止痛，那是监狱小号留给他的“纪念”。这个看上去那么随和、热情、认真的人原来有着那么痛苦的过去，难能可贵的是，痛苦的经历和岁月的流失没有磨蚀他的对生活的爱和对理想的追求。
徐永海的家境不好，父母年迈多病，兄弟姐妹多，住房紧张，一间十几平方的房子，打上隔断，他和妹妹各住半间。但是徐永海的经历使我由同情到产生感情，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人受了那么多苦，应该有人照顾他、关心他。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嫁给他！
2002年5月，我们结婚了。那一年，徐永海42岁，我22岁。
三、 婚后烦恼
徐永海是个很细心的人。结婚前，每到情人节他都会送花给我，婚后依然坚持不断。他还把我们第一次看电影的门票收藏起来。但是，婚后的生活是跟婚前想象的不一样。
婚前，徐永海对别人的热情和关照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而婚后，这却成为我烦恼的理由，因为对别人的热情关怀常常冷落了我。别人有事找他帮忙，他骑上自行车就走，不管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不管了。
他是基督徒，每个星期日要召集教内的兄弟姊妹家庭聚会，每次聚会十来个人，都是先吃饭再聚会。刚开始我还不介意，时间长了我很不理解：聚会我不反对，为什么非要吃饭？毕竟是人不是神！我们的收入不多，每月还要拿出收入的1/3给他母亲。每月4次的聚会，事实上也成为我们每月生活开支的一笔预算。我和他商量过，能不能不在我家聚会或是不要吃饭，他都拒绝了我。这成为我婚后的烦恼之一。
他的工资并不高，家庭负担也很重，父母都需要他赡养。但是，教内兄弟有困难，他从不吝惜，总是出手相帮。一位教内兄弟和他一起因为“基督教团契”事劳教并失去工作，回北京后长期困扰于没工作的烦恼。他总是拿出100、200地帮他。2003年初，另一位教内兄弟心脏病发作住院，他不和我商量就拿了1,000元钱给刘凤钢送去。事后我很不高兴。我每月的收入才只有800元，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啊。我们新婚的家居简陋、朴素，除了一个电视，我们甚至没有置办什么新婚设备，可他帮别人竟是这样的大方。我当时很生气，甚至觉得我嫁错了人。婚前，他的无私是我喜欢他的理由，可现在，我宁愿我的丈夫自私点。
四、 爱巢倾覆
虽然生活有磕磕碰碰，但是，我们的日子还是一天天地在好起来，我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憧憬。但是，2002年底，传来我们居住的街区胡同要拆迁的消息。我起初还憧憬搬离狭窄、拥挤的胡同，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的幸福未来。我不知道拆迁不是要造福百姓，而是要满足官僚和奸商私欲的。他家有住房三间，其中两间是由一间房子隔成的，实际居住面积在40平方米，加上自己盖的厨房接近50平方米。他家人口较多，10口人住在这三间房子里，不宽裕，但还能生活。拆迁公司给我们的拆迁房屋补偿款是26万，在我们的住房中有10多平方米是房管局在1995年给增加的面积，拆迁公司就是不给补偿。在我们居住的西城区一个一居室就要30万以上。由于给的房屋补偿款很少，我们买不到相应的住房，我们搬不走。这样，这些开发商、拆迁公司就采用了十分恶毒的方法、也是违反法律和规定的方法对待我家。他们对我们实行了强制拆迁。
2003年4月10日上午7点，我和徐永海一起出门上班。上午8点多，我们的朋友刘凤钢来电话，说一群警察和拆迁办城管人员包围了我的家，推土机在拆我们的房子。我和徐永海一听，当时就懵了。家，我们的新婚小窝，马上面临被推平的危险。我们一起向医院外冲去。不料警察在医院门口早有准备，把我们强行拖回医院，把我们俩分别控制在两个房间。就在我们被强行控制的事后，推土机无情地推平了我们的新婚小窝，也推平了我的梦想。
下午6点，我们回到自己的家。早上出门还是温馨简陋的小窝，现在已经是一片瓦砾。家，没了。我哇哇大哭，徐永海一言不发。
我们在自己家的原址，搭了一个棚子准备栖身，当即有穿城管制服的人前来，要强拆我们的“违法建筑”。我愤怒到了极点，爬到墙顶上，说：“既然你们不让我们活，那就用你们的推土机把我埋葬了吧！”但是，在城管和警察的强行控制下，我们的临时建筑也被拆了。
徐永海开始了漫长了上访维权的历程。他利用每天中午1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骑着自行车到市政府、中南海、全国人大信访办门口去上访，递交申诉书。他每天中午只吃一个面包，汗流浃背，我心疼极了。徐永海还在身上写了字，到天安门前静坐，结果被公安局抓去，以扰乱治安为名，强行拘留。
在徐永海为了维权而心力交瘁的时候，他的母亲再一次病重。为生活计，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在拆迁的文书上签字，领取了那低得可怜的拆迁补偿。
但是，就在我们领取低价补偿款的同时，我们听到了南京拆迁居民翁彪点燃汽油与拆迁办人员同归于尽的消息。我们还听到了北京拆迁户叶国强在天安门前跳金水河表示抗议的消息。开发商勾结政府贪官，利用拆迁掠夺民财，并进而官逼民反，一幕幕的悲剧在全国各地上演。而在这些拆迁居民的浪潮中，徐永海是最早站出来的。那时，就有朋友提醒徐永海，拆迁问题政府理亏，不可能动你，但是，政府会记住这笔账，迟早要利以别的理由和徐永海算帐。
五、 无奈抗争
当我们接受低价拆迁的现实、开始规划我们的新居的时候，一只无形的大网开始向我们围拢。我们联系好要买西城区小西天的一处房子，手续还没办，11月9日，警察来到医院，把徐永海抓走了。
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整整两天，滴水未进。失去丈夫的痛几乎让我失去理智，整个人痴痴呆呆的，眼睛发直，不说一句话。我想过用自焚来抗议，想过和让我失去丈夫的警察同归于尽。
我对生活有那么多的憧憬，对自己的小家庭有种种的梦想，而现实是如此的无情。我的梦破碎了。我必须面临这样残酷的现实。徐永海的噩梦没有结束，我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无数次大哭。我以前从不喝酒，但是，那几天我开始以酒浇愁，喝得
酩酊大醉。我以前从不抽烟，但是，那几天我开始学着抽烟。我以为这些可以麻醉我，可以减轻我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所有的痛苦必须我一人承担。我不能向自己的父母倾诉。他们当初就不同意我嫁给徐永海。我甚至没敢告诉他们徐永海的真实年龄。而今天我怎么能向他们诉说心中的苦楚。父母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和丈夫回娘家。我撒谎说：徐永海去南方学习了。我不知道这个谎话还要说多久？还能说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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