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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的极权主义结构

   马克思主义最终是要说,“造反无理”,而绝对不是“造反有理”而且永远有理——马克思批判秩序的主义之论,也有一个从专政转向“选举”的所谓民主过程——但是,他的这个无产阶级优先的阶级专政和阶级“宪政”,注定转变成为斯大林大宪法。所以,林彪事件带来的启示就是,如若林彪粉碎B52后,必定类似甚至等同于邓后来对于专政的掌控,和再后来,权力阶层对其资本国家化、家族化的掌控。在此意义上说,林戮毛论,和邓(叶,华)粉碎江青论,几乎毫无差别。

   

   

   

   

   林彪事件的极权主义结构

   

   

   刘自立

   

   

   林彪在文革里的作用坊间说法有二:

   

   一是,他是毛的助纣为虐的帮凶;从59年庐山会议,62年七千人大会,以及在文革初期,林-毛一体,无法无天,有目共睹——至于到了文革,他成为毛的副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支持者,且开辟诸多文革语言系统之运作,在政治和思想上……都有其无可推卸的罪责(还要加上他远在内战时期施行“无耻的长春之战”之罪责。等等)。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林最后和毛反目,成为所谓《五.七一》工程的主宰者或者潜在支持者;成为武力杀毛的得力“反对派首领”;并且即此指出,林彪反毛的伟大解放作用和改革作用。于是,林彪问题成为研究极权主义中国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此课题的研究方式里面,同样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细节考究,“客观”呈现(是不是兰克和傅思年方式,还需考证);这种研究方式,举例很多,援引甚巨,但依据官方业已公开的报刊书籍为主(含林彪党羽的海外出版物);真正的保密档案之披露和揭示并不在其例;而所有这些公开出版物,尤其以吴,李,邱等人带有倾向性的书籍所披露的所谓细节,并不能涵盖历史毫无偏见的整体性和真实性。

   

   另外一种研究方式,就是含笔者之流的所谓并非“客观”派代表的研究方式。这个方式,并不是以论代史或者观念先行;但是,却以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类型作为研究这类事件和人物之前提;细而言之,这种方式就是以历史、政治结构和普世价值之前提,作为评价林彪事件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必然考究毛,林所处政治结构的本质和特征。这种特征的分解就是,无论是毛、还是林,他们生活和活动于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舞台,且早已是这个政权的摆布者和操控者。

   

   在此极权主义结构的政治舞台上,有几种所谓的“反对力量”(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开反对派——也不是专制体制内的半公开反对派和自由主义者——他们和专制政府和权力有着某种互动和监督——这类知识分子在毛体制内不存在)潜在存在(含其反对人物),且由潜在存在,发展为台面存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派系斗争,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

   

   于是,研究这些人物和政权的关系,成为这一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内外因素。这些所谓反对力量,从高岗开始(以前当然也有),中间经过彭德怀,刘少奇等(含赵,胡等),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反对党的某种政治势力和活动。这是极权主义政治中涅卡耶夫主义得以贯彻和悖反的博弈和较逐;这类较逐和政权的关系是不是有朝一日真的会突破涅卡耶夫主义,也值得商榷。

   

   于是,如何看待这个系统中反对力量的作用和意义,成为研究极权主义政治的要素。

   

   我们发现,这些反对力量和反对人物的特征诉求,都带着某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正好是所谓共产党历史中,由所谓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所形成的那种争论风格和思维特点。这种斗争的派系合法性,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列宁确立布尔什维克组织于20世纪初,那时的列宁主义还处在派系纷杂的无主流状态中。只是十月革命后才有了他的神话地位;而派系斗争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无法越过列宁的正统地位——毛在中共七大以后乃至易帜以后也处在这样的地位(“八大”偶有抑制其个人迷信的作用)——越过毛的任何动向,本身无是非,只有罪。这样,共产党内派系和反对派斗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广场辨论和议会讨论;且在西方,派系正统一说,基本上不予存在。于是,“反党”——这个说法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中本是再平常的事情而绝对不会为此受罪。

   

   这就是林彪反党说的西方意义上的彻底颠倒,这个颠倒的颠倒,在中国,当然情形相反——无论是高、还是彭,无论是刘、邓,还是胡、赵,都未能逃脱这个宿命。这里得出的结论,也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反对派的所谓前提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一种保守和一种误导。因为历史明确指出,任何马列毛系统中的非正统修正派,如果说他们有些作用,有些正确,有些真理——那么,其实,这些真理,不如直接导入西方价值系统和以洛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人所分析和建制的那种政制模式——在此之外,寻找另类模式,无论是林彪,还是刘、邓,甚至涵盖托派或者其他修正主义派别,都是舍近求远和有误无确的方式。(当然,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最后也纳入政治系统的普世价值派)——而洛克、穆勒等人的政治结构说,也绝对不是非传统,非宗教和非结构之独创或独见,那是从西方古代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以来之自由民主结构的延续。

   

   故此,对比东、西方反对派历史的原则,成为研究林彪问题和事件的一种出发点。

   

   首先,我们必须判断林彪是不是西方普遍意义上的反对派和反对派代表;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诠释;文革研究和九.一三探索中人,罕有对此表达任何兴趣者。于是,一个巨大的缺陷遗留在此类研究之文本中。我们要问,林彪,作为一个毛的最后敌人,他是哪列反对派?在极权主义政治结构中,何以会有这样的所谓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最后作用于极权主义的能量和功用,又会如何?……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林彪,作为毛的最后反对派的准确定义,和西方和普世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不是一个性质;他被准确定义的任何意义,都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的,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和宗教上的反对派。因为,这是由这个毛结构所决定的。毛和斯大林统治等极权主义结构的要害就是社会被敉平,阶级被销毁,社团被吞噬。在此一种结构里面,下面反对的声音被悉数剿灭,只是偶然留下上面的不同声音(林昭的声音和遇罗克的声音之出现,有着很大的偶然性。)

   

   于是二,我们看见,极权主义政治结构的无层次论,现在,成为研究林彪“反对”力量的一个前提——因为他完全没有东、西方一般性反对派的群体基础和历史沿革。在说明这个反对或者“治衡”层次的结构以前,我们必须考究毛主义社会发生的那些不得不被关注的,带有某些“治衡”因子的一些情形。这些情形是,四十年代中叶,毛共提倡的五一口号里面的“联合政府”特色,成为毛之策略政治转向独裁之前的、某种虚以尾蛇的权谋伎俩这就是大而言之的统一战线政治。这个政治在中共五十年代初期即告完结(总理人选,把所谓民主党人系数排除干净)。

   

   ——这个过程完成以后,毛开始在摆布和平衡美、苏双向导向的选择中,排除了司徒雷登选项而完成“一面倒”(向苏联)走势——而司徒被排除的意思,则是司徒主义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同样基本被排除——这是因为司徒主义的共,国两党凑合论之起源基本完结;这个起源则是罗斯福本人的国共凑合论(见其对斯诺谈话)——这个共,国两党(之所以共摆于前,是因为美国主流舆情,那时认为,共产党是民主自由的代表……)的撮合论一旦完结,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就成为关系中断。

   

   ——于是三,这里出现了毛模仿和怀疑苏联模式的开始。这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对于国共两党的机会主义策略所致;比如斯大林的中苏同盟条约和他的对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苏联殖民主义。易帜以后,斯大林在选择中国领导人的问题上出现某种徘徊而导致高岗等人错判形势;而与此同时,毛在白区党和红区党的派系权斗上,同样出现徘徊,遂致高岗势力做大。这是毛一边倒政治的一个副局。以后出现的局面,更是让毛废黜了倒向苏联之计而行反修防修政策。

   

   这样,五0年代韩战和六0年代中期的反修,遂使毛的体制彻底成为内外孤立主义的产物。于是,新的乌托邦时期接踵而来,那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和大跃进模式肆虐全国。其间,刘少奇等人多少抵制了纯粹社会主义而提倡不纯粹社会主义,反对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无弹性模式;而这两个模式,弹性模式和非弹性模式,遂产生毛之非资本模式和“现在进行时”的权力——资本模式的最初奠定。这样,毛主义模式,经过权力运作而导向邓观念模式——也就是西方政权也不知所以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资本、权力模式。

   

   这样,极权主义模式就分成了毛无资本模式和后来的中国资本模式。

   

   四,那么,林彪时期和林彪本人属于那种选项中人?他是毛模式,还是邓模式中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我们在区分这样的历史模式和反对——赞成选项的时候,业已多少超越了文本的主题导引。因为,林彪时期,那个后来的模式并未发生和发效。所以,我们只好回归林彪时期所谓反对派性质的讨论上来。)

   

   于是,五,林彪反对派模式的应用,应该是毛式政治结构使然和做大之结果。严格说来,林彪模式和毛的总体模式,乃是内容涵盖内涵的大小之论。因为,毛在文革初期应用的模式,1,要打击和毁坏(有限毁坏)所谓毛直接缔造的党政系统。

   

   2,也就是我们原来调侃之,毛要搞一个类似宦官体制的司礼监批红(超越官僚系统,主宰政治大权)——这个系统就是中央文革。

   

   3,这个中央文革模式,也就是毛的所谓“大民主”模式——去掉任何阶级、阶层、知识分子等等之中间环节,由毛直接通过小组指挥人民(红卫兵和造反派),施行民粹主义造反——且牢牢把持极权主义操控(其实,真正民悴主义时期不过一年左右,便回归彻底的体制内专政。)

   

   4,在军队掌控一切的党国体制内,光是司礼监掌控不能全保不失;所以,毛政关键的文革战略是由军队实际上保障和控治文革(无论是拿掉贺龙和罗瑞卿,还是保主陈再道和李德生……)——于是,毛的所谓“治衡”体制,变成了他的双轨马车:那就是,所谓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集团一而二,二而一的运行。并为此留下了后文,后患和后果。这是引发问题的全部关键。

   

   这样一来,至少文革力量,在所谓平衡或者“治衡”(绝对不是西方政治意义上的治衡)支点上,毛有几股力量,拿来为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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