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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改革层次论

明治维新之改革层次论

   ——维新藩主史料简篡及简议

   

   刘自立(北京)

   

   

    

   

   一

   

   

   

     明治维新呈现的改革层次,包含布新含旧的演变内涵,这些内涵是:

   

     ——首先,以坂本.龙马提出建政纲领《船中八策》,说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为契机,改变武力讨幕,力求大政复还,“共和”幕府德川,继之,维新三杰等人于各国强藩呼应与之,打开武力与演变双向渠道,致使维新功成。(《船中八策》是:

   

     ——“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

   

     ——海军宜扩张。

   

     ——置亲兵,使之守卫帝都。

   

     ——折衷古来之律令,新撰永恒之大典。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 ”(资料)

   

     《坂本.龙马传》中龙马说,“‘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必须将权力奉还天皇,这一点是木户(孝允)先生交给我的。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像英国一样设立两个议院,万机决于公议,通过大家商议来决定政务;这是从横井小楠老师那里听来的。

   

     “你听说过民主这个词吗?啊?国家的政务,应由大多数国民的意见决定。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即便低贱,也应该允许参加政务;正如吉田东洋大人所言。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这是高杉(晋作)所期盼的新日本

   

     “‘海军宜扩张’。这当然是胜麟太郎老师的教诲。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这是久阪玄瑞先生说过的。”(这些龙马的老师是谁?

   

     久阪玄瑞,高杉晋作都是长州藩人士,组织萨长同盟的要员;胜麟太郎(胜海舟)是幕府海军负责人,坂本的启蒙老师;吉田东洋为土佐藩参政,后藤和板垣的老师;横井小楠为熊本藩士,主张共和……”。他们的思想值得细研。此略。)

   

     ——再是,大政复还后,新政腐败,社会不公,武士凋敝,导致佐贺和萨摩之反,江藤新平,西乡龙盛成为建树新政而自打击者,且形成日本改革元勋敲打改革之奇迹;

   

     ——再后,三杰(木户,西乡,大久保)相继去世;引来明治23年民选议会之召集和宪政建设之刍建;此一时期,宪政(庶民参政等)虽可展开,民权或能声张,但是社会矛盾和政治结构之间的摩擦依然继续;天皇和原来的武士阶级即军队势力,在政-宪形成过程中,逐步做大,失去治衡,导致明治时期所有政客和知识人一股脑主张侵清(中国);而其理念,则完全源于“征韩论”并其扩展之所谓“大陆政策”——殖民主义;

   

     ……届时,其《日本帝国宪法》形成且实施可褒可贬,距离二战以后麦克阿瑟宪议,尚缺少“虚君”定位和共和本质(而其军事存在和其政治存在一样,变得朦胧不清,定位不准)——而君主体制并非排除在共和之外;仅就其政体而言,如英,荷等王政之国,也可称为“君主-共和”——君主可以包含在共和体制之内,是为普世政治学要素之一。于是,我们发现,明治维新的第一轮改革刍议,由坂本们宣传灌注,被启发于各藩主(主要是较强之藩镇)、大佬头脑之中,形成一种类似郡县虽来晚(相对于中国之秦之郡县制度),却也不嫌迟的辨正考量。因为,如果日本历史并不呈现藩治格局,没有封建寡头,藩幕平衡,他的分久必合,就会堕入类似中国之、从集权主义到集权主义之同语反复式结构死局(分久必合——乃是民主进程以后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亦成为合久必分):偕领改革之中央集权主义(王政复古和大政还朝)和推翻幕府的(抑或主张公/王政——武/幕府合体的)改革进程,如其没有这样的分合辨证,日本改革就会陷入0循环的观念之中,导致从集权到集权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僵局,不能自省,无法自拔。故此,在这个层面,尚有幕、藩对峙,王、幕对峙,藩、藩对峙与联合(如萨-长联合等等)等几个改革层次——其中,天皇和幕府的对峙——作为幕府和藩镇对峙的补充,在历史上比比发生,也延续之维新时段。其间,日本式政教合一与政教分梳艰难于成、于败,但是却在整部日本史中,一以贯之,不曾毁灭。这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在世俗和形上层次形成一种辨正。于是,幕府归合与王室纳幕(德川家和天皇联姻,如笃姬故事所涵),也成为维新改革之一个重要和主要层面。归结之,我们看到,在思想层面,以救国立威为基准的、类似中国变法观念、而主要是对外(攘夷)方针之确立的原则启动(教育,军事,外交,经济等项强国策),成为中、日之间改革间性的无差别诉求。

   

     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中国变法和日本维新之间巨大的天壤之别的存在。这个差别就是,中国思想、运动、载体,无外乎是皇上的改革刍念和君子们的袒皇思想和尝试——在所谓体制之内,去除皇上和某些大臣的改革思想之外,并无中国各个地方和省级思想家和改革家之对于中央改革的压力和“胁迫”。故此,一,他们对于皇室,没有新思想压力,新思想好像直接来自光绪等臣子(康、梁等人);二,他们没有实际能力至衡于朝廷,无论是暴力至衡还是和平至衡。究其原因,不外乎中国不存在相对自治和“独立”的各个强藩和藩主,而是“封建”业破几千年的集权主义。于是,作为思想载体的各个地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乃是自由自治之载体而并非主义之粹——见福泽谕吉《文明概论》),并无可能在改革时期,一举代替中央惰性,从而形成众生喧哗之状态。这种众生喧哗状态,不仅仅是对于改革内置的求变,而且广泛容纳了日本对于世界的关照,观察乃及思索。其中,仅就改革幕府体制一类思维,就包涵了暴力去除论(吉田松阴)和和平演变论(公武合体论)。再是,大约在所谓第二轮改革时段,在期宪愿景和立宪过程之中,日本先驱之所以形成政党政治时期,也是源于两个考虑:

   

     一个是,立宪规则和政治实力的平衡,必须有代表势力参与其中,这就是日本人开始建党的初衷由来;

   

     二是,日本人平衡幕,藩势力,改变古代政治,进入现代代议制之总则,就是要抬出政党政治,反对党政治和在野派舆论——这乃是日本人最终理解和诠释“化西”政治的要点——而他们无论是选择英国法,还是德国法(法国民法),皆是如此,不一而足。

   

     三是,这种政党政治和一切西方之党派政治求取一致之处就是,党的出现成为藩阀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的统合与分治——党,就是各个阶级和各个藩阀代表的另外一种说法——不像中国所谓党之观念的否面定性(君子不党,党同伐异,党锢为祸,等等)。

   

     他们并未因为像中国、清廷一样害怕“乱党”而缩手缩脚(汪大燮反对英系法制,因其纵容“乱党”,云云)——即便是所谓选择德国法系,也明白知解德国各类政党逾越于俾斯麦之上之所谓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原则的贯彻实施。这是日本改革的核心和灵魂。没有这个政党政治,一切立宪和民主就会沦丧为专制甚至极权而无可如何。中国天然没有西方自治和日本藩地势力而形成的非封建,破封建和无封建之一统局面,和日本维新之分合转换,阶级嬗变,上下递进之面貌,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因为,直接从上而下的体制和意志总论,总是带来上-下“万岁”(从毛到人民“万岁”)之极权主义;因为中间的一段,议会,团体,阶级甚至官僚代表已被轻易被黜,所以,一面是极权主义之最最上,一面是民粹主义之最最下,没有中间至衡原则。这个情形和日本之局迥然为非。日本是纳入几乎所有原先的藩主权势(含藩主本人)予以权变而进入日本维新政权——中国不过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准马克思主义状态。于是,出现了维新以后,所有这些藩、幕大佬(含德川庆喜),都成为和明治新政人物,和三杰、N雄之新人并驾齐驱,一起创造了改革历史。甚至,他们的反对改革和挽救改革,一并而持之,不分伯仲,一如西乡龙盛等人,也皆为日本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所接纳,并称于日本功勋卓著的历史伟人。

   

     而中国变法之微末,却是清廷的凋零和溥仪的衰朽……加之孙文的退出,老蒋的惨败和易帜之弃。于是,在政治上,日本完成了体制之解构的结构(化西中的西化);文化之传统的现代,社会之自由的平等(惟独外交上所谓原先之“大陆政策”历久不变,以至于今(观念不死)。这当然是一个谜团。因为自从胜海舟君提及联合日,韩,清共同针对西方列强以来,日本殖民意志一直被潮流和命运所愚弄而无以应对……)。于是,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课题,如果不是还旧至维新时期,那么,其间的难题本来无解——唯有中国人体会,解释和解决了维新与变法——中国与日本——中日与世界之大关系,中-日之间的深层次龃龉才会得解:这个解决,就是中国民主化。(当然,这并非本文课题,故而删略之。)一般而言,人们知道,类似山内容堂给予坂本龙马的支持,吉田松阴对于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的影响,乃及岛津久光重用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等等改革序曲的演奏,成为日本维新交响乐的开始。

   

     人们看得清楚,土佐之山内,长洲之吉田,萨摩之岛津,佐贺(肥前)之直大,成为维新和改革之第一层次。

   

     根据维基资料显示之证如下: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山内容堂乃及“土佐”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山内容堂重新掌政对勤王党展开报复,将武市瑞山(藩士)及相关党员进行处决,其中武市瑞山被赐予切腹,经此镇压后勤王党因而解散。此外,吉田东洋门下的后藤象二郎(藩士)、干退助(之后改名为板垣退助)(藩士)、岩崎弥太郎(浪人、三菱财阀创办人)等都成为明治时代的代表人物,还有武市瑞山的知己乡士:坂本龙马及中冈慎太郎也都是杰出人物。”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佐贺”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幕末时菁积极发展新兴西洋工业。1849年,日本第一所制铁工场落成,1855年建成后长崎海军传习所,派遣藩士学习。而佐贺藩对于幕府不稳的形势处于旁观的态度,直到锅岛直大表明支持反乱军才正式出兵。当明治政府成立时,不少藩士被新政府录用,包括了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2]、大木乔任、佐野常民等,因此与萨摩藩、土佐藩及长州藩合称“萨长土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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