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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打改革的人

敲打改革的人——关于西乡隆盛的些微思考

   刘自立(北京)

    

   一

     近读日本作家津本阳《西乡隆盛——改变日本历史的人》一书;结合前此面世之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织田信长等传记,加之有关于此的DVD电影,日本历史和历史人物登陆中土,可以也算是一个小高潮。和民国关注日本历史政治文化者一样,人们现在面对日本历史,主要是想从中找到中日两国历史、政治迥异走向之因;且顾及到其间的文化差异和思想不同;这个不同,其实,非常简单。一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对于幕府传统的态度是继承文化传统而演绎政治新径。这个传统与现代性和政治与国民性的日式结合,从一开始,就达到了“一步到位”。所谓一步到位,就是原则选项的基本兑现。这些原则选项包括三权分立,庶民参议(参加议会),政党政治(反对党与政府的互动,参与,指导甚至掌控),法治资本,市场建构,(兼合官商勾结,利益原罪)……诸如此类。只是这些原则的定制,在实践和操作层面,尚出现步步艰难,筚路蓝缕之况。这个改革全过程和西方欧美民主兑现和成熟过程一样,付出了对于民主本身的批评和矫正(或者说,由民主政府对其进行来自民间和反对势力的压制和调试)。这是众所周知之事。这个对于民主或言维新的调试,在明治维新时期,出现两大趋势。

     一个趋势,是传统势力含维新者本身对改革的不满;二是,这种对于改革的改革,是由民间,政党和知识人几种势力之合力,批判,提携和斡旋而成。其中,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视为一种对于改革的打击和提携——但是,这种打击的内涵和质量,远远不如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的组党运动,对于改革的促进和强化来得正确和有劲。于是,人们看到,一方面,是西乡作为改革元老的历史功绩,成为奠定西乡地位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对于西乡的榜样的力量,反对式榜样的力量,和他的反对式人格的力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其实他们更加应该肯定在西南战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宪政运动,组党运动和民主运动,对日本更加伟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像中国之孙文,土耳其之凯末尔一样,造就了亚洲的民主历程。只是,我们看到,凯末尔之对于东正教和拜占庭王室的态度,以及他们自己面对君士坦丁堡的辨正、历史态度一样——如,如何看待1453年他们的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凯末尔驱逐王室成员于兹。这和孙文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国,又,将共和国理念引向社会民主主义,容共于苏,态势完全不同;凯末尔走向西化;孙文以俄为师……其间政教,辨正和专制,民主之努力,之区隔,孙,不如凯——也不如日本人——虽然他一度想出卖东北以换取日本支持而未果。)

     当然,关于西乡本人和西南战争本身,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如果”可以分析。

     这些“如果”充分说明了西乡本人对于改革和王室犹豫不决的态度,对于现代和传统百思无界的状态和对于前途和“复旧“(还新)顽强不另的选择——但是,是不是容忍传统,(对于日本),是不是容忍武士,是不是容忍王室,确是日本人企望学习英国人的一种鹜远之源,好高之则。他们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永远都在追逐英国这个殖民佬大而不成(更不要说就连日本动画、游戏、读物都介绍“英国人支持倒幕,法国人支持幕府,……美国人是吃两边,所以美援不分派系”——而《西乡隆盛》绍述英、法、幕、王之关系,也颇费篇幅……。)于是,在此国内外大背景前,也许不能作为思想家的西乡,只能作为想向家而对待传统、对待现代。他举棋不定,彷徨徘徊,又坚定执着,不易其志。对于改革而言,改革之因是因为必须改变以往的积弊和旧制,但是旧制如何对应新制,是为一种辨正的考虑中,而不是主张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斗争(政体改革不事国体更变;政治“革命”、改革意义上的革命——不悖于“日本无革命”说,不等于阶级更替)——这种笑话,对于所有日本政治家都心熟能详;再是,改革面对的改格过程,一般而言,在改革初始,都会面对改革新弊犹豫而反对之;最后,改革之初,也许会产生一种新的旧体制和旧的新想法。在此纠结和纠缠当中,改革之初,给改革者带来的特权利益,也许就会和旧制度和改革本身带来积弊,也会和改革诉求产生冲突。这便是改革辩证法。

     西乡属于最后那种人。“西乡隆盛在自己主张的征韩论被政府驳回后,交出了参议、陆军大将、近位都督等职权,于明治六年回到鹿儿岛。”(《西乡隆盛》下同)早在明治三年,就有塾生横山正太郎向集议院提交列举当今十条时弊建议书。如次“旧幕的恶习不知何时被新政府承袭,直到昨天为止还是错误的事情今天就变成正确的,现详细列举其条目。

     “第一,政府高官沉浸于骄奢淫逸,在朝廷造成不良风气,让平面生活陷入贫困。

     第二,大小官员嗜好虚饰浮夸,沽名钓誉。

     第三,朝令暮改的现象严重,民众无所适从。把牵强附会的说法强加于人,法令得不到很好遵守。

     ……第九,国法大典至今未立,依旧以私情论赏罚。……

     第十,政府上下均贪图私利,陷国家于危难之中。”且提到岩苍具视等人的徇私枉法。西乡看过这个建议书后说,“值此时节,朝廷百官游荡骄奢,多有误事者,时论嚣嚣,安武慨然自奋曰,此乃王家衰颓之兆。为臣子自者须千思万虑,以救此难。”此外,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三年日记载他与岩仓具视商议关于另外一个问题,“全国的旧藩士纷纷反对发布征兵令,很可能发动起义。”并与木户商议如何杜绝日本“第二次维新”之举;主要担心萨摩土佐长州诸藩鼓动“朝廷改革”事宜——而所谓西乡主张之废藩置县,版籍奉还,使得中央政府得以立基。于是,人们看到,在推行王政复古和和大政奉还上做出主导贡献者类如岩仓,木户,大久保……其面目似乎马上成为了改革对象而非原初之改革者。岩仓,大久保和木户通过西乡其弟西乡信吾通知西乡,“我等会按照隆盛的意见改革政府。”但是西乡未有听从之。其间,“西乡隆盛在很短的时间里促成了萨长土三藩的合作。”但是西乡查察“政府内存在着与高官同流合谋的大规模掠夺组织,只要社会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正直的人就只有吃亏的份儿。”西乡且作诗一首云,“去来朝野似贪名”……《大隈伯日谈》写道,“木户、大久保这些老成的人瞻前顾后,毫无决断,令我等忍不住要对其优柔寡断的行为心生愤慨。”因为,“虽说是郡县制,其实是企图保存旧领主制。就连萨长土肥官军的主心骨——四藩藩主——也联名向政府呈交了建白书:‘希望朝廷恰当处置。应与之则(与)之,应夺之则夺之,列藩的封土应重新决定。’大致意思是希望整顿列藩的领地,施行重新分配……没有任何一个诸侯觉得返还政府的领地不可能再次回到自己手中,于是他们一举实行废藩置县,成为华族身份。

     “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突然颁布了废藩置县的命令。至此,封建制度灭亡,开始了四民平等的社会。”

     这就是所谓一步到位。这个原则到位虽然是西乡做主之第一步,也是到位的一步;但是,上述诸侯内心的偷梁换柱的苟且用心,也是一目了然的。这个换位和觊觎就是,郡县制度最好为虚,藩阀制度最好为实——而这个无论是郡县、还是藩阀之自治,准自治和元自治,却是日本改革胜败、生死与之之秘诀和隐情。换言之,大政奉还,如果不是以自治为基准和前提,集权制度之改,就会演化成为极权和极治。这是日本人自觉、不自觉无法认可,也觉陌生之选。

     二是,他们在与之,夺之之间出现的多种争执,是以西乡的象征性鹿儿岛“独立”为下一论置县之异,这本身就是一种蹊跷。

     三是,所有王政一统和中央集权,如果不是在现实中,也会在历史上,肯定西乡之举和郡县自治之举。这是改革载体之改革的,除去政党政治以外的民主程序和共和自治之结果(皇权政体并不背弃共和原则如英国,荷兰等)。于是,从理论上说,集权制度和自治之间的间性关系,成为民间力量良性互动于中央政府和王家体制之核心,并不影响他们迥然区隔于“极权主义”——这是非常明确的政治学定位。于是,西乡胜败如此,日本藩、郡如此,其实,在此之中,藩阀体制在历史上起到某种肯定的作用。

     日本那时的定制是:改革为一使(北海道),三府,三百零二县制度而中止了皇权-藩阀体制。 

   二

     西南战役之前的佐贺之乱,始因,也是全国各地的不满和起义;且在佐贺,有征韩党和忧国党组建;在面对和对峙明治政府的当口,其组党运动也以爱国公党的组建和倡仪民宪的契机展开,从而对应了一方是对于政府的兵谏,一方是施行政党政治和立宪政治之大“复调结构”,且二一、一二,不可或缺。这是一个反对改革,反对维新,抑或是,改革改革,挽救维新的二律悖反和正面选项。这个选项和英法美多国革命前后早有反对党政党运动一样,使得立宪之基不会出现自上直下的民粹结构(由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甚至一种意识形态主导改革或者革命)——也就是苏联结构和中国结构的变革逻辑——这样的结构,使得立宪和民主,在中间环节和上下之间,出现严重的缺省,从而导致政教合一(土耳其早期模式)和专制政权对于极权主义的取代(俄罗斯模式)。这个取代的结果既是因,也是果。因为,说她是因,是因为这样的极权改专制之根据是从历史结构而言,历史成因和历史传统而言。他们的中间阶层的疏漏和匮乏导致民主程式的不足甚至变形——这个中间阶层的0存状态,使得议会直接成为民粹主义的打手而无法制约上下权势的直接勾结和蔓延(索尔仁尼琴所谓俄罗斯议会那时的民粹情景,就是如此。所以,说她是果,当然因为她的政治载体和政治路径的虚无或缺省,造成于西方传统,政治,政教,文化和人头不同的转型和走向。(参见《红轮》))由此出现俄罗斯极权主义之后,普京主义的体制成为一种不同于斯大林体制的“专制”新体制——这个体制,被看成为“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具备这个“明天”,这还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宗教分子是不是具备俄罗斯人那样对于信仰和道德的执着和坚守——在此一面,我们看见的情形正好相反(更不要说俄罗斯和未来中国对于新专制的否定,也是“未来之未来”的必然和必须之选项)。于是,在此意义上,日本人在政党政治,反对民粹,反对社会主义(雏形),坚守传统-现代方面,一步到位地呈现了他们所有这些岩仓,这些西乡,这些木户们的锐眼识世和选项正确。他们没有在没有政党运动的空白处,徒然呼唤那个只有上层,上级和“上流”结构而缺省下层,民间和反对派空间和存在的幻觉立宪和梦想共和。不,他们的观念和行止早在中国变法维新,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场东风,就是他们极为成熟的政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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