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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司令逝世有感

   潘司令逝世有感

   

   

   刘自立

   

   

   潘司令(国平)逝世。网站上有些纪念文字。谈到潘,王(洪文),张(春桥),这些人物如何定位,分析……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和文革研究领域,莫衷一是,各执黑白。按照潘氏说法,有几点可以概括分解之。

   

   一是,他认为自己参与和领导上海文革,带来迫害和动乱,有罪。二,但是,这当然不是潘氏的主要观点——其主要观点是,对之个人和上海造反派,还是造反有理,文革有功(打倒官僚)。三,但是,这种功过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所谓工人阶级在毛体制下的真正人权不得保障。这些看法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足为新。06年,96年,甚至更早时期,这种造反有理,文革起义,打倒官僚说就已风行一时——甚至,对张春桥,某些上海人,也保持某种肯定态势。其间,“人民文革”说更是迄今被大大坚持的一种所谓历史观和文革观。当然,如果这些政治观点横移到美国和欧洲——按其反党论和反对论用于通常的政治斗争和竞争较逐于政治圈内,那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因为“反党”(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而领罪获狱。所以,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的解读,前提不一样。于是,就拿潘司令造反论而分析之,大致的常识解读应该是:文革,是一种民粹主义运动——而民粹主义运动的后面和本质就是极权。我们曾经说过,从西方哲学政教合一的哲学王主义(柏拉图主义),到卢梭的民粹(人民运动),普遍意志和外国立法者说,逐渐过渡到一种从“人民”抽象概念中提取出来的“阶级”概念继而形成马克思主义——遂使“人民民粹”概念获得了“阶级先进性”和打倒其他阶级的籍口。这就是从人民民粹过渡到阶级斗争(马克思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之运动实质。这个极权主义运动的要害,就是人民运动被控制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框架下的文革造反(含纳粹主义和苏维埃运动)。换言之,没有毛的一人意志,无法形成造反运动;同理,没有潘司令,聂元梓和蒯大富这样的民粹底层之呼应,毛文革也无法运转。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潘,聂,蒯……一类反对官僚运动者——也就是人民文革所谓,和我们早早所及之人民革命——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共产党施行苏维埃主义,中国革命和(文革之)上海公社一类绝对在一个领袖体制下施行的造反。这些造反的主要特征,就是反对所谓特权阶级,反对所谓封资修(文化和人头),反对所谓反毛人士(从刘少奇以下皆可涵盖)乃及之官僚。这样的“人民运动”其实就是49年以前那场“人民战争”的重型和偷换——1966年夏,周恩来到清华为老蒯平反时期他抬出的理论就是,要把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见其66/8/4)讲话。为什么提到国民党?刘少奇和国民党有什么干系。这当然是一个假问题。但是,这个假问题的核心却是:凡是要施行人民运动,必须制造蒋介石国民党一类假相敌人,以满足施行运动的借口。所以,凡是在49年以后提到要反对国民党,那就意味着一场民粹运动就要兴起。三,在刘少奇和蒋介石之间,本来没有必然之体制和文化联系;但是,将其撮合到一起的那个对立面,就是“人民”—领袖(毛)——就是毛之文革,极权和造反——(甚至无政府主义也被有限度列入这类民粹主义之一端。列宁就允许无政府主义之领袖在莫斯科举行葬礼(克鲁炮特金))。这是民粹-极权双胞胎结构的一种发效。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造反和革命,只要戴上民粹主义+极权主义的锁链,那么,他的革命造反起义一类行为,就是摒弃相对主义,转向绝对主义的一场灾难。我们不用说刘少奇陈云一类政治人物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仅仅就他们主张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鸟笼经济,三自一包……一类为毛所不允之政策,就是划分绝对极权和相对极权;强极权和弱极权之区隔。换言之,在选择施行文革,还是不施行文革——在选择,施行毛革命,还是不施行毛革命——这些两难课题上,有良知的国人,当然选择一个“不”字(就像你选择老蒋的不公,还是选择毛“公”)。

   

   四,从世界范围看,从世界历史,世界革命历史看,这个逻辑也是一样。所有施行平民主义之极端行为者类,在欧洲,最后都被平-贵联盟一类政治结构所取带。欧洲历史说明,任何绝对造反和绝对庶民之运动,尽管包含某种正义和公平选择,最后,都被历史抛弃,转而施行平贵一体(当然,另外一面,就是政教两体——而不是象东政教一样施行政教一体之制,之治——政教一体体制(东正教(之所以符合专制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治衡所谓大牧首之办法……)。于是,这个逻辑的衍生就是,任何打着人民革命民意的革命,一般而言,都是对于欧洲平-贵联盟之反对——而这样的反对,最后,都被社会民主主义的介入,加入,和融合于左右政治,平贵政治所消化——只有列宁和毛制造的“人民”体制,才能形成消灭平贵和敉平社会,消灭政治之极权主义生态。而这个生态的出现,其实,就是预告政治常态和社会常识的结束(以平等代替自由——而其实就是用江青一类官僚代替刘、邓)。所以有第五点。文革之所以可以一呼而起,一呼而散,就是因为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具备、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之一般化的非民粹和极权政治社会结构——在中国,这个没有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毛体制,制造了和任何其他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完全不同的革命和造反。而加入这些造反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等,无不打出分田地,打土豪之旗帜,之政策从而一举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又涉入另外一个更加难缠的课题——世界资本结构之话题)——这个政策移植至66年,就是周恩来说的,又要“打倒国民党”了……。所以,文革也好,革命也罢,其实,都是毛主义纳粹的一种幻民游戏。这个游戏在老蒯和老潘一类造反派看来,只是觉得,他们打倒了官僚,走资派,甚至共产党……就如何合理合法;但是,他们不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呼喊这种业已没有政治资本,社会资源和文化根据的革命-文革。这类在0社会、政治基础上发动的文革,革命或者其他改革,其前途势必是英雄运去,祸国殃民。这个祸国殃民不是一般专制体制下的国亡而天在;而是天道、王家一起完蛋。所以,这样的庶民主义,平民造反和人民起义,在世界历史上被真正有识之士和有识之民所摒弃。法国人,不会因为巴黎公社起义而改变三权分立的阶级治恒原则——美国人,也不会因为两党阶级代表之异而以一党推翻另一党——甚至,在所谓西欧集权主义时期,他们的自治和自由,也带来或是庶民,或是贵族的某种合法合理性存在和发展——更不要说庶民没有文化,只有贵族才有文化……。

   

   潘司令死了。他的问题并不因其去带入了坟墓。不是。

   

   他的死,给了中国人一个另外的启示。这个启示 ,不是什么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是好人……而是,在面对极权主义0社会化和0政治化的政治结构中,改革和革命,如何发生——如果发生,又会导向什么方向——是从刘少奇导向毛,导向江青……还是从没有政党政治传统的,类似俄罗斯改革那样,导向新的专制——这个专制,是不是比较毛氏极权主义,也是一个进步(在此意义上,新威权主义之谋,又要如何估计)。

   

   这些课题比较文革烦琐考证,豆饤之据,来得更加迫切和实际。

   

   

   《纵览中国》

(2013/04/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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