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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与保留异见

达成共识与保留异见

   

   作者: 刘自立

   

   

   

   达成共识——是新近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其大致含义就是:为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制造一种共识分母,以驱赶分歧和异见。这里,背景设置和条件估价,应该成为达成共识的基础。可以说,人类历史其实就是表达了这种共识努力的过程。但是,细致分析起来,共识之基础则是共和的改换说法。而共和,其实就是在没有共识的利益格局和阶级分野中,保留异见权力而谋求契约之形成。从这个角度讲,最大的共识,就是异见不会彻底被和谐被毁灭的不共识之共识。反其道而行止之观点,和上述说法相反,其实就是卢梭的普遍意志。这个普遍意志说,是新近共识主义最好的古老原版。其中大致含义就是,个体和多数意志,要让位给虚拟的普遍意志;从而造就一种消灭个体主义的极权主义全能全职型共识——这个共识尚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主义和洞穴映象;其大致含义是,任何具体的存在都要服从理念的普遍概括——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马,具体的狗;人,马和狗是可以超越至形而上的,这个超越就归类于抽象的人,抽象的狗和抽象的马;其可以上指天,下治地(这是一种最为通俗的诠释)。于是,共识论的“形而上”(注意:是带引号的形而上)性质达成了人伦主义和人本主义,从而忽略了其实只有上帝才可以制造人间以上的那个层次的存在;人间最高旨意和普遍意志,如果僭越了这个人-神伦理,天赋人权,就会变成人赋人权——人赋人权,就会变成超人统治人类——继而退化成为极权主义之克力司马崇拜。所有企图在英雄崇拜中取缔上帝旨意和圣经模式者,最后,都会因为他们的权力的畸形和野蛮蜕变而被历史嘲弄。卡莱尔笔下的所有英雄都是这个结局。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期望自己达成自己的最高共识之野心驱使下,他们的结局,其实,就是象拿破仑一样,最后,还是要向上帝祷继而复归上帝。所以,人间所有共识的出现,只能归附于上帝的关照和呵护,没有其他共识,可以取代之。

   

   这是一种共识主义前提。再有,所有人类世俗共识的达成,都是保留异见的某种暂时契约。这些契约包涵深刻的共和主义精神,也就是共识主义内涵——但是,这样的共和主义,共识主义,其实,只是在不同的、无可通约的异见存身情形下达成的共识——换言之,这种共识就是达成没有共识的妥协之妥协主义。共和概念的经济,阶级和政治内涵,按照共同原则,就是保留自由,甚至,通过民主,来达致分野和共治——共和,不是要达到一统天下的专制或者极权主义状态。共和之出现,从最早的希腊和罗马自治,一直到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城邦主义,乃至包含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选举和汉萨同盟的自由贸易……其中,最为通达的共识,就是保持这些自由市和自由邦的个体权力(由自由“国家”权力保障威尼斯共和式权力)。于是,在那个时期,无法达成共识的共识,就是共识。这一点尤其重要;比如,罗马教廷和世俗国王、郡主和僭主之间无法互相取缔和换位;他们之间的间性胜败不能将世俗转换成为圣道;反之,也是如此。这是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言之,在世俗政治和教廷文化中,分离而不是一统,才是欧洲历史的突出表现。如果按照一种畸形的逻辑共识表达,教皇必须与世俗国王达成某种圣俗之间的权力僭越——也就是说,你或者用教皇取缔国王;或者用国王取缔教皇,才能在精神和物质(教廷,皇宫之载体)上达致共识,那么,这种共识,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方可出现。再有,即便是在各种宗教内部,互相融合和借鉴的情形比比发生——穆罕默德也是耶稣的崇拜者和后继者——但是,在他们二主之间,当然是共识小于异见。这是一种常识。甚至在新、旧之约和基督、天主之间,也显然存在着异义大于共识的局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世俗民主历程中,多数和少数之间的间性考量成为的共识,乃是保留异见的另外一种历史。在希腊瓦片选举时代,苏格拉底被多数派致死于非共识主义,就是一个显例。而在罗马元老院和后来的共和主义和王权主义宫廷里,共识的结构更多是让位给一种保留异见的权力和态势——甚至在基督和阿波罗面前,那种人神之间的歧异往往成为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秘诀性展示——因为希腊和罗马的命运之神往往不能够和人间共识取得某种一致。在战争期间,甚至政治优劣,也并不是获取胜取败之唯一考量;比如后来的日俄之战,中日之战……和最早的波希之弈,很难说,因为你民主了,就是胜利者——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形,协约国也并非都是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共识结构的异数。

   

   在历史上,民主共识并非达致各个国家胜败之唯一前景。这是现在人们考察大致世界共识时必须做出的证明。在日本明治以后,因为维新派的某种偏斜和宠贵倾向,导致西南战争之发生。西乡隆盛和大久宝和木户之间没有共识——而正是这个没有共识,才变做了以后维新之晚些时候的,对于改革的改革——而这也是共识之所以无法始终如一之辨正——只有西乡的战斗之非共识,才能达成最后维新之期宪和君宪。这是一段经验。这种经验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共识的共识故实,人们多会不忘。即便是达成共和共识的辛亥革命,也是因为各种在野力量的摩擦和较逐,才使得中国民主呈现了那种非共识的共识状态——那也就是,如果没有最早的南北对峙和后来的易帜统一,共识是无法完成的——而这种蒋介石式的统一,并未达成全国上下的真正极权一统状态。这个状态的延续后果就是,在中国国中尚存在苏维埃主义政权(含李,白政权,阎西山政权,广东和福建政权等等)。九一八时期,蒋介石也无法完全控制张学良的政权之举动——不管他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和蒋介石与张作霖的对峙前后因果,无法消弭。所以,抗日也好,内战也罢,蒋介石的军队和毛的军队,因为共识不同,势力不同,权控不同而导致毛胜蒋败。这是极权主义对于专制主义的胜利。这也是共识主义之失败之例子。

   

   从理论上说,民主程序所呈现的多数和少数选择——共和主义达致的共同利益之分享——自由主义趋向的官民互约和沟通,其基础,就是因为没有共识——继而在保留异见的和异义权限时,达成妥协。从精神内涵讲,共识主义的最大失误,就是因为他们不知人间和世界之歧异性,占据普遍的位置,而共识只是一种例外。他们拓植的共识主义往往忽略了这个人间故事的最大特征,人人之间之别,之异,之非。如果把经济共识说入一种共同利益,那么,他们的并不平等的现实,乃是非共识的基础,而不是共识的基础——平等,就是给那些弱势的群众以一种利益和智商不平等的照顾——而共识和平等,只有在抹去高端利益的情形下,才会承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优越论;而这种优越论,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统治者自己收回。因为,他们不是,或者,最后不是无产者,而是资本家。

   

   自由的例子,同样表达了非共识的故事说项。因为自由,就是个体主义的张现。如果自由是回归卢梭的普遍意志,回归柏拉图的抽象理念和马克思的社会性存在,那么,这个个体主义发轫就被彻底取消了。这一实例,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极至。我们现在的“共识”主义者,多半是生活在这个共识主义的毛旗帜和毛精神屋檐下。他们很少考虑到西方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中那种根本就几乎忽略集体,体制和统治者带来的统一和梦想之特质——他们宁愿唱着“每一首”歌而不是“同一首歌”——那种一统梦想的结构主义,正是他们没有相似的西方个体主义可以依靠和继承之结果,继而带来的某种想法和号召。这种一统想法和共识主义,在极权主义的某种层面上,经常和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互相混淆,无法区隔;故此,才带来某种企望和极权主义达成共识的改革前瞻和故事诠释。这种故事,其实,不是故事,而是没有历史的历史虚妄主义。故此,在坊间大谈共识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了类似文风和人格表达的个体主义精神。你,我,他,尚且可以保留某种个性和异见,何况整个社会,全部政治之梳理和运作。

   

   这种口号的出笼,只能在中国,在那个雷锋死去的环境里,方才可能。如果你在美国,在英、法,你无法要求两党或者几党的人士一朝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岂有此理的号召。选举人和选民,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并不达成共识。民主党和共和党是永远作用于一个价值平台的,但是,他们并不需要完全一致,毫无异见。他们没有极权主义经验,也不必具备这样的悲剧历程。让他们争吵下去吧!——这才是人类的常态。没有这个常态,也就没有未来;也就没有历史。对于中国前途,人们常常提及的南非和解,缅甸和解,苏、东和解,表面上似乎符合共识主义的一锅粥主义。

   

   但是,仔细分析之,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共识的基本来源,是各种势力存在,操作和融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其说成共识,不如说达成妥协——而妥协,就是保留各种非共识和自己的见解和利益。如果曼德拉没有姆贝基的战斗和爆破;如果昂山没有缅甸众多反对党的支撑;如果苏、东没有西方直接的“政治贷款”主义的压力;……德克勒克们和丹瑞们是不会共识与之的。这是因为共识主义自始至终都是由多元化的政治存在决定的。在所谓南非和解过程中,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们,在图图大主教制定的和解会议厅里,直接被逮捕——判刑;这里,对于他们,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和(与曼德拉的)“共识”。

   

   以后的缅甸政治如何发展,大约,也会在这个悖论里艰难而行——这是民主政权对于不宽容和非共识状态即行清算的共识。没有这个清算,事情就会变成中国式的对于共识的倒退——从改革,倒退向改革之死。故此,在区别了中国政治性质以后,人们会发现一个普遍的不同。那就是,中国改革现状既不同于南非和缅甸,也大致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的某种人文主义和神文主义之间的历史博弈,并未因为共产党的体制而彻底覆灭。在波兰,在捷克,在很多地方,保罗二世之类的神、文共识,一直以来,是对抗极权主义世俗政治的有效砝码。这个钥匙,基本上,解释了他们那些国家和人民尚未虚妄,虚无和虚脱到没有信仰的那种惨状当中之问题。加之某种由苏联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主义,致使苏联拳头一旦放松——是由里根和撒切尔要求和逼迫之放松的——东欧土地上,立刻出现由不服从运动导致的解脱殖民主义的解放。这是因为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他们的解放一是来自里根和撒切尔,二是他们没有共识,共构和同舟共济于西方资本。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非同构结局。可是,现在的中国-美国-欧洲结构,正好与之相反。这是一种由资本结构达致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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