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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拒不政改 革命必至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0/2013
   
   
   作者: 荒原
   


   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说得好,“从理性的角度,希望避免革命,用最小的代价、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社会转型,这需要执政党有足够的智慧。我的观点就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说在十八大以后,新核心在他们的第一任期内不能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我认为也就不必启动了,那就是只有等着最终被人民唾弃。”中共新领导集团如继续坚持陈旧的政治思维,拒不进行以宪政民主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则等待他们的只有人民起而革命结束极权暴政。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一、跛脚改革引发社会畸变
   
   由邓小平主持的渐进式社会改良,在当代中国被称为“改革”。在当初改革动议提出后,其中还包括另一半,即政治体制改革,但后来因为既有体制天然的内卷力之缚和新既得利益集团的着力阻碍,这个试图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设想被边缘化,政改呼声渐次弱化,最终只能在个人书斋和小众中做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再难上得官家台面。近来国人再次热议政改,虽是老调重谈,却恰值改革又处于惰性十足之迫,所以亦有必要,甚至哪怕有矫枉过正之嫌,实也正当其用。
   
   纵观改革表现,仅限于经济范畴。在农业层面,从毛时代人民公社的集体农奴制成功走上半自由状态的国家农佃制,这无疑已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因此使80年代早期的中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但此后随着城市和工业层面改革的启动,“三农”再次被冷落,成为改革弃儿。此后无奈的中国农民从失望的土地上大量逃亡,流向城市,沦为三等国民——“盲流”。随着后来城市建设加巨和代工产业扩张,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转身为非农非工的另类——“外来农民工”。这实际是从自由佃农走上了另一条“现代工奴”的道路。在城市和工业层面,虽然公有制并未太多松动,但因为“改制”无体制保证和监管,致使国资无限流失,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同时允许部份民间私有制自生自灭存在于国资与外资的政策夹缝中,赖于半市场化的效率,竟也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财富积累,解决了不少的就业,促进了改革的进程。
   
   三十多年的成改革就,完全表现在风光无限的奥运年。这恰似为全盛期的顶点,此后因为没有能力和愿望为之注入新的动力,所以呈一路下滑的曲线。至今,改革范式的最大共识和内在增长潜力,已在不思进取的“富守成”理念下逐步消解殆尽,正在步入一个学者所描绘的虚假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一条进退维谷的死亡胡同之中难以自拔,形将就木或许是唯一命运。
   
   不妨简单例举以证之。不亚于毛时代的经济领域“大跃进”,种种在光鲜表象下暗伏的危机正在逐渐显露,人为事故灾难呈递增态势,此起彼伏,经年不断,至今已不计其数,如圈地、强迁、浪费、污染、高铁、造假、倒楼、断桥、塌方、溃坝等。所以有人称之为“极右浩劫”,看来毫不为过。
   
   只要你亲临任何一个“中国模式”现场,就会发现无非是低人权、低工资、低产出、负福利、高强度、高投入、高浪费的“败家子”行为。并且因为“发展是硬道理”的风行,使社会变得只认钱不认理,文化和道德代价无法估量,未来可否修复,尚不得而知。总体看来,此模式荒诞不经,得不偿失,且无从复制,只是某些人的自弹自唱自慰之功和侫人之言,于社会发展进步毫无实际意义,还尽显羁绊之能。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提供的廉价劳动力面临代际更替,人口红利时代已是过眼烟云,刘易斯拐点业已显现,但产业结构未能升级,不合理依然如旧,低端劳动力过剩与专业劳动力不足同时并存,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却悄然来临,加之自然资源逐渐枯楬,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高增长时代行将终结,未来之路更加艰难。
   
   全球经济危机面前,中国表面上得以幸免,实际仅得益于在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高度管控。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强力安排下,才延缓了经济崩盘和社会巨变的局面。但这如一剂强心毒剂,实为一时之策,而决非长久之计。
   
   2011年,GDP雄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连创新高突破10万亿大关,人均负担9000元之巨,远超经济增长率和个人收入增长,与民争利达到新高,百姓苦不堪言,加之经济衰退和通货彭胀之扰,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彻底沦为浮云,近日推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结,只是一个过气画饼。
   
   广东乌坎事件的直接诱因是土地问题,虽然表面已平息,但深层矛盾并未化解,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同类事件在全国各地还将不断出现。而政府永久性化解这类事件所需的实力以及真切愿望,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和习惯惯性面前,实在令人怀疑,前景堪忧。高达0.5左右的基尼系数被人为淡化,但背后的“仇富”(不正当财富)情绪却在无限漫延。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众维权与官员维稳之间的矛盾。乌坎事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底层民众长期进行掠夺的结果;是虚假民主纵容官员腐败而不能制度性纠正的结果;是民众基本权利长期受到侵犯而维权无果且受到打击迫害的结果”——于建嵘
   
   2012恐怖之年的现实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早已初露端倪,社会变革之切也已如暴风破门和巨浪掀舟般势不可挡和迫在眉睫了。
   
   二、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二选其一
   
   中国自百多年前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和学习的过程,但老大帝国的传统过于强大,注定了西学精髓无法东进。所以本次文明转型从总体而言是以失败告终的。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任何的社会改良都是外力压迫和内办呼应的变奏。因为改良的不彻底性,仅可维持和修复现有社会秩序,一些隐形存在的深层社会矛盾并未解决,所以改良无异于是在与革命赛跑。后清经济层面的洋务运动到政体层面的百日维新,皆因步伐太过缓慢,终招致辛亥革命,即为明证。
   
   三十多年来的事实也表明,中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急式和拆东墙补西墙的打补丁式的改革,性质并未超出历史既有规律和模板,根本没有正视制度性矛盾这个焦点。一个无庸置疑的残酷现实是,在尚未完全做好转变和应对准备之际,“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这种变化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及其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国人的政治嗅觉已逐渐灵敏,权力述求逐日增强。这绝非简单的百分比游戏,而是意味着城市化将继工业化之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值此中国仍处于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文明转型阶段,社会矛盾和危机几何级升级,中国事实上已经步入介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但我们尚未完全做好准备。所以,不论从思想文化,政体建设,公民素质,还是经济结构,都需要重新打造,这就要求包括权贵精英和平民百姓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共同努力,从头做起,完成前辈们未曾完成的复兴大业。
   
   在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发生之前,必须从如下四个方面历行改观。
   
   1、思想文化:顺天应人,变一元文化为多元文化,中西古今兼容并包,展开启蒙教育和公民培养,建设符合现代国家需要的哲学体系、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
   
   2、社会体制:制约权力,还政于民,变集权管控式社会为公民自治型社会,变全能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力行精兵简政,防止贪污腐败,废除户籍制度,保证国民、城乡、种族间的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融入国际社会。
   
   3、经济民生:勇敢承认并正确应对面临的经济衰退和通货彭胀,政策调控和市场引导并用,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结合,废除土地财政,加快结构调整,杜绝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增加民生工程,剌激经济复苏。以市场求效率增长,以制度保福利公平,鼓励私有制和科技创新,改变人口政策。
   
   4、切入路径:从民间做起,从新启蒙做起,培养公民力量;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民生做起;精英力量与草根力量结合,体制内力与民间外力互动,达成外力压迫与内力呼应的政治改革大势。
   
   “从理性的角度,希望避免革命,用最小的代价、和平的方式来完成社会转型,这需要执政党有足够的智慧。我的观点就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说在十八大以后,新核心在他们的第一任期内不能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我认为也就不必启动了,那就是只有等着最终被人民唾弃。”——章立凡
   
   2013之际,中国再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变则党、国共有生机,守则党必亡,民必贫,国必衰。变须在于体制,体制不变,文明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欲想本次改革不沦为后清洋务运动的再版,两害相权取其轻,长痛不如短痛,毫无疑问需要一种舍车保帅的大智慧和大魂力。政治精英们若具历史担当,应体现决心与诚意,展示可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弃利从善,为民族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则功莫大焉。
   
   
   
(2013/01/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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