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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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建军: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革命党失败的历史转型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9/2013
   
   
   作者: 黎建军
   

   主张政党政治,自然就抛弃了同盟会原有的排斥异己,用非法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地下党思维。而且国民党废除了同盟会时代的党首独裁制,以党员选举组成理事会,理事长由所有理事互选产生,而议会斗争自然就排除了暴力革命,如果国民党能够接照这一模式发展,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必然来临。然而,从1912年8月25日成立到1913年11月4日被解散,国民党仅仅存活了437天就永远成为了历史,国民党的解体也意味着传统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政党的努力宣告失败。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清末的革命党真正有声势的时间应该是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与立宪派的崛起一样,中国革命党的形成出现在庚子之乱满清宣布新政之后。当时,中国读书人受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刺激,纷纷走出国门来到日本留学,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选择在日本学习军事,这大概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思。这些人在日本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目睹西方国家的进步和自己国家的落后,痛感祖国改革的必要,因此回到国内后,要么成为宣扬宪政改良的立宪派,要么成为举起反清义旗的革命党。最著名的例子如立宪派的汤化龙和革命党的黄兴。
   
   从黄兴的履历中我们可以发现,28岁以前也就是1902年留学日本以前的黄兴,对反清革命是没有自觉的。依广东番禺人胡汉民的回忆,1902年在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学习速成师范的黄兴(当时名黄轸)并没有表现出什么革命志向:黄兴杨度俱在校中。杨以勤学称,黄未尝有所表现。
   
   正是留学日本之后,这些读书人眼界大开,也意识到了满清的腐朽和国家的危机,所以才开始振臂高呼。温和者宣扬宪政改良,激烈者号召反清革命,黄兴就是其中的一个激烈的革命者。
   
   1903年11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在湖南长沙成立,它的发起人之一就是1903年从日本回国的黄兴。同时另一个从日本回国的湖南人陈天华成了黄兴的重要伙伴,他是华兴会的副会长。不久之后,光复会在浙江成立,章太炎、陶成章是其主要发起者。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同盟会正是由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由日本极右翼势力支持的孙文所组成。尽管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极力宣扬孙文的历史功绩,但对孙文与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关系却一直讳莫如深,在台湾的史学著作中也极少有人谈起,不过我们还是能从同盟会的历史上看到十分明显的痕迹。孙文的日本朋友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就是一个对中国奉有特别使命的右翼分子,他接受日本政客犬养毅的指派,专门到中国寻找可为日本利用的人物,而孙文就是被他看中的主要角色,除了宫崎滔天,还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人物北一辉,日本侵华的急先锋组织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都成了后来的同盟会会员。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文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文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文从欧洲到日本,为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穿针引线的就是宫崎寅藏,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竟然是在黑龙会的总部召开的。
   
   我们已不知道当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在孙文、黄兴与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及黑龙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在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华兴会的首领,在两湖及留日学生中有巨大影响力的黄兴,却一面倒的支持孙文成为同盟会的领袖,而当时加入同盟会的70多人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孙文的名字,也根本不存在他们参加革命是受到孙文的感召。与其说孙文成为同盟会的首领是因为自身的影响力,还不如说是日本人精必策划的一场阴谋。当然靠着日本人成为同盟会首领的孙文注定只是一个名誉领袖的角色。
   
   孙文并不孚众的领袖地位加上他刚愎自用、极难与人相处的个性很快使同盟会面临崩溃。关于孙文刚愎自用的性格,我们不仅可以从宋教仁1905年至1907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从孙文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处得到证实。尽管在同盟会末期宫崎寅藏还成了孙文在日本的全权代表,但“二次革命”后,宫崎寅藏却选择站在与孙文分道扬鑣的黄兴一边,这也说明孙文骨子里是一个独裁者。
   早期的同盟会虽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但它的代表性更多的只是因为它的成员最初都是留日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而已。
   
   1907年4月9日,极具史学价值的宋教仁日记戛然而止,具有相同命运的是两年前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在这一年同盟会分崩离析,成为名存实亡的一个政治符号。而宋教仁极有可能是在东北之行运动马侠失败而回来后又看到同盟会如此状况,心生退意而不再续写坚持了几年的日记,这也让我们失去了了解同盟会真实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后来的所谓史学家,不管是国民党时代或现在的中共政权里的所谓史学家,他们写的其实不是历史,而是为了统治需要的政治谎言,根本不足采信。
   
   除了孙文的独裁者意识外,导致同盟会解体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各自政治信念和反清斗争方式的差异。
   
   到了1911年,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活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则继续打着光复会旗号,而孙文早于1908年另组中华革命党,按照自己的套路在南洋与美洲一边募款,一边找人驱除鞑虏,至于同盟会,更多的成了这些领袖心中不愿提起的痛。
   
   谭人凤曾力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首要人物宋教仁在1911年10月前赶赴武昌领导那里的武装起义,但宋教仁认为南京的地理位置比武昌更重要,所以他坚持留在南京一带,为此谭人凤曾破口大骂宋教仁为革命党的历史罪人。显然,这一次谭人凤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还有他意识到自己的份量能力都远远不及宋教仁,所以尽管新军起义后不久他就来到武昌,但他对当时的局势并没有丝毫的影响。
   
   1911年10月10日后一个月内的武昌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无与伦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没有结束,它造就了几个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如袁世凯、孙文、宋教仁、黄兴、黎元洪,汤化龙。而最为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昌起义后的局势并没有朝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设想发展,也就是说,当历史洪流滚滚而来时,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足以控制它的走向,历史的进程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其实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的是,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旧式革命党。它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争夺政权,它在党内实行党首独裁,革命方式兼具秘密性和排他性,对政治异己者采用暗杀手段,而且孙文领导的同盟会为了获取一己政治私利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同盟会把自己消除异己的暗杀手段从满清一直带到了民国。1912年1月14日凌晨二时许,革命党著名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陈其美暗杀陶成章和汪精卫刺杀载沣并没有什么两样,对孙文一党而言,谁阻挡他们的权力之路,谁就应该被他们除之而后快。更为恶劣的是,这种下作的排除异己的方法后来被他们反复使用。1913年3月20日,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1918年9月1日,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杀。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份子刺杀身亡,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结束,这个国民党正是由孙文一手所创立。暗杀政治对手只能说明这样的组织视国家为自己的私有之物,它与宪政民主体制下的现代政党有天渊之别。
   
   民国建立后,同盟会不仅一夜之间成员暴增到几十万人,而且它满清时期所具有的暴力革命、党魁独裁、地下党思维和排斥异己等革命党特性并没有因为民国宪政制度的建立而得到改变,相反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甚嚣尘上,尽管当时中华民国的建立并非革命党一己之力而成。1912年3月,已改为公开政党的同盟会曾发表会纲34条,对其组织进行了规定,这一会纲孙文一人独裁的迹象非常明显。而当时民国临时约法已经颁布,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已经确立,中国已进入宪政时代,同盟会浓厚的革命党色彩已完全不能适应宪政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同盟会将会成为民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巨大障碍。
   
   或许正是基于对孙文独裁意识和同盟会暴力本性的担忧,执着于宪政民主信念的宋教仁联合同盟会领袖黄兴开始着手改造同盟会。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在同盟会里最忙碌的两个人当属孙文与宋教仁。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文为了继续保持自己在党内和国家政权内的影响力,开始高喊民生口号。1912年4月1日,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孙文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912年4月4日,在回答上海《文汇报》记者问时,孙文又说: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此后,孙文一路高喊着民生口号,从南到北,巡游中国,到处演讲。如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的演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孙文在武汉的演讲言必称平均地权、社会革命,让湖北的革命党人大为惊异,辛亥革命元勋之一的孙武听了孙文的演讲后就公开加以反对,孙武认为在民国刚刚建立之时,孙文就大肆宣扬第二次革命和民生主义,将会成为点燃武汉流氓暴动的导火线。而一路陪同的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对孙文主张立即着手社会革命非常反对,他曾对孙文的随行人员胡汉民说:武汉之局,方忧动摇不安,先生奈何言此?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孙文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之所以大谈振兴实业,修建铁路,其实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任何人都知道,依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要想建成孙文所提出的10万公里的铁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1913年2月,孙文出访日本,名为找日本企业出资修建中国铁路,实则是到日本寻求极右翼组织的金援,准备再回国参加第一届正式总统大选。1914年5月11日,在孙文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为了求得日本政府帮助自己打败袁世凯,孙文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致函一封,他在函中说:以支那人大别之为三种:一旧官僚派,二民党,三则普通人民也。政治上之争,普通人不与焉,旧官僚得势,为保持其禄位计,未尝不出力与他人角逐,及其权势已失,即无抗争反动之余地。如袁世凯见逐于前清摄政王时,惟以免死为幸,不闻有何等举动也。民党则不然,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复继。故虽以前清朝之残杀,亦卒无以制胜。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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