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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欢乐之门”

开启“欢乐之门”

   ——自治、集权异合论

   

   刘自立 (北京)

   

   

   一

   

   

     自治,一般而言是民主的体制基础;而集权,则好像与之绝然相反。其实,纵观历史,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个判断被另一个判断做了逻辑误推。因为,按照上述观点,自治是集权之反,其实,应该更正为,自治是极权之反;不是集权之反——这才是一种合乎历史与合乎逻辑的实推。这样,我们首先要区隔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别。重复而言,极权主义之施行,必须解除各种联邦和邦联之自治制度——它的上台,一开始,就为绝对权力为非做歹通过了体制和体制之反。他们继承了巴巴罗萨“君王特权法”一类主义,试图将欧洲自古以来的自治和自由传统加以泯灭(“君王特权法(IURAREGALIA),它包含建立在从法兰克国王继承的历史权力和法兰克国王继承的罗马的合法权力。君王特权法的合法性1158年在隆卡格利亚会议上得到了博洛尼亚博学的法理学家的确认……”“皇帝与城市之间的暂行架构建立起来,他们取得双赢的局面。对于巴巴罗萨——这个年轻的权力欲极强的王位占具者所带来的极端干预的恐惧,一些城市在1162年结成了互相保护以抵抗他的伦巴底同盟(LOMBARD)。”雷那诺战役皇帝失败。“1183年皇帝与伦巴底同盟签订的,君士坦丁堡协议》承认了意大利城市的完全独立。”……(帕克《城邦》))而不同于巴巴罗萨主义的极权主义,必将是非常短命的体制;因为它不是巴巴罗萨;没有巴巴罗萨协调和对质的宗教致衡和互补;也没有自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互动与互补;它完全是一种违背历史和传统的伪现代性;故此,就像无根之木,无本之虚一样,不过是一种过眼云烟。这种反对自治精神的极权主义之所以并混于集权,也是因为中西学人多年不加厘清此概念之结果。他们试验着,誓言着,要将古今中外的自治——集权制度,一律推倒,重新来过;施行没有任何自治概念和集权概念的极权体制/统治乃及“文化”,且在20世纪登场表演。但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知道,这种荒诞派的试验,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人类思想范式和制度模式的初生和出身,不是以进步论主导其间而一味向前看的哲学——如果人们不知道古代与现代的结合,古老与更新的并治,他们就是一群未来主义者——而未来主义者向来是最为缺少前途的。

   

     从政经模式看来,东、西方方式的自治运作,无论是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抑或在英、法,就和他们运作于日本自治历史和中国集权历史一样,其可塑性和潜在性(——向着显在性过渡),都是明确存在的和衍变的。意大利十二、三世纪出现的威尼斯共和城邦制;十四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期间出现的汉萨同盟诸城市自治;十三、四世纪出现的欧洲三级议会;英国本土的自治运动,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赋予美洲超过本土的自治权——这些自治历史的发展一直主导着自由主义和城邦制度。(见怀特《WhiteA·B. Self Government at theKing'sCommand》Minueapolis,1933——关于“国王命下的自治政府”的诠释:(大意,“1215年,.英国人民订立大宪章后业已具备和国王亨利二世那样的管理能力且开始了这个自治历程。”)Alsoin 1215,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gna Carta,

   the people begantorealize that they had the capability to

   govern just as thekingdid.Henry II was the king that began

   this process.A quote byA.BWhite sums it all up,

   “Henry II implemented self-government attheking’scommand.”)。

   

     固然,自主秩序的转变,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代替自治制度的出现,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都有表现。这个表现就是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其实,即便如此,这种集权,也并未完全取缔自治形式和自治内涵(人的自由度,地方自治权限甚至法律和军队的独立,等等),而呈现集权自治之间的此消彼长而不是一个制度代替另外一个制度(含,并非一个阶级消灭另外一个阶级)。这个中央集权带来或然不定之自治的起伏动荡,甚至,自治暂时被辍;但是,其应有的特征传统甚至正统并不见得就此消亡,正好相反,集权体制,一般而言,绝对保持了这种并非极权制度地方权益和地方自治之延续。所以,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施行大政还朝一样,西欧的集权制度,并不因为“大政还朝”(如,路易十四,如斐特列大帝等)而可以主动或者被动施行后来之取缔自治之极权——而只能施行集权——而这种集权和后来日本之集权,又刚好是集权政治关照和走入地方自治之民主正途的开始。这一点,被很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略。因为,他们一是认为,一旦西欧出现基佐等人所认定的中央集权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文化政治,就自然而然将会和已经取缔了自治和自由;取缔了自由和民主的极权,归于一类,无法辨证;而事实完全相反。西方自由之所以不会因为某个时期,某个伟人,某种文明,某种(必然和)偶然而走上灭绝人性的道路和没有韧性的独裁,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或者施行王政,或者施行僭政,或者施行民主——所有这些制度之互动,互补甚至互让的可能性,不单存在于制度中,而且存在于血缘中,人性中甚至神性中,乃至他们可以做到世俗政治婚配宗教集权的天地之合——而不是东方所谓天人之合——一因为天(上帝)与人,与人文,人道,人伦,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等级——恺撒和上帝,也不可一日而语——尚且恺撒对于基督徒而言又算什么呢。这也是西方人无论走入集权还是自治,他们“尾大不掉”的上帝,在做着一件基本的事由;那就是,人之尊严,缘于上帝对人的命名和指向;人对上帝负责——这是自治精神一种有形或无形之形而上-下之统合,之关照。这当然是另外一种致衡,一种均势。这样,西欧各国(前此,其各个城邦和领地)其历史肇始于希腊之民主和罗马之共和,都是因为他们本来很小(雅典只有两万人——在希罗多德时期(见其《历史》;而罗马,是西方城市自治之起点之一);而这种以小为美之民主,和偌大无比之罗马帝国,形成一种小、大之比。这个比较,其中,人们参悟之地当然很多。

   

     一是,从小到大,不是民主做大,而是共和做大——而共和,又是小小之组合之相加,再为其大;

   

     二是,小模式的选举和监督,可以制造小中之多数,也就可以制作大中之少数;这是一种辨正考量;

   

     三,共和做大之逻辑,当然,就是民主做大;所以罗马帝国转向共和之因素——或言,罗马共和转向帝国之因素,双双两两,成为后来资方世界,西方世界,民主与殖民之逻辑,之现实,之路径与抽象-历史大观。

   

     这是一种历史关照和前景观瞻;历史关照就是,集权之罗马和民主之希腊之对质和和谐;前景关照就是,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转向资本输出时期,对待资本输出地之有如本质涵义雷同之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凸现的,希腊与斯巴达,民主与僭政之间间性关照的含义——这个含义放大而言,就是,美国(西欧)是雅典,非洲,拉美和中国是斯巴达(虽然,大意如此;细节大不如此)——但是,在资本主动和被动治世/制式课题上,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歪曲,失效。

   

     故此,四,西方中央集权和民主模式的血缘性,家族性和融通性(见基佐语),是人们考量西方世界(含中国,含东方)之历史,纵横千年,只会“亡国”(古罗马),而不会“亡道”(基督教)之大历史,大道理。亡国而亡天下之举,只是出现在20世纪,这个要命而无道之世纪。这个世纪,出现列宁、希特勒和毛之现实,违背了不单是东西南北、古往今来之自由,之共和,更加重要的,是他们也同样违背了自治和集权。(换言之,东、西方千年制度,文化和宗教,只是独裁,寡头,专制,集权,但是,绝对不是极权主义。)

   

     那么,至少从西方历史考察,其自治走向集权(中央一统和自治并行之)时期,从何开端?基佐说了这样一些话,“‘5世纪到12世纪,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和国家,但是组成这些的要素——阶级——经济开始形成。整个社会分化为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农民等不同阶层。但由于最初没有社会公众的机构、也没有统一政治性的机构,因此出于主要地位的仍旧是单个的组织力量和地方组织。’‘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情况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统一的政府和人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所有单个的阶级和地方组织都退居次要地位,慢慢淡出历史。’基佐考证这个转变是从13世纪到16世纪完成的。他认为这个‘没有个性’的时代就是欧洲文明之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封建式微,十字军远征带来的后果是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社会组织不像以前那样散漫,海外贸易开始兴盛……这些因素导致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封建体制和集权体制,殖民(贸易)主义和民族独立,于是,纠缠其间,不可收拾”。(基佐《欧洲文明史》暨笔者《洪堡的自由主义》)他的这段议论,并非自言独断。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是如此看法。我们说,革命时期是考验和锻炼自治城邦盛衰转向的一个指标;换言之,没有革命,不会导致中央集权和自治削弱;但是,中央集权的健康和完善,势必要施行集权之下的地方自治(有限自治)——这样一来,集权这个概念,势必让位给民主。这当然不是极权主义那种既否定集权,更否定自治之局面的无法治“制度”之伪,之膺品……。其间,有三种因素起到关键作用。

   

     一种是,共和之小;如马基雅维力之类似佛罗伦萨共和之各种城邦自治;

   

     一种是,这种共和之小,指向统一之大;如意大利统一,等等(但是,在经过但丁和伏尔泰这种绝对主张人文,追求个体之人的巨大影响之下——相对于薄加丘和马基雅维力之主张的反对神圣帝国一统的自治主义,在集权和自治(业已落后)之比较中,其实,这些伟大佛罗伦萨之自由,其实,就是,还是,更是:个体自由——而个体自由之载体,之自由主义,就是自由市带领的城邦自治——这是比较实际上实现了中央集权更加重要的西方体制之人文传统。

   

     最后,中央体制,经过革命洗礼,他们虽然仍就可以是王政(英国),共和(法国)……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自由主义之伟人精神延续者,依然还是这些洪堡,这些伯克,这些歌德,这些夏多布里昂们……,而不是路易十四和伊莎贝拉(-斐迪南),也不是恺撒,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俄罗斯之)。因为,在文化上,元老院高过恺撒,洪堡大于梅特涅,而夏多布里安深过拿破仑。于是,基佐“大政还朝”式想法,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小自治与大中央,大集权,大民主之间性考虑上来——人谓“微型罗马”出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各种威尼斯自治城邦现象之中,造成了罗马之后,人类延续罗马共和和希腊民主的传统之举,创造之举,转而使得中世纪成为一个共和世纪和自治世纪(而不是黑暗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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