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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习日本史(中)

温习日本史(中) 作者: 刘自立 明治维新之王政复古——也就是英文的meiji restoration——和文艺复兴的renaissance异同所在是,前者被解释成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于今;后者却有新生之意,新生于旧——而两者都是朝后看的定位。于是,革命也好,改革(维新)也罢,其价值、体制、文化甚至宗教取向还是指向历史,而非秉承虚无主义和未来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待文艺复兴和明治维新,异同所在就要到文明和文化的渊源中寻觅线索。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发轫,那么,明治维新则更多呈现复古皇治、皇威和共和——而共和接纳和解构-结构王政,却颇具现代涵义。

    三

   明治维新之王政复古——也就是英文的meiji restoration——和文艺复兴的renaissance异同所在是,前者被解释成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于今;后者却有新生之意,新生于旧——而两者都是朝后看的定位。于是,革命也好,改革(维新)也罢,其价值、体制、文化甚至宗教取向还是指向历史,而非秉承虚无主义和未来主义(马克思主义)。

   这样,我们看待文艺复兴和明治维新,异同所在就要到文明和文化的渊源中寻觅线索。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发轫,那么,明治维新则更多呈现复古皇治,皇威和共和——而共和接纳和解构-结构王政,却颇具现代涵义。这样,估价日本废黜封建和继承自治传统和凸现自治传统,成为我们看待日本历史的基本成因。换言之,封建与共和之间的间性关照,直接凸现对于一元皇权的制约和斗争。此外,明治维新以后山县友朋和大久保力通的自治政治,对于废藩置县以后的王政——自治,产生了依照前朝,又不同前朝的政治走向。

   可以说,日本公-武治制度造就的二元或者加入平民以下克上传统中的平民制衡系统之运作,日本皇权的塑造一直没有脱离对于皇权,对于天皇,对于上皇的准革命式打击——虽然大隈言及“日本无革命”之说法——且对于伊藤博文和岩仓具视等人“抑止底层放肆”之镇压,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时期平-贵之间的斗争异同可构,都是对于共和、共存原则的一种发展。

   因为共和本质到头来还是要共和于皇,于王;成为共和一大原则。虽然,法国和中国共和推倒了皇帝。但是,准确意义上的皇民共和才是共和的基本准则和人道底线。那些杀死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之弑君者,并未给历史和文明带来正面意涵。这是西方主流政治正确论几个世纪以来的共识。

   所以,日本明治原则之王政复古之则之一,就是准确延续这种纳皇于共之做法,之理念——虽然,到了大正和昭和时期,不听内阁吆喝的日本皇权僭越了内阁党治(党派内阁和反对党体制),出现军方直接授命于皇的侵略华前,后之制度,遂使日本明治维新之共和原则和皇民原则堕落成为昭和侵略主义。之二,王政复古带来的藩阀独立和地方割据状态,使得各种时期的幕府政治虽有和王朝之斗争,之替换(皇族合法性继承者的转换),之颠覆(将天皇流放和换人他嗣),之复位……但是,天皇正统和道统的位置一以贯之,从未颠覆和泯灭。

   这是日本封建转换为自治的基地和圭皋。这又是王政复古对于封建-自治之间的良性转换。(中国之王政的大一统政局就没有武家这个势力的持久致衡——其致衡,主要是在官方之间;虽然也涵赋山寨,水泊和庙宇之间,政治、宗教之间的致衡,加之君王权限论……)。呈现作为平-贵结合的公-武之二(二不望一)之致衡,中国没有。

   而以佛罗伦萨共和为代表的西式致衡系统,就较之日本之公武致衡来得完备和彻底。这种西方意义上的致衡本身就是希腊民主,罗马共和(帝治)和佛罗伦萨共和的先传和延递(——托克维尔说:“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都始于社会的上层,然后逐渐地而且是不完整地扩及社会的其余不同部分。在美国,可以说完全相反,那里是乡镇成立于县之前,县又成立于州之前,而州又成立于联邦之前。”当然,伯克等人之书——《美洲三书》早已详细有论此道。))

   于是,其三是,日本公、武之道带来的王政和自治(民主和宪政),在此意义上,递补了封建和藩治,却没有施行20世纪之苏俄,德国和中国式极权主义(毛之反封建,反自治,反共和——和他早先湖南独立论大相径庭)。

   所以,顺序看待日本各国朝代公武政治的轮番表达和表演,自然是我们温习日本历史的另外重点。可以说,明治以来,有三、四种状态延续和改变着,结构和解构着,复古和革新着日本之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状态;也就是,后公武状态之政情。

   而关于日本自治精神层面的大隈解析是这样的:

   “日本之现行自治制度虽仿西方之例亦自有所基。古时组成群会者为姓氏、其政即自治。姓氏集‘户’而成为一种血族团体。其自治之基在血族。氏者于行政之务除国家重事外皆自办理之。……天皇之命经其首而传达其氏。统以氏之首。氏首裁决户与户之争、讼,选用其职员,又编制军武以任其守防。”

   氏,户,族继而成立。

   “家族甚多,大抵百人至数百人。其后生齿繁滋,交通益频而有宗教之传输,使文化益进。于是氏不复为群会之单位,而户乃代替其单位。氏族以崇拜祖先为其根底。而佛教注重于个人。其流行遂撼群会之根底而破坏之,使其单位归于户。自是国与户之关系自疏隔而行政渐觉不便矣。于是始有五保之制。所谓五保渊于周代即五家之制,传至唐世而移至日本。五户组成一团体,共办其庶务。苟有国事则协同任其则。此时户者含多数家族,不可视如后世所称家之例。然文化发畅,民口增殖,交通益繁,而户不复为群会之单位。户自分解为若干家。嗣后五保以家为准,称曰五人保会。此为德川氏之自治制度,可特记焉。”(大隈重信等《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这些自治元素相继表现于:

   1,幕府末期状态的幕府倾覆而并非绝灭。维新以来的所谓日本史学家多种维新-专制论,主要是在析述明治以来各个政客大佬代表的藩阀势力和利益。“维基”有此记述:“宫廷贵族:岩仓具视,三条实美;掌握实权的长州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及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及西乡隆盛;还有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及肥前藩的大隈重信。他们多是西南长州,萨摩的武士,且年轻又大部分出身下级武士。

   当中有的受洋学教育及军事训练,有的参加过排外运动而获得了同外国交战的经验。”其实,这里没有说木户孝允和大久保之间就是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斗争人物之代表。而西乡隆盛则是因为萨摩藩反对大久保反对征韩,征台继而反对所谓大久保专制政府而发动西南战役于明治十年。最终告败。这样,明治以来的前幕府统治在没有幕府的幕府人物的活跃之下,形成后藩阀时期的藩阀权争。

   2,藩阀和封建良莠不齐,互为对峙。封建虽为桎梏,但是,其自治或者准自治状态形成的对质中央集权的潜能和显势固然式微,但是,中央集权无法替代的地方自治在明治时期填补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形制和政体,而非一要集权,再要极权而施行古往今来的彻底反封建,反自治,反共和。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罗马帝国时期,欧洲就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显然,这种自治性政治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喻希来)而自由主义载体之自由市的自治主义,在我们前此的析述中,也每每提及(参见亚当.斯密,福泽谕诘等)。这是“集权”(centralized power)被“极权”(totalitarianism)替代的中国悲剧而非日本悲剧,明治悲剧。

   这样,以山县友朋和大久保施行的地方自治填补了中央王政统一而不能极权的准则。我们看到,山县友朋和大久保的自治机制对于皇权一统的重要补充——这就和英、法、美在革命前后时期施行的共和原则乃及三级会议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取齐一致之故,而非天壤之隔。据有关研究,山县友朋和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地方自治主要表现的制度规约是,“早在1875年5月,木户孝允就提出了府县财政独立和确立士族的支配权以及首先开设町村会的建议。“木户对于‘集权之弊,分权之利’有了一定的认识。

   “ 井上毅也提出了‘节省民费’的主张。他认为‘大区小区多属人为,不如旧的郡村自然,’主张废除大区,以免重复。

   “对三新法体制的形成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1878年3月大久保利通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关于地方体制等改正之事的上书》。在上书中他提出了改革地方体制、地方官职制、设立地方会议和地方公费赋课法的一连串主张。

   “首先,在地方体制的改革上,大久保提出了把地方划为‘行政区划’和‘地方居民社会独立之区划’的主张。……在行政上恢复日本传统的郡和町村,使‘府县郡市有行政区划和居民社会独立之区划两种性质,村町有居民社会独立之区划一种性质’。”  另外,这类研究指出,“1878年颁布了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被统称为三新法,初步承认了底层町村的自治,成为地方自治。……在山县有朋的主持下,1888年市制町村制、1890年府县制郡制发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立法形成。”

   3,这个地方自治的法制形成以后,公-武之间的斗争和致衡不能够完全停止。这就是日本现代化以后,后武家势力在君宪体制中可以僭越宪政而形成以下剋上和军阀做大的负面之军方“自治”和权越的现实。这就成为后来山县和田中抛弃西化法制和皇民共和而走向军国主义之因素。

   据此研究,“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均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

   4 ,回溯日本自治情形得知,尚且出现一个“分国”时期且颁布分国法,也是自治一种形式;而中世纪日本乡村自治业已发达——关于这一点的记载很多——战国时期之分国国法首先是不违统一观念的精神法典;再是,分国法让“他们头上的幕府权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国主能够对领地内的土地和人民进行直接而完整的统治。另外,“乡村自治制度也很发达。”而这些村子受到国主的政经辖治。

   5,而清末民初,由梁启超等人发动的中国自治运动,由于既无现实可能,也无历史依据而转向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既无联省自治,也无联邦自治之专制和极权。其因不外有三。

   一是,辛亥发动以后形成的自治模式,并无历史渊源,肇始于反袁偶然性和暂时割据;二是,历史上中国权限致衡论,并不因为秦代以来的一统局面而呈现制度转轨,而是在民粹和一统之下的全民顺从和全民造;三是,辛亥联省和后来联邦制度裁判,都因为中国呈现的社会主义大一统运动而废弃。

   最后,现实之中,当今之下,各种联邦和联省自治运动之端倪,不能够成为革命和改革依据。它乃是无木之根和无源之水;就此之论只是凭空转动和虚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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