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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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你敢站出来和我辩论嘛?

   虽然知道你无耻,但你的无耻还是超出我的想象。你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
   如果能自由发言,为什么中国监狱里关着这么多异议作家?
   如果能自由发言,为什么中国政府豢养着庞大的五毛集团军?
   看来,你不仅是哑巴,还是瞎子。
   2011年1月底,我从中国逃到澳洲。为什么逃,因为我在中国‘不能自由的发言’。


   
   2010年9月底,三个国保一个民警到我工作的单位。国保处长说:“孙宝强,你要把你写好的文稿,发到我的邮箱;你还要把你尚在构思的,未完成的文稿也发到我的邮箱。”我说:“你是否要劈开我的脑子,检视我脑细胞活动的情况?”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说:“为了不让我的《上海女囚》出版,你们不但找我的老板,还找到我中学的同学--你们驱车百里,从上海赶到金山,让任职于金山精神病医院的副院长同学给我施压;你们找到退休后自办企业的老板同学给我施压;你们找到在区政府的公仆同学给我施压……你们在我出狱后,已经监控了我20年,是否准备监控到我死?”
   国保处长的回答,是一串冷笑。
   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逃!我一定要逃出中国,把这一切告诉世界。”
   2011年5月底,在逃到澳洲4个月后,我在香港出版了我的回忆录《上海女囚》。有个笔会同仁希望得到这本书,于是我寄到中国浙江—我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果然,此书一进中国就销声匿迹。
   一个中国公民,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出版回忆录;一本中文书,在中文的母国遭到封杀,这是否是“魔幻”的一幕?
   一个得了斯德哥尔摩症的人,将在斯德哥尔摩市接受颁奖,这是否也很“魔幻”?
   我希望莫言站出来,和一个中国妇女,辩论中国能否“自由发言”?
   我也希望诺奖评审委员会,听一听‘六四’受难者的声音。
   

此文于2012年10月1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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