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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民主,自由之关系论

共和,民主,自由之关系论

   —— 一种或几种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

    

   

   

   刘自立(北京)

   

    

   

   一

   

   

     共和的故事很古老;而民主的传说也不年轻;那么,自由呢?则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和诉求,更是比较共和和民主更加原始的史事和文本。如果说自由有何保障?那么,人们一般而言是要追求一种体制或言家国对其采纳负责任制约——但是,这种保障往往沦为内在的追求而丧失于外部格局——这样,自由一说,就基本上成为人们对于内外在自由的分类追求——一种追求是内心的追求;一种追求是外在(体制建设)的追求。这种追求在东、西方历史上比比出现,俯拾皆是。比如,我们前此提及的佛罗伦萨共和就是意大利人在中世纪对于自由的追求之外在表现——而他们继承的共和传统(从罗马共和开始延续变异和坚守)则表现在这种外在自由之战斗中——而对于内心的追求,宗教的皈依和对于罗马教廷的支持(或者怀疑与反对)则是对于内在追求的一种外在载体式认可。这样,至少西方的人们开始将内心自由之追求外化为教廷载体的建立——而对于外在自由的追求,更是必然建立共和体制以应对之。这是对自由之精神的一般解读。于是,我们看到这个解读其实并不循规蹈矩,而是出现分分叉叉,且顽固地纠缠在历史故事和历史哲学之中(就史学和史料而言之故事,之观念)。比如,在追求内心自由的事体当中,人们很容易将宗教自由转变成为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之外在自由而加以设计和战斗。但丁以来的天堂人间之说,就基本上排除了以上自由之外在性和内在性区隔,直接将天堂地狱的分野,转变成为人们籍此判决和品定优劣人物的世俗法器——三界说的示意文本多少说明了但丁一类人对于马基雅维力等人的共和体制之绍述和记载的忽略。这样一种政治-宗教思考导致了建立地上天堂的一般性倾向且引发了很多争议(见但丁《飨宴篇》——而一反其《神曲》所谓的建立天上天堂之坚持……)——这种文学政治和神学政治的遗饵一直持续到俄罗斯巡神派大佬的文本和实践——且在21世纪的中国转变成为宗教-政治双向追求的某种混合言辞。这是值得严重关注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和误导,就是人们忽略了宗教政治,恺撒上帝之双向轨迹。换言之,政治实践的单独传统导致的从罗马共和到佛罗伦萨共和,到法兰西共和,到美国共和——这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政治传统——这个政治传统穿透的东、西文化纠结不但使得印度,土耳其,日本同样产生共和,且使得中国在1911年同样产生共和。这是一种非宗教延续之政治选项。这个选项可以说是基本独立和单轨之选项——固然,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共和轨迹和共和传统无需宗教自由,内在自由和心灵自由之依傍和携手——相反,人的内在自由往往是外在自由之追求的因本。故此,在我们举例说明这样的两相对质,依托和分歧之间性关系时,世界上既不能缺少民主,也不可忽视耶稣的说法,就取得了支持。

   

     那么,在绍述自由和共和之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早就到来的民主和后期出现的(近代)自由呢?我们说,民主早于耶稣和纪元是世界历史上不争的事实。在厘清所有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自由对于共和之一种前提和结果之关系——如果没有共和,自由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这种自由将势必是内在的自由或言对于自由之追求——因为,自由主义只能产生在自由载体和自由形式业已出现的中世纪城邦或郡乡。这是亚当.斯密经济自由论的一块基石。当但丁因为个人好恶和个人选择(就像苏格拉底诋毁雅典民主一样)诋毁佛罗伦萨共和的时候,马基雅维力知道,对于佛市之共和在政治史上的估计,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会过高——这也是马基氏的针对性提法——相对于彼得拉克和薄加丘——他们都是对于教廷荒诞和荒淫的抨击者,却对政治体制和共和传统提及甚少,甚浅——故此,只有这样的共和论体现了建立所谓“地上”天堂的些微可能性,也就是建立共和和民主之社会,之政体。这种可能性就是采纳共和主义财富共享和政治共榷之阶级权限论和阶级斗争论(这种斗争论和“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之说法正好完全相反——是要一个阶级妥协于另一个阶级或者若干个阶级——也就是贵族和平民乃至庶民之共存共权——固然这个过程同样需要斗争甚至战争。)这样,一切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各个阶级的平等说占据了共和的要义,而绝对不是要让什么庶民战胜皇帝和贵族,要让无产阶级战胜(剥夺)资产阶级。这是佛罗伦萨人继承罗马共和精神的基准。虽然,按照马基氏,佛市共和业已和古罗马共和多有区别。自由缘于共和的体制性因素是,一,共和阶级共治的规则产生各个阶级经济政治权限的基本保障。如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共和国等建制中出现的各种业界行会就是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世纪保障。二,这个阶级权限引领着平民和庶民对于贵族和富人的一般性致衡和挑战,乃至这个共和持续了半个世纪。三,平民政治带有的庶民特点和粗鄙特点,使得伟大意大利文化建制和文化精神产生严重危机——那种平民专政要求贵族思想和生活平民化的法规和影响削弱了文化进步和知识分子的创造(马基雅维力《佛罗伦萨史》)——他就像试验了一个小中共和小苏联一样,虽然转瞬即逝,却体现了所有专政国度中文化消灭和文化丑陋的低贱意识——虽然这个意识被后来的马克思等人以另外一种神圣罗马帝国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所取代。四,这样的反共和意识形态在阶级权限和阶级斗争方面杜撰了他们自己的一种阶级斗争乃至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五,这样,前后展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阶级斗争图面凸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愚昧和马基雅维力的睿智。这个蠢笨和天才的特征尽现于他们对于共和本质的分析和分析之废之上。(自由的含义,如果从个人权力和地方自治而言,那么,中国人也许因为阙如此项而感到遗憾。我们说,在西汉出现的准自由邦里面,同姓分封的建制和权力自主的外化管理,也许提供了某种自由的雏形——而继承着对于封建之前,也就是先秦体制的某种回音——而这种自治带来的个人自由,也许也暗藏在这种权力的极为有限的分野之中。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自由主义言说,很多提到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往往和王化之地中人们相对于并不反对建制和朝廷为准则。这个准则论叙述的遗民情结和反抗力度——如寅恪大师书中的钱,柳,陈,郑等,都是这种自由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说柳如是是一位西方自由主义式的,反对封建化的女性——则有点分明的牵强——虽然,这种反抗精神被寅恪的春秋笔法调动到对于毛式文化文革之反,则是历史的一个玩笑(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主义)。)

   

     也就是说,自由之定位,之体现,在于对于人们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建立和保障(虽然极为脆弱和微弱)。虽然,这种权力往往得而复失,常常被削弱甚至泯灭。但是,就像人们建立了这种中世纪契约,法规和条款一样,其中的文本包含着人权;其中的史料含括着宣示(观点——史料本身有时候就是观点——如“汉承秦绪,唐完隋业, 宋又为唐之清白化, 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即为史料,也为观点……)(见傅斯年等语——对于寅恪大师观点——史料研究之印证。)这是共和之中,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之条件。在皇权统治的地方,这类自由也不是尽数毁灭。一,皇权(皇帝,恺撒甚至寡头)对于自由空隙的容忍和忽视互相存在。只要世界历史没有进入20世纪极权主义,那么,一切自由的和共和的、王权的自由,就会存在(——虚君——甚至实君统治下的共和——只要阶级权限和阶级斗争存在,自由就会存在)。这是保障自由的某种成文和默契。英、法国家含德国、意大利并未因为皇权权力的持续而消灭自由。这是一点。二一点,皇权道统的悬剑使得一般性质和一般性状的帝王不得不容纳和汲取所谓君王教育论(如,基督教君王教育论——如,中国帝师教育论——世界梵蒂冈地位高于世俗世界论;等等);虽然这一点包含着但丁和马基雅维力对于帝师分开实践的佳话和良言;而并不是只有老马是这类文本的唯一制作者;他基本上比比皆是。三,按照基佐和兰克等人的说法,自由价值论不是只被庶民和平民,革命和造反过程所创造,完全相反,她们多半是在此之前而非在此之后才被创制之,他们是在建制中,在契约中,在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中产生的;含政教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甚至按照某种说法,孟德斯鸠所谓的三权分立也并不是按照英国当时的阶级现状和斗争现状直接产生的分之理论,而是一种带有预设可能的、准乌托邦和可行乌托邦式的理论;这个可行理论、逐渐成长为英国议会高于皇权的基本政治道统和世界法统(司法独立)。四,君主立宪的方式(范式)虽然过时,但是,潘恩所谓的世界废君的理想不过是某种文化大同的伪证;潘恩不知道,伯克比较于他,更加“知”道“传”统,伯克更加“知”“道”(动词)文化和自由,对于一个地域,一个国家(郡乡,城邦……),一个(多个)民族的重要性——如果英国人废黜了君主,其现状和前景将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这是英国人对于克伦威尔体制的证伪。五,换言之,我们常常论证的专制和民主——极权和专制——极权和民主(自由)——这些关系和间性,正好是我们首先要理解专制和自由的前提。换言之,恺撒的独裁和国王的(英、法、德、意、俄罗斯)并未消灭自由,不过是自由的大小,古道和今程之问题;不是有、无之问题——其中,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之共和,更是自由之存在,之发展的前提,而毋庸置疑。这样,我们排除了要颠覆专制,王权,独裁之唯一之路才有自由的极权主义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极权主义才是文化灭绝,传统灭绝和人性灭绝主义——这个主义就是:为了虚置一种虚无主义的新“道统”(其实是道统颠覆)而建立一个人的克力斯玛。这是我们国人经历文革后最为熟悉的自由消灭之历史。这样,我们得出结论:共和和王权,都不是自由之消灭而是自由之保存之历史——而反对共和,则常常消灭自由于专制——而反对皇权,也可能产生自由之毁灭(克伦威尔,一半拿破仑,一半俾斯麦之自由毁灭……)——而反对皇权和共和的人民共和,和列宁,涅恰耶夫主义,毛主义,则会彻底消灭自由。这是自由之一般规定性解释。也就是说,世界历史上反对皇权和建立共和的斗争,并不会一般性否定前者或肯定后者而得逞;往往要看那些负载自由的因素是不是被共和消灭(如,平民政治的某种不自由倾向——和王权政治的某种自由倾向——可以比较而言);而不是简单地否定皇权,帝制甚至寡头(没有人否认拿破仑或者波拿巴的双向指项:1,法国革命,2英国式反革命——法国复辟时代之自由(从梅特涅和塔列朗开始)。)这是绕有趣味的非极端思考;而这类极端思考的结果,就是纳粹上台以前德国一类国家带动世界的肖伯纳焚尸炉主义之滥觞——“看见文化就要拔出手枪”——这类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对于极权主义的殊途同归值得研究,值得注意。这类方式一旦出现,自由就会自然遭到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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