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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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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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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十论之:养儿防老,还是养国家防老?

这个父亲节有些特别,因为父亲躺在病床上,无法下床走路。我从国外赶回来,陪伴在他身边。我这样的人,大概怎么都能算得上是一位“孝子”吧,很多网友也是这样称呼我的。然而,“孝子”的称呼却让我有些不自在。乘今天父亲节,我这个“孝子”,想同你谈一下我的“孝”,还有我对“孝顺”、“孝道”的认识。
   
   
   

对于我这三位随州老乡,父亲节太沉重啊

   
   
   
   为避免话题太沉重,先讲几个有关父与子的故事,这是前几天同随州的作家、文化人到郊区一家野味店吃饭时他们告诉我发生在家乡随州的真实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家野味店老板的身上。
   
   
   
   去年,野味店老板的独子结婚了,老板给儿子买了新房,风光地办了婚礼。小俩口结婚后不久,儿子来到开小饭店的父亲身边,说要20万元。这位野味店的老板手头其实并不充裕,没有给儿子钱。儿子非要不可,并威胁说,不给20万,他就去随州二桥上跳下去。老板不以为意,坚持不给。结果那儿子真从桥上跳了下去,淹死了。独子自杀,老板以为自己断子绝孙,悲痛欲绝,不过很快他发现新婚的媳妇怀了一个遗腹子。于是经过讨价还价,答应给遗孀买一套房子,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才可以离开嫁人。我们吃饭的那天,老板的孙子刚刚出生50天……
   
   
   
   儿子为逼父亲拿出20万而自杀,悲剧发生,最后老板还是用超过这个钱的数留下了一位孙子,算是后继有人,还算是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悲剧。当我在重复20万这个数字时,一位随州文友马上讲了另外一件事:随州某位老板的儿子,向父亲要200万——这位老板显然比我们吃饭的野味店的老板要富不少,父亲觉得儿子游手好闲,也舍不得一下子给这么多钱,拒绝了。儿子一气之下——他倒没有跳随州二桥,他去买了一把猎枪,声称要把父亲干掉,干掉老家伙,作为独子,自然要继承遗产。父亲一听,慌了,落荒而逃……就在离父亲节只有三天,我们正在那家野味店吃饭的时候,据说这位父亲还在东躲西藏,逃避儿子的追杀。
   
   
   
   不过,猎枪显然还没有派上用场,否则,这个就不是喜剧,而是又一个悲剧了。大概是我们对这个悲喜剧忍不住大笑的缘故,一起饭醉的随州作家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不务正业的混混伙同朋友把父亲的国产小轿车“绑架”了,他给父亲打电话,要求父亲拿5万元来赎回自己的小车。这位父亲只不过是一位做酱菜的手工业者,就和儿子讨价还价,最后儿子答应他可以拿3万元赎回自己的车。
   
   
   
   那天,父亲提了一个小包,来到儿子指定的地点,他从包里掏出三捆一百元的钞票,儿子收下三捆钞票,同党把车开过来交给他父亲。父亲上车慌忙把车开走,开了一公里左右,手机响了,他知道是儿子打来的,一开始不准备接,因为他刚刚给儿子的那三捆钱,只有上下两面是两张真的人民币,中间夹的都是冥钱。儿子显然已经发现老子给的“钱”只能在阴曹地府里使用,不停地打电话。电话不停的响,那位父亲终于接了,他听到电话里儿子恶狠狠的声音,“你这样对待老子,小心今后你死了,老子不给你烧纸 …… ”
   
   
   
   这是三个真实的故事。也许有人对后面两位父亲不太理解,为什么被追杀,以及小车被绑架而不去报警?其实很简单,他们“养儿防老”,儿子是用来延续香火的,难道让警察抓走他们?这种故事一些大城市的人可能觉得很离奇,但实话告诉你,在我家乡随州这样的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最离奇的故事与可笑的犯罪几乎都发生在家庭里、亲人之间。我走遍世界,也穿梭在不同的文化中,我常常纳闷,为什么一个最讲求孝道的国家,一个最重视家庭的地方,却出现了如此多荒唐的家庭伦理悲剧,生出了那么多不孝子孙?
   
   
   

“孝”是一种感情,是爱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看“孝”,也可以把“孝”放在几个不同领域研究。我坚持认为自己对父母的“孝”纯粹是一种感情,顶多再加上一些“报恩”的成分。父亲养育我长大,尤其对我付出了很多其他父亲没有付出过的辛勤与关心,所以,我对他有感情,又想报答他。这是我对他的爱与感激,也就是大家认为我的“孝”。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中,“孝”可不是那么简单,肯定不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报恩”的范畴。孝顺与“孝道”已经成为道德伦理规范、社会行为准则,变成一种政治文化,甚至在一些朝代里,已经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当我对父母的爱被归类为以上提到的“孝道”时,我心里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
   
   
   
   我不否认“孝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胡适、殷海广、陈志武等都对“孝道”有精彩的论述,我基本认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家庭为中心。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国家与社会对个体的生老病死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关照,没有子女的“孝道”,可以说都会出现少无所养、病无所医、老无所依的现象,到那时,别说家,就是国,恐怕也难以维系下去。
   
   
   
   这种历史背景下,把本能的“感激”、“报恩”提升到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政治文化,甚至把它制度化、法律化,是历史条件下的必要。否则,仅凭你的动物本性,你想报恩就报恩,不想爱就不爱,你万一不“孝顺”,你的父母老了后,由谁来供养?从这样一个层面来讲,“孝道”在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也让中华民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与条件下,政权与国家不停更换,但以家为主的中华文明始终延续不断。
   
   
   
   然而,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孝道”的全套理论就建立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想法,让一些父母在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养活孩子的时候,硬是一个接一个的生,这样的父母,让没有选择的婴儿在一来到人世后,就有了悲惨的命运。他们是不负责任、不合格的父母。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可能超过外国父母,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伤害,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可怕的是,这些伤害,都是以“爱”的名义。“爱”的背后,不是想孩子们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所成就,从而“回报”自己。
   
   
   
   同样因为“养儿防老”的想法,让一些子女成人了,还在当“啃老族”,好吃懒做,不肯自食其力不说,还把父母的养老钱与棺材本都盘剥出来。我看到一些并不富裕的父母竟然拿出大部分存款为刚刚成人的孩子买房子、举办奢华婚礼,我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因为爱,还是在为“养儿防老”做投资?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
   
   
   
   几千年的历史上,更让人反感的是,“孝”被统治者利用,独享解释权,“孝道”这种感情竟然成为一种机制。他们把子女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上升到道德与政治层面,最终要把民众“孝”的美德扩大到对父母官、对皇帝老爷们的“顺”。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当我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爱,被打上这种“孝顺”的烙印时,我不觉得这是对我的爱心与孝心的肯定,反而感到这对我感情的玷污。
   
   
   

用社会保障机制代替“孝道”机制

   
   
   
   孝作为一种感情与报恩,即便不值得推崇,也是值得羡慕与肯定的。但至今仍把孝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社会规范,甚至有人要制定法律,形成制度,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简单点说,感情不能靠“规定”,报恩不能靠“制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复杂点说,农业社会时期的“孝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的家庭与社会要求。
   
   
   
   就拿“养儿防老”来说,除非你是大富大贵,或者高干子弟,普通人多养几个孩子负担太重,“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允许你超生。而你老了后靠儿子来养活更是不实际。我在随州医院陪伴老父亲的短短两个星期里,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农村来的病人,都有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而想提前出院,哪一个儿子的钱能够承担他们的住院费?(何况他们还有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60%以上)
   
   
   
   医学已经发展到所有的人都能被找出身患某种疾病的程度,同样发展到绝大多数有病的人都能被医治或者延续生命,然而,我们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却远远跟不上,一些老人一旦得了花钱与费时间照顾的病,子女往往就被严重拖累,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伦理悲剧,一些老人不愿意拖累子女而想回家等死。以及前面讲的那些荒唐的故事,这些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孝顺”,而恰恰是推崇“孝道”才有的中国特色。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但很多人还在试图使用农业社会时的“孝道”来维系家庭,管理社会,甚至控制国家。
   
   
   
   在陪父亲住院的两个星期,我每天出入病房,并和其他病人、家属、医生与护士聊天,由于有了国外的生活经历,加上我的观察,稍微一对比,我的心情沉重得无以复加。当我告诉一些医生和病人,我们在澳洲住院看病不要钱时,当我告诉他们无法自理的老人不必要子女辞去工作来伺候时,他们竟然没有几个人相信这是真的。有一位农村来的病人发出了质疑:国家怎么会那么有钱?我说,其实中国也有钱,例如神九今晚就把三个军人送上了太空,澳洲就没有这个国力。但他们有钱给每一个国民住院、看病,让他们老有所养。
   
   
   
   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体制问题。当我们在“养儿防老”,试图把感情为主的“孝”演变成一种家庭保障机制的时候,现代文明国家已经发展到“养国家防老”的文明程度。
   
   
   

从“养儿防老”到“养国家防老”

   
   
   
   很多人以为以家庭为中心是中国的传统与儒家特色,这完全是误解,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推迟到几百年前,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养老制度,所有的国家与民族其实都同中国一样,也是以家庭为中心,人家也是“养儿防老”的。但人类进化到现代社会,已经从“养儿防老”发展到“养政府防老”,最终到了“养国家防老”。
   
   
   
   “养国家防老”比“养政府防老”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养儿防老”到“养政府防老”的过程中,大多的农村人口与弱势群体还在“养儿防老”,政府也默认(所以,竟然弄出了富裕的城市人只能生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人竟然可以生二胎、三胎的政策),而城市的人正在“养政府防老”。其实,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要进化到“养国家防老”。
   
   
   
   “养儿防老”不但靠不住,还给自己的子女带上沉重的枷锁,把感情、亲情与爱烙上了工具与投资的印记。地球上绝大多数家庭道德与伦理悲剧都发生在中国,恰恰都是不合理与不合时宜的“孝道”造成的。西方分开上下两辈人,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财产归财产,感情归感情,鲜有纠纷,更少悲剧。
   
   
   
   “养政府防老”的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你得防着,他会贪污腐败,他会亏空你的钱财,他甚至把自己当成你的“父母”,要求你孝顺他,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置之不理。那么,“养国家防老”呢?那就是健全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以高于政党与政府的法律规定,保障国民的养老与福利制度,并以社会力量取代政府力量,介入养老与福利事业,大力发展金融与保险业,发展健康的证件与股票市场。只要国家还在,社会健全,商业规则明确,哪怕政府换了,甚至一些顶层的政治制度变了,那些福利保障机制照样可以延续下去,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农民,老了或者生病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而不用看谁的儿子多,儿女们官有多大,赚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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