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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复辟论(下)

革命-复辟论

   ——读希罗多德、兰克、基佐及其他(下)

   

   作者: 刘自立

   

   兰克(Leopold von Ranke)著作到中国,有过近一个世纪历史,且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产生过影响。他的历史观虽称为客观主义,却留下浓厚的德国观念风格,如,他关于各个时代与上帝意志之关系;各个时代进步、衰落各事其势,等等。阅读兰克,尤其是阅读他的历史时代论,给人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印象。这些印象串连起来,人们可以看到的是西方历史上几大因素作用其中的那些兴亡起落。

   

   

   

   三、议会与政治

   

   下面,就是仅次于政-教博弈的议会政治之消长、生死之绍述;当然,他们其实又是纠结在一起的政治之宗教和宗教之政治。这个范例就是著名英国大宪章之产生背景;然而这个宪章主义的产生绝对不是无缘无故,无史无料的突兀事件,他要追溯到比较遥远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化法典时代。简而言之,希腊化的出现,按照兰克的说法,正是因为罗马采纳和汲取了希腊的、可以说是制衡系统和民主原子之共和体制,罗马化才得以传承;而罗马化的恺撒主义之扩展,使得那些后来成为民族国家之高卢,之不列颠,之西班牙,之莱茵河流域(德国),之意大利……走向文明——按照兰克,他认为,罗马人-日尔曼人的融合结构,造就了以后的西方国家文明史——而所有这些民族国家的出现,又和基督教之国家化过程紧密联系——。于是,议会之宗祖源于罗马政治体制(之元老院),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成渠首之谓,可以说是皇帝,也可以说是教皇。兰克说,创造了世界文明黄金时代的14,15世纪,含括了所有这些政教元素和议会元素(政治民主元素)。从历史上个人作用估量,希腊化时期的罗马皇帝和罗马(法典)因素变故而不离其宗,演绎而不离其本。这些元素形成了最早的议会潜在权势,以至于最后用于英国和法国革命,复辟和共和(法国经过多轮帝制和共和转换走向今天)。这样,从一个个偶然出现的人物表演和政策制定中,人们看到了西方早期的制衡历史和讨论精神。他们在希腊化和罗马化的演进中变成实体——即便,他们后来一度被20世纪极权主义中断,但是,他们继承和延续这个古老实体的非凡努力,使他们走入现代。这个回顾,大致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理念和国家理念是,首先要有国家的存在之后才会出现教会。只有国家才会使教会成为可能。教会在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出现的。假如没有罗马帝国的话,基督教是难以在世界上推行的。”这是兰克主要的观点,即国家基督教化过程,而非相反。(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下同)

   

   这些个推动历史的人物互相接连,戏码连台。这是宗教-政治路径的沿异——而在纯粹政治路径上,政治-议会-共和及其载体,也在活跃的运行当中。主张君主制度之兰克这样评价也许是他所谓“王冠出自东方”之君主制度——但是,这个罗马君主制度不同于东方——含,当然也不同于中国。兰克这样解释说,“波斯人直到希腊也出现君主制度之后才被征服。在这里我要指出,在希腊出现的是一种以东方的形式体现希腊实质的君主政体,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纯东方的、野蛮的君主政体被希腊化了。可以说,假如君主政体没有被希腊化而一直是波斯人那种政体,那么,君主政体就永远可能在西方得到普及。”其中涵义,十分清楚;希腊君主政体就是共和政体之君主化和君主化之十分界限,十分理清之希腊政体,希腊君主政体——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兰克也许忽略了)希罗多德对于波斯人专制化的偶然选择。(见希罗多德《历史》——“希氏写到波希战争中一段:大流士等所谓‘七人帮’(奥塔涅斯——他让女儿暗查居鲁士的假儿子没有耳朵——为政变正名;加上地位显赫的阿斯帕西涅斯,戈布里亚斯,殷塔佛涅斯,麦伽毕佐斯,海达涅斯——最后,大流士加入。共七人。他们废黜了居鲁士假儿子的皇位),发动政变上台,再行议政,论权:是不是要施行民主制度——含寡头制度和君主制度之选择——最后,大流士主张的君主制度占先。

   

   “姑且援引之——

   

   “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同志们,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优秀论’的全部根据。

   

   “ 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流士帝国,遂实行了君主制度;但是, 这个君主制度是在碰撞了僭主(寡头)制度和民主制度以后,方才得逞和实行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世界历史上民主讨论的悠久和深入。虽然他一时失败于波斯,却未亡于希腊——虽然很多希腊人,斯基泰人或者拉栖代梦人还是更加喜欢僭主,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已经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文化的一种选项。大而言之,希腊和波斯人议论民主,成为这个地域先验和后验政治学、神学和人伦学的一种已然存在。只是大流士和他的前辈、后辈,没有做出实行民主的确然选择,让其与之擦肩而过。”(见鄙文《从“七人帮”到“四人帮”》))

   

   二,我们看到,兰克十分精练地绍述这些希腊-罗马皇帝之共和、民主、法制原则之施行——他们缘起于“奥古斯都”这个政体,这个方式,这个概念。在“王侯个人与共和立宪愿望之间”(兰克语),共和,君主之间的纷争博弈十分艰难。韦斯巴乡企图以个人权力代替元老院,但是,“元老院重新掌握了权力并任命涅尔瓦(Nerva)为皇帝。”经过“三十暴君时代”,“戴克里先……让几位强有力的领军人物与他一起共同代表最高权威,共同执政,条件是这些人物必须集中在他这个皇帝的周围。”

   

   而君士坦丁大帝“实现了民事权和军事权的分离”。

   

   而查士丁尼皇帝,则完成了“作为罗马精神结晶的罗马法”。

   

   这是希腊化精神在分权和法治建设上尽人皆知的历程。此后,历史按照兰克的演绎进入查理之后和十字军之后、据说是“国家与教会之间的联合解体了”的时期。这个时期凸现了政教合一和分梳以后之政治路径独自的进步(如果可以沿用这个此词汇的话)。兰克直接说道,“1302年,美男子腓力国王召集三级会议共同反对教皇。”他逮捕之,使之死掉。这在法国。注意:十四世纪出现的三级议会不是只在法国革命前才起作用。在英国,确立了城市特权的《大宪章》。亨利三世不想执行之;爱德华一世对此权限予以确认;爱德华三世实施之。“14世纪的德国城市通过巴伐利亚的路易进入了德意志帝国议会”,“1344年,人们的主要话题就是议会事务。”“议会会议出现了民主因素。”1355年法国暴动,王权可危。英国之兰卡斯特和约克家族各自组成议会。在那时,“每一拥有城堡的贵族都是独立的”(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处女做——自立)“巴塞尔会议”“旨在维护世俗权力”——僧侣制度虚弱——“高层的世俗权力无法制约下层。各地出现了独立、自治的倾向”。(这是在14,15世纪——注意。自立)“早在13。14世纪,英国就比其他国家更坚定地采取了议会制度。……来自都铎家族的亨利七世正是靠议会帮助巩固了王位。”国王,教会和议会互相合作,互相斗争乃至于互相拆台。于是,历史进入革命阶段——……当苏格兰施行某种政教分离的时候英格兰正好相反。于是出去苏格兰和英格兰因素之民族根据以外,就属议会势力与国王势力之间之斗争了。

   

   1640年,查理一世任命了议会;复解散和重新召开议会;41年,国王和议会开战;双方僵持;这时,议会“独立派“组成;其“要剥夺控制着教会和世俗国家权力的国王的全部权力。然后建立共和政体。”于是接下来就出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早期演变行事。这就是克伦维尔的出现;“他成功地推翻了议会,同时把国王也弄死了。”克氏认为,“他无法与议会共同执政。他曾经四次任命、又四次解散了议会。最终他得出结论,必须建立彻底的军事政权。然而国家很快就厌倦了军事政权。更何况克伦威尔的儿子完全没有能力执政,所以各地纷纷渴望合法统治的回归,甚至要求无条件地把国王从流放地召回来重新登基。由此可见,英国人忠君思想并没有被消除多少。”“到了17世纪末,英国形成了两个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前者倾向于议会,后者拥护国王和教会。”当然,何以英国人要求他们的国王永恒存在?这其间或许可以看到,此我们援述希腊君主化之共和内涵之则;就是说,英国国王不是奥塔涅斯所谓的彻底的权力拥有者,而是逐渐演变成为虚君之在,这是最为重要的条件。再次,英国人的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涵盖的现实和未来结构中,少一种法国人卢梭的革命论和烂漫风。英国人的文化格局和文明传统,在很多意义上,在大意义上,要有国王这个文化符号予以支撑。最后,也许这是至为重要的,就是英国人对于革命,废弃议会,转称独裁的克伦威尔非常厌恶——这是他们尊重会议传统的根据——而在其历史上,没有没有议会的国王,也没有没有国王的议会;“没有议会,国王寸步难行”(兰克语)——于是,这个传统延续成为今天英国人看待革命的独特观念,乃至其一整套为法国革命时期,保守的伯克主义攻击法国革命的理由。这个理由,最后又演变成为法国人废弃国王,但是并不废弃传统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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