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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潘恩及其他

反思潘恩及其他

   

   

   刘自立

   

   

   潘恩主义是一个难解话题。他的观点如果有个核心,就是主张新大陆原则而放弃旧大陆原则(当然含英国原则)。他的这个观点似乎政治正确,但是在理论和文化层面上,却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至于他的宗教批判更是和者概寡。以至于他的葬礼只有六个人到场参加。美国独立或言美国革命前后,英、法势力和哲学影响与之,遂产生美国革命先贤中之英国派和法国派——约翰.亚当斯如果不是英国派,那么,他也绝对不是杰斐孙或者富兰克林式的法国派——从当时现实状况中产生的政治理论,也就顺其自然,出现英国哲学派和法国哲学派。这样,美国革命作为一个政治坐标,围绕之,震动之,产生对于英国宪政历史和法国革命现场之区隔与争议。革命,是产生新旧对立,破旧立新,还是说,革命,不过是一场恢复过去价值之“复辟”,改革和补旧(革命原则不是革命后产生,创造和更新,而是早于革命几百年就业已被创造,被定位,被施行的价值,原则,体制——见基佐,夏多布里昂,柏克等著见),遂产生各种观点与争执。就场而言,这样的革命话语,即便在当时就已经出现分野。这就是潘恩和柏克关于法国革命之争论。这场争论,其实也是对于历史和现状的异视和区隔。潘恩完全站在美国立场和革命立场上,拥护主要包括美国革命的那种建制创新和独立见解(是不是独立,独自和唯一,得要商榷!)——而就此观点,他极力反驳柏克对于法国革命残暴血腥、破旧立新的描述和印证。这样,在潘恩笔下,他的人权和解放完全没有93年断头台的绍述和谴责;没有(也来不及)拿破仑和塔列朗之间的悖论和迥异——更不会看到法国革命,如果说,有其持续和转型的话,实在是在其彻底复辟过程中,予以解构和结构的——这就是说,法国革命并不像美国革命一样,弃旧图新,创造了一个包含批判英国模式,批判英国《大宪章》(见潘恩对于大宪章的批判——“所谓大宪章(现在就像是同一段历史的一种年鉴),不过是强迫政府放弃一部分自设的权力。它没有像宪法那样为政府创设并授予权力;而是如其所示,具有再征服的性质;假使英国人能够像法国人对待自己的专制政府一样完全驱逐权力篡夺,它就可以创造一部宪法了。”(潘恩《人的权利》))批判法国各界皇朝之改革之模式,之样板,而是像英国一样,其实,是在回转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做到了某种政教双向的革命-复辟努力,而走向共和。这个共和,其实,又包含了整个复辟时期的政客,作家和人民协调一致做出的改革-革命补充论,从而在出现“德雷福斯事件”等人权法案上,绕过底层革命唯一之风格,之暴力,完成了上下左右之间的间性周到,使得法国政体和国体,在宗教、文化、政治层面上摒弃社会主义左倾和皇家主义右倾,真正出现夏多布里昂所谓“不要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皇权”之体制(英国后来当然不是,历史上也不是极端皇权一直当道——他的克伦威尔极端革命也很快就被制止,被废黜……),之理论,之人权。这不是潘恩主义可以囊括的法国后革命时期之现实。而这个革命性后来转化成为现代性的说辞、也就是说,以后以中央政权为条件的自由主义,产生了基本上是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经验主义,从而摒弃了法国风格和卢梭民主(民粹),走入了英国调和主义和混合主义政治之路。

   

   我们看到,法国革命持援的美国革命,出现了与其人权祖宗不同的革命历程;这个立程,虽为潘恩所争取,所支持,但是,毕竟性格完全两样。因为,法国承袭的欧洲文化和保守主义,其实不是和美国接轨,而是和英国接轨;法国革命(后期)其实不是和拉法耶特接轨而是和塔列朗和梅特涅接轨;法国革命,不是以革命论,而是以秩序论,完成了共和;而这个共和,与其说是新世界,新事务,不如说,是继承了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袒护和论证的古老罗马共和(/帝国)之复旧和延古——而孟德斯鸠和马基雅维利在这个袒护罗马共和原则上,却也又一致袒护皇权政治和混合政治(——皇帝,贵族和人民之共和——马基雅维利说,“罗马人民如此憎恨王这个名称,以致任何一个公民如果试图获得那个称号,他的任何功绩都无法使之逃脱应有的惩罚。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那些由人民统治的城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非凡的成就,并远远超过那些一直受某个君主统治的城邦。

   

   “罗马在驱逐王之后就是如此,雅典自它从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也是如此。这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只能源于人民的统治比君主的统治好。”

   

   “一般来说,罗马平民认为自己应当担任执政官职位,因为他们构成人口的大多数,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承受更多的风险,因为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保持罗马的自由并使之强大。既然平民认为自己的这个愿望是合理的,因此,如上所述,他们不管怎样都要获得那种权力。

   

   “但是,当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候选人作出具体判断时,平民认识到他们的不足,并断定他们中没有人配得上出任它认为就其整体而言应得的那个职位。因此,由于为他们感到羞愧,平民转向选那些堪当此任的人。

   

   “提图斯•李维对这个决定大吃一惊,他恰当地说了这样的话:‘那时候全体人民所表现的这种克制、公正与高尚,如今哪怕在一个人身上都见不到!’”(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于是这个政治作业在平民,贵族和执政官员之间开展;且其载体就是元老院,平民院和政府/甚至皇帝。这样,法国革命,深入一点的原则,不是推翻和否定英国原则,英国议会原则,英国下院原则和英国人民-王权原则,而是走向类似英国原则的罗马原则,共和原则和混合政治原则(只是缺位皇帝——因为拿破仑和波拿巴已死……)。这样,潘恩把英、法原则对立和分开的理论和理想,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已烟消云散。一种把美国革命区隔为或者唯法,或者唯英之原则,不实际,也不智慧——而20世纪后(延续迄今),英国皇室并不是革命的对象和进步的障碍;这一点业已无庸讳言。那是一种深层次反对皇室主义的失算;而在柏克与潘恩之间,可以说,柏克主义大获全胜。这不是不承代价的胜算。这个胜算,世界之人在19世纪,20世纪,并不理解,并不赞赏。他们跟在潘恩和卢梭后面继续一种否定英国传统主义的各类革命,从而产生一系列试图创造他们自己之新大陆,新国家,新政权的革命——从而走到否定传统,数典忘祖和暴殄天物之反革命上,最后,将革命弄成拆烂污。这当然是潘恩想也想不到的境地。

   

   潘恩主义何以会在创造和破坏之间如履薄冰呢?一个关键之所就是,他不知道如何看待美国革命、这个其实也并非完全破旧立新之革命——美国人和清教徒的保守主义立场在潘恩视野中严重估计不足,选择有碍而判断失误——因为,他的革命白纸主义(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语),很接近后来之否定传统,暴虐文化和杀人害命之极权主义——但是,潘恩因为细说了美国原则和美国革命,从而避免了他和毛泽东和列宁和希特勒的等归。这是底线守住之美国挽救论。因为,在潘恩看来,新大陆原则虽然彻底反对英国原则,宪章原则,但是不失为一种美国原则,费城原则和华盛顿原则——而这些原则,难道和英国原则,法国原则甚或希腊原则,罗马原则没有任何间性关系,血缘关系和种姓关系吗?即便是《独立宣言》,也呈现杰斐逊布道于源的英国特色。麦克里兰指出,“大陆会议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一点,只看《宣言》使用情愿体例,即可了然。上述朝廷情愿鸣冤,是古已有之的宪法权利,上书英王承情重申英国人民的权利,也是个悠久的又体面的请愿传统,下院本身即时时为之,大陆会议据古老权利而承情奏事,深合柏克之道。……大陆会议在1776年代扮演的角色就是英国国会在1640年代英国内战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另一个层次上,反叛者……绝不被视为法律上的叛乱。”“杰斐逊极微言之能事,……他们(美国人)上一刹那是英国人,下一刹那是美国人……无论身为英国和美国人,他们的忠诚都不容置疑。”(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另外,“杰斐逊的自然权利观念与洛克《二论:(政府二论)显示的自然权利观念可能有些差异。……威尔斯(Garry Wills)指出(《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杰斐逊自然权利不证自明说的直接来源,其实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常识’哲学学派。休谟是最著名的一员”——当然,“一心想在《宣言。中读出洛克自然权利说的人素来感到尴尬。洛克提出生命、自由及财产,杰斐逊在《宣言》中何以不提财产?一个当然的解释是,宣布美国独立战争为维护财产权之战,可能被居心不良者解释为这是一场维护财产不平等的分配之战。”于是英美观点不同在于争执财产是不是可以让度。这是一个颇具歧义的话题……。又,虽然,潘恩说,美国人选举总统的第一原则是不能选外国人——而英国王室选举,国王不能不选外国人——这是一种偏见;英法移民之后不能不上祖,如果上祖,他们不也是外国人吗?……这是一个笑话。第二,潘恩说,任何国王和继嗣都是少年不成之人,他们有严重的智力阙如,几乎类似动物类……他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古近代,出现左右人类历史之一系列伟大帝王和天才?他不知道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须阶段——就像罗马,希腊时段一样,这些阶段,同样不可以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和眼光关注之,研究之?另外,历史上从梭伦到恺撒,从丕平到彼得,难道人们可以因为他们是帝王,就说他们是一群混蛋,一无是处?天才和帝王(天才帝王)是事务的一个佐证,是历史的一个殷鉴;我们只能像约翰.穆勒一样,对此阶段,对此人物,对此事件作出反映和研讨,而不是一骂为址,火烧凌烟阁(那就成了毛文革了)。第三,潘恩所谓诺曼人威廉用暴力开创的英国史不俱合法性,而后,各种王朝更迭替换都必否定之说,将皇室和人民处于绝对对立的立场上。这一说法,令人想起所谓“对内民主(宪章),对外侵略”论(阿伦特语)的最早萌芽。其道理有一半是正确的,有一半是错误的。兰克等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解释也许比较到位。征服者的历史在最初都是血腥和非法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王朝,皇室和国家的建立,都呈现某种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种内涵——那种内涵不是说一切的现实就凝固在此不会变换;也不是说,一切现实都是未来时态的否定样板;更不是说德意志,法兰西和英吉利因为其暴力之源而处于一无是处的历史地位和立国境域。再是,如果历史没有查理大帝,没有黎塞留,没有拿破仑,如果历史没有更早出现的希腊的民主和殖民,没有波斯、希腊的博弈和推进,没有雅典民主和四、五百年后(!)保罗的传道和一神论,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并不能仅仅区分是非、善恶和理想、现实之双向,辨正和间性运作,只是仅仅作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和空判,历史和圣经的万般复杂性和繁复性,就会消解;文化多元的内涵就会苟且删除,而人性复归的努力就会变成哲理,真理和思想的强迫运动。这是一切阶级社会,阶级权限的平衡之反。潘恩没有充分言说的那种为孟德斯鸠双向关注的第四阶级和王朝之间良性制衡的阶级权衡论,共和/皇室论(——他们认为,确认皇室为共和合法成员,乃是共和原则之不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原则正在20世纪,21世纪的英国王室运作下继续存活……),就会不复存在。那种对于混合政治的赞扬,主旨在于由暴民,动乱和起义制止皇室烂权——而对于皇室制衡的主要势道在于贵族——而人民(平民院)对于贵族(元老院)的制衡,“要压制在一个共和国里取得太多权势的人的傲慢,最安全可靠且危害最小的方法莫过于尽早封锁他用以达到那种权威的途径,则在对于元老院的争议和勘正——于是,孟德斯鸠充分肯定英国第四阶级的作用;充分肯定英国暴民、起义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历史上,理论上和现实中,每每显示的则是古代罗马之共和/恺撒体制对于人民,皇室(恺撒)的混合支撑和制衡。马基雅维利说,“由上述讨论明显可见,贵族通过我们已经介绍的对平民有利的那些仁慈的表示 不仅是下令发薪饷,而且还有征税的方法 在平民那里赢得多么大的声望。而如果贵族坚持这种行事方式,就可能会消除那个城邦的所有骚乱,并可能使保民官失去其在平民那里所拥有的那种声望,因而也就失去那种权力。”(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这也是英国王朝,贵族,人民趋之模仿并且卓越师范于后的罗马体制,宪章体制和(不成文)法律体制之再现——而这部不成文法,在穆勒等人看来,则是道德趋之之契约;立法,司法之权判根本之道在于人民有德,有道,有权;否则,法律就会抽空核心成为政客之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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