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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宋教仁集感言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读宋教仁集感言

    

   

   (北京)刘自立

   

    

   

   

   社民主义对峙民社主义

   

   

     坊间关于宋教仁宪政主义争取说言与司和,良谋尽筹;但是,宋教仁观点源流与结局很少有人涉及;且以为他的宪章可以横空出世而不被东、西方文化政治条件约束,只是因为与孙文有些龃龉和分歧;而一旦这个分歧去孙、持宋,即可转换局面,做成一个历史上的“如果”:

   

     如果宋如何如之何;孙如何,如之何……中国之革命,之前途,之命运就可以一路依渔父主张而行,而果。事情果然如此单纯,如此简陋吗?当然不是。读宋集,可以看到宋虽眼光四射,视野广大,但是,就像很多中国人中国知识人一样,涉及事务,踏足哲理抑或转而践行,往往呈现浅薄简约甚至固陋之处而归于失算和败阵;换言之,渔父挟策兴汉复持椎入秦,于国,于民之大局可否初成,其实取决于他对于西方宪政主义现状和历史之深入研究。这个研究如果周道准确,如孟德斯鸠研究之三权分立,约翰.穆勒之研究代议制政府,且吴钩待出,渔父有种,整顿宪制,收取关山即可;那么,这个中国化宪政主义或许可以越过革命阶级和军政阶段一稻而赴也。但是,历史并不是这样乐观。宋之关于宪政的主张不像穆勒等人直接产生于本土。他的拿来主义之知行观,先该是知,后该是行(虽然孙文并不同意这个知,行关系论……)当断如何,当形怎样,并不十分严谨。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我们仔细研磨宋文后发现,他的很多想法,虽然先知于人,先行于众,却并不足成类似孟德斯鸠或者穆勒之对于法国,之对于英国之改变路线图。这里要说的是,宋的关于社民主义和民社主义之观点,虽然尖锐剖析,定位准确,却不免简单划一而显无法针对历史悠久和包袱沉重之中国政治。二,宋关于清末立宪,丑态百出,文题相诋,事洋不化等尖锐批判,却有但书之援,国情之顾,也并不能周全理延而说服大众——尤其他关于日本问题和英国(宪政)问题的短文,呈现他的视角之局限(他说,1911年5月,英国“国会名义上虽为二院制,而上院经此次改革,虽有若无,实际上已变为一院制”(宋教仁

   

     《宋教仁文集》)——而相对于穆勒观点,(一)“一院之组成假定有民主性质,另外一院的组成,就是对民主加以限制。(二),一个没有社会力量支持的议会是无效的;

   

     “只有在贵族的社会状态中,一个贵族议院才是强有力的。

   

     “(三),上院一度强大而下院可对其制衡。

   

     “(四),如果‘贵族几乎是社会上唯一力量的时候。我不相信,在真正民主状态中,充当民主政治调解者的上院会有任何实际价值。’

   

     “(五),于是穆勒认为,较弱的一方如想执政必须‘作为混合在一起的群众的一员进行活动。’

   

     “(六),在民主政体中应该存在一个抵抗民主的核心——……我把它视为政府管理的一个基本准则。

   

     “(七),这要看群众、国民是不是‘更愿意忍受第二院或上院这种形式的抵抗中心,而不是其他形式,这就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理由使得抵抗中心具有第二院这种形式。’”(见穆勒《代议制政府》暨鄙文《好政府与代议制习读录》)

   

     三,就当时历史、学理、情形之世界状况而言,宋业已是全面周到之人,但是,关于如何区隔宪政于革命,革命于传统等课题,宋亦不免人云所云,并无突破惯常意识之处——这就是他说,他无法有效把东、西方政治做横向研讨而得出中国革命或者改革的具体应用之道——这里主要是指路线图而不是观点之泛泛而言——道德制高点上如果没有耶稣或者彼得、或者保罗的政治路线图可用;如果圣经不是延后希腊民主几百年后生身,那么,进入箴言的民主和自由之精神该如何发展,势将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一种难题——反之,只有现在这样的先希腊,后耶稣(诞元),才是这个程序顺理成章的发展和定位。于是,中国渔父主义关于中国政-教两分法之研究,在宋集里很少涉及。这样,如果没有道统的预设和先验之布,正统(政统)之顺道很难理清——反之,如果没有顺道之政治单纯路线图而纠结在道统语符(宗教语言)的诗意纠缠中而考证彼得之渔和保罗之马,那么,渔父之称谓,势将不能成就彼得,也不能造势保罗——且将圣经世界化,普世化。难道不是这样吗?以下,我们习读、也是细读宋集,以求一概。

   

     宋教仁属于先知先觉者无可嫌疑。他的《宋教仁文集》中讲到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主义甚至片山浅主义时,我们产生了很多兴奋……因为,在此叙述《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之时,宋的关注视线当然十分宽广;他甚至提及当时法国出现的德雷福斯事件。虽然,他并未就此展开——是源于无法结合中国国情,还是因为世界情势不明——于是,德雷福斯百多年之事件,当初对于宋教仁是一个新闻,是一个启示——以至于在宋集中“人权”二字,明确出现。在此大文章中,宋历书各国社会党大会之历届历次内容、纲要、策略而做概括云。他甚至提到笔者十分感兴趣的关于社会党人之纲领之一种,要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常被军,代之以民兵武装……——这个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滑稽之谈——笔者也说过,文革时67年二月逆流以后,毛,江一度有“抓军内一小撮”意图——后来因为保守势力过大作罢于7.20事件后(武汉事件);而毛云:英雄运去不自由——就是说他无法取消常备军代之以民兵……这个列宁主义观点——而列宁自己,也彻头彻尾作罢于民兵而用托洛茨基之红军——至于这个所谓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在文革,则一秒钟也未施行。这是一段历史演绎的丑闻。宋教仁书关于这一点,他自然做梦也不会想到,不是民国施行社会民主党之民兵制度而是列宁和毛施行武装夺权,一极于民(就连基本自卫之器也要管制于无限之中也。)

   

     那么,言归正题。宋文字虽为译文,但是他的基本观点就是当初社民党之基本看法。这些看法就是,社会主义要素里面之基本观;劳工受压迫,受剥夺——而资本家阶级穷凶极恶……他甚至援引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说,工人在此斗争里不会失去一切而会赢回全世界——这不是他直接的印证和例助,而是一种泛泛之观。二是,宋集中关于“社民主义”之关注尚未发达到对于“民社主义”之延言。这是两个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为一;民主社会主义,为二。宋虽然未作此区隔,而且,在20世纪初叶,十九世纪末叶,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捆绑在一起的难兄难弟。但是,后来,这两个兄弟开始分道扬镳。一个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的合法合群,合作存在;另外一个,成为岂有此理的乌托邦。之所以呈势如此,是因为同样两个前提。一是,资本主义自我调本为来期,他们还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黑暗资本主义。二是,资本主义对内民主,对外殖民的经营方式本来就是祸害中国之侵略;国人何以欢呼你来宰我之资本?三,宋教仁救国平衡之道本是寄托于“连鸡之救”,以夷制夷……那么,国人自己的对付对内民主之他人,对外殖民、侵略之他人,又要如何办法?他本在文中不厌其详地对欧、美、俄、日诸国区隔谁是保全(中国领土、主权)派,谁是侵略派——主要责罪和提醒国人,一俄,一日,最坏,最狠,最恶(诸如此意)——而英法美德诸国则有缓于中国危机。这是一种无奈之说。这个说法追究到约翰.穆勒之文明高超说(相对于他的代议制政府不可用智地素差之人说吻合;国家,人头都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穆勒精英主义常常说法……)——成为宋教仁无法诠释的国格,国人和中国文明,中国道德定位、定性和宪政主义结合之深层次课题——换言之,如果并不首先定位中国文化保存之问题,之是非,之优劣,中国,西方,谁是权力权利的拥有者和保护者;谁是权力和话语的主宰者和主导者——继而产生宪政主义和代议制主义——就不好讲清楚,说明白。这是渔父不能深入如穆勒,如洛克等人成为世界政治学纲领之所在。

    

   

   社会主义甄别

   

   

     在书绍万国社会民主党大会一览之前,有必要先行证例渔父对于社会主义之评价和甄别。这个观点似乎有些耳熟能详。因为宋之高级社会可以施行社会主义说,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共产主义说,有些偶同。他说,果社会主义是良果,则“吾国社会必已跻于不可不行无治、共产二主义之间,于能行无治、共产二主义之程度。……”;“是吾国行真正社会主义而得恶结果也,则是吾国社会必尚未跻身于行此二主义之现状与程度。……国之所以幸存者,盖亦不过赖有此仅存之政治制度以为维系,一旦变本加厉,并此而去之,人类社会必至全然不得安宁幸福及生活,以成为毫无秩序之社会,亡国灭种之祸,因是促成,乃至欲求政治财产制度时代之不自由不平等而不可得,画虎不成,反至类犬,吾人试想像此悲惨之状况,其亦不能不生恐惧之心者矣。”于是,宋教仁的适应与否说,其实过了一百年还是没有固定答案于试行此主义者。遂有各种说法而无定见。那么,当时兴起的铺天盖地的社会主义学说,运动和思想,何以大潮席卷而各国必然应试呢?因为,那时的资本主义问题多多,并无倚它解决之道;可是,哲学核心之说,却在同时应试资,社两派而呈犄角之势。我们看到,渔父记录之万国社民党会议提出的议题,即可一知。先是宋记录各届大会之前之序说。他言,“财产盗夺矣,权利蹂躏矣,人格侮辱矣,而犹谓有不动之理?果也,平民自觉之声,遂借布尔敦(Proudon/布鲁东)之咽喉而发也。曰:‘财产者,脏品也。’噫!是言也,非平民对于富绅宣战书耶?”

   

     “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于两阵之间。……”复,援引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也。他说,“万国社会党之起源,则万国劳动者同盟其嚆矢也。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马尔克之指导而成,而亦为经济的情势必然之结果也。且确知马克思和巴库宁之争——这是一个较为固执的话题——而马克思主义是建立政府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巴库宁反对政府;含现政府和以后之政府。但是,马克思主义导致的反政府主义和巴库宁反对现存政府,在此一点尚同——这也就是列宁允许在莫斯科举行克鲁泡特金的盛大葬礼。复言之,巴黎公社之无政府主义原则,布朗基主义原则,一是没有体制可操作性;二是为列宁主义政府所禁绝;同样没有哲学的和实践的意义。三为,无政府主义倡导人类互助和人性可塑论,和一切预设人性改造和人格试验之政治操作一样,杜绝了体制制衡和法治约束,尤其对于当权者和统治者——这一点是无政府主义的最大败笔;也为现在西方政府所摒弃之。四,这种平民阶级主义严重违背了洛克和穆勒关于杜绝阶级政府和阶级立法的警告,而以虽反对“特别之阶级掌中而为私有财产”,却不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之阶级先进论。“于是荷兰、比利时之会议(1872年,1877年,)“遂不能达到目的”,两派“布离散之势”,马,巴分道扬镳。此外,法国社会党之“可能派”(Possibilist/机会主义派)因提倡“自治村邑”而反对“国有化”体制。此后召开六次所谓万国社会党大会,且龃龉于可能派——德之立布克勒希(李卜克内西),法之拉发尔孤(拉发格),比之俄尔德尔,荷兰之牛温秀士与会。为了区分可能派,马克思主义派遂另开会于巴黎;而后则于比利时(比律悉),苏黎世(租利希)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安斯德旦)。在巴黎一会上遂提出“全废常备军,使以民兵代之。”阿会上俄国之普列汉诺夫和日本之片山浅(潜)会晤;会长是斐安哥尔。此间,可能派即机会主义发展的第二国际,其实业已为进入西方主流政治做好准备,也就是修正主义派;他们后来成为区隔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派的社民主义者类;而李卜科内西等人作为德国被排斥的左派,逐渐消失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希特勒同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改为日耳曼主义血统论,也是短命一瞬)——直至战后,这股势力业已融和到代议制政治之中成为西方一般而言之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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