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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J.穆勒来中国(上)

如果J.穆勒来中国

   ——好政府与代议制习读录(上)

   

   作者: 刘自立

   

   约翰.穆勒的观点、影响和争议于中国业已过百年。穆勒认为,践踏民众、财政掠夺、法院黑箱操作和令人憎恶的个人暴政,所有这些政治劣行都是必须铲除的。防止劣政的根本办法就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代议制政府。他说,“所有人亲自参与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完美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

   

   

   引子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观点、影响和争议于中国业已过百年。严复翻译了包括《原富》、《天演论》、《自由论》等西方作品,引入思想的大潮,发起旷世的讨论。关于赫胥黎和斯宾赛的争论,现为坊间注意和反思而相对于上个百年之初。下据此争之略备——“正是处于一种悲观主义,赫胥黎极为怀疑斯宾塞能够找到建立在进化论上的一种新伦理学。……给自然赋予一种精神价值的企图是徒劳的,这种企图来自于‘人类’自大的希望和将自然拟人化的观念。但是因为从纯粹生物学的角度看,进化不具方向性,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顺从进化,并将进化残酷的价值作为我们人类的价值,那么未来就没有希望。“斯宾塞基于自由竞争会改善人类的观点,倡导自由竞争的政策,而他所宣扬的人类必然会进步的观点却没有得到证实。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其他目的,为了遵从没有什么意义的自然系统,而亵渎我们最深层的道德责任?”(皮特•J•鲍勒《进化思想史》)

   

   但是,也有学人对斯氏予以辩护说,“在我看来,在社会中开展存斗争,以及最适者的生存和增殖,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斯宾赛)他认为赫胥黎把他的学说误解为“就是主张在生存斗争中获得个人的一切利益”。恰恰相反,对于彻底、完全的自由放任,斯宾塞也认为是“有害的”、“悲惨的”、“残忍的”、“罪恶的”、“道德败坏的”、“堕落的”甚至是“疯狂的”。(资料)更加重要的争论则在区隔卢梭和穆勒的观点,继而涉及到个体,国家,革命,传统之观念之备(当然,“群”,还不等于“国”;而国,也不是简单的群体、集体……)——卢梭,“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卢梭《社会契约论》)——穆勒,“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较有资格来运用它,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体人类都持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论自由》))

   

   近年来,史华兹先生、黄克武先生也对《天演论》、《群己权界》做出再诠释(对比严译),做出更正和还原,都为百年中国思想界带来活跃的思考气氛。穆勒著作是不是被和谐为严议/译作适应中国儒学之集体主义乃至国家主义——儒学本身是不是唯一之国家主义——严复等人,是不是将个体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富国强兵,船坚炮利之主张,是不是器物不及根本;改革层面(民初清末),是不是源于救亡图存,急功近利;自由主义是不是仅仅为一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规避了产生它的土壤和条件,载体说和唯物说,有何异同于之?民主,是不是自由的手段(“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革命,是不是仅仅要在白纸上创新从而中断历史,文化和良知……这些课题,学界现在似乎有所涉及,有所讨论,但是,却没有广布于人心,深入于学理。比如,自由主义不是自由意志而是中世纪自由市这个政治经济载体的物质延伸至精神曾面,主义层面和操作曾面(人民-政府可以互动;知识界可以组成反对派,反对党而政府允许自由媒体出版,控制舆论);卢梭主义是解放还是独裁(极权),革命主权论不是英国经验主义注重传统和政治遗产的继续(主要是英国议会史及其操作……),而是要创造一种一统观念(普遍意志),取消制衡,采纳“人民”高于一切,从而使得议会形式败落的民粹主义滥觞——这个人民概念的泛滥,又被马克思主义拿去作为阶级斗争,阶级先进,阶级立法的根据-为孟德斯鸠和穆勒深恶痛绝。穆勒阐述的政治制衡原则即代议制政府的定位,其实,直接或者间接解释了上述课题的困境;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研究他和其他大师的著作;反而是,我们对于这些基本观念,基本著作,基本主义的关注,往往注意不够,索探尚浅;而这个注意不够又往往以讲究问题,不谈主义为盖旗,以至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像日本人,印度人,土耳其人那样,在政治哲学基本曾面,基本问题上,一次性解决了他们的手段,目的,方式和程序之问题,自由民主之问题,人权国权之问题,从而将政教结合,传统和现代结合,主义和问题(解决)之结合,等等。

   

   中国人现在讨论的还是如何主张和共产党一起救国,解民和双赢甚至说,早年参加共产党,晚年反对之,是唯一之道……——这是一百年前之日本早就被福泽渝诘,大隈重信抛弃的主义和问题,社会主义问题和布尔什维克问题。之所以要重新阅读所有这些孟德斯鸠、洛克、霍布斯和穆勒,所有这些兰克,基佐和伯克……是因为我们只能从他们那里找到何以为本,何以为用之主义,问题(解决)之办法;这当然包含结合中国史料和东方学术。只有这样,很多似是而非的朦胧方会初见端倪,迎来曙光,不然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浅台词(潜台词)就是反对提纲挈领,高屋建瓴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求得一次性解决的良机和可能。这是我们细读穆勒等著的原因。

   

   这里,从细读穆勒之《代议制政府》开始。

   

   一、政府形式的选择问题

   

   穆勒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制度是自然形成还是人为设计;人为设计的各种制度是不是都是好制度;好制度代替坏制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被发现对其他国家民众有用的东西”是不是要绝对拒绝和如何接受。“一国人民可能更喜欢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如果因为懒惰成性,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怯弱怕事,或者缺失公共精神(以已存在公共精神为前提——就和穆勒与其他欧洲著作一样,是在这些私有制,公共领域,自由精神,自由载体存在之前提下讲话;而非在不存在的前提中讲话——这是读者必须注意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古代中国有限存在;在今日中国几乎不存在。自立注),这样的话,”他们就无法接受或者“废止”这种制度。“对某个人的一时着迷,……将自己的自由托付给即使是一个杰出人物的脚下,或者赋予他足够颠覆他们的制度的权力;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他们和自由或多或少是不太相称的。”(颠覆这个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存在这个制度,这个权力——注)(约翰.穆勒《代议制政府》下同)就如普选。“如果缺少权力控制,缺乏足够热情,为金钱出卖选票,或者按照私意投票……就会使得选举“不能防止恶政,反而会成为帮凶”。而(西方雅典,罗马等)古代广场讨论(几乎)等同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这类等同,还表现在思想作用上。“一个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个仅有利益的人是不相上下的”。“‘同意他死’(基督)一方那个人,后来成为基督的使徒”——当时强大的力量不是永恒的——“……思想是社会力量的主要因素之一”——穆勒举例说明自由主义在帝王将相里面倡导播杨之事实。

   

   二、良好政府标准

   

   在探索了秩序和进步以后,穆勒说,“财产的更大安全”就是更大的生产和进步(于是,我们必须区分这个财产的来源——而穆勒时代也许没有讨论这个课题——就像他自然而然认为一切之私有,公共,自由和言论早在欧洲社会出现;只是他们或者被履行,或者被中断,或者被坚持(并在此意义上发动革命和施行复辟)。——注)他强调说,“阻碍人民增加财富和道德的财政和税收上的错误,如果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肯定会使人民变得贫困和道德败坏。”他说,“如果人民的道德水平是如此败坏,证人常常说谎,法官及其下属受贿,那么,程序规则在保证司法目的上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注意:这是被人们一般而言不加条件的,民主的,司法独立的,自由法治的程序规则——这个规则被穆勒加上了条件——注)”;“再者如果人民麻木不仁,诚实能干的人不愿得到使用,职务由那些谋取私利的人去担任,制度又如何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市政管理呢?”(注意,此间制度之谓也是被很多人不加条件的滥用之词——自立)穆勒还说,如果选民不选择最好的议员,代议制体系无作用。于是,穆勒言及制度-道德,鸡-蛋,蛋-鸡关系;这个讨论一直持续至今。

   

   如果作文穆勒到中国会发生什么——这样一篇文章——那么,穆勒所说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他说,“埃及的等级体制,中国家长式的专制体制,是将那些民族提升到他们已经达到的文明阶段的十分合适的工具。但是一旦达到那个阶段,他们就由于缺乏精神自由和个人自主性而永远停滞不前了。把他们带到目前的制度使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得到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且由于制度没有崩溃和给其它制度让路,进一步的发展就停滞了。”这里,可以举出后来并不符合穆勒的亚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革命、改制实例;而中国民国之出现,似乎提供了反例;且中国文明是不是停滞不前,不好说;且外来苏维埃主义是不是阻拦了中国的西化-化西,等等,强求穆勒说明之,并不恰当……。

   

   穆勒给出一个十分有趣的、他的例外。他说,“犹太民族提供了相反的例子。”除去他们的绝对君主制度和来源于印度的祭祀制度之外,尚组成一个“先知”阶层——据称,国王和祭祀之外的这种抗争和制衡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和国家中(这是一般而言的非宗教极权主义和非政治极权主义之西方常态——注),先知们和现代新闻自由具有同等的价值。”这是穆勒观察绝对不同于我们观察之处。无论是周易、还是周礼,都不曾出现外遇先知这样一种新闻自由之说和制衡王权和教权之说之中国特色——虽然,这种中国特色一般而言,还是停留在祭祀势力做微而王权势力做大而未可废黜道统的孔孟之则之上——如何估计这样的孔孟之道,是一个确为关键的课题。其间,或可有几点陈述:

   

   1、宪政体制之应用实属政治层面的制度建设,他的确切的内涵,不可以包涵宗教教义一类诗话,箴言;因为,如果包涵这样的多意层次,歧义层次,法治和法条将会被任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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