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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一谈左、右分野

也谈一谈左、右分野

   

   (北京)刘自立

   

     左、右之争来自希腊的原始民主,僭政和王政。柏拉图认为其中王政比较符合文明和良制;僭政和民主不过是过渡式政治形态。英国革命时期之议会至上论——主要是下院主导势头左右了民党和保皇党,但是,即便是下院之中,也分野新潮和保守两种势力。法国革命,更是摇摆在左、右之间,直到最后拿破仑独裁——复辟派掌权,乃至最终结束了专制。唯独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排除了左、右两翼的摆动,使得左翼势力完全操控了政治权力。但是,这个操控方法论,在希特勒,斯大林和毛之间,又具分野;希特勒依靠西方民主程序上台,继而消灭民主;毛则利用“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既掌权,又夺权,形成新一轮与俄国革命不同但性质比较相符与之的民粹主义革命。这样,在考察20世纪革命和革命政权的时候,区隔毛的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异同,成为人们思考包括俄国革命和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楔入点。于是,我们所谓左、右翼分野从此谈起。毛革命是不是左翼革命,他最后联袂美国抗衡苏联,是不是右翼倾向,适成一问。我们认为,在这个课题上,区隔左、右翼之绝对分别是非常困难的。毛之喜欢美国共和党,说明(他自我坦白)他喜欢右派;这就预示着邓的某种“中式右翼倾向”(中国模式);而毛的所有政治资源来自左翼哲学则无疑问。这样,左、右翼对于毛主义的定位发生较为复杂的甄别。有什么尺度和标准可以定位毛主义之政治派性呢?这里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革命之制度建设与否的课题。

   

     这个课题原自革命之复辟论和创新论。换言之,左翼革命之基本诉求就是没有制度诉求。这个判断,也许过于绝对而引发争论。但是只要人们仔细察验,这个判断,基本上不会离谱。因为,这里发生制度建设和传统坚守这两种考验英国革命的基本测试。我们看到,在基佐的英国革命之著作里面,他基本上排除了革命创新论——虽然,他也认可革命时期的某些新潮创制,一度影响大众。但是,英国革命之制度诉求完全依赖旧制度和保守派——因为,基佐认为,一向以来西方世界之几种基本人类诉求和制度,是由这个诉求的人事和载体予以创造且施行完成之;这些诉求包括私有财产,自由人身,上帝信仰等等;而创制和坚守这些原则的是皇家,贵族,资产者和人民;这些人远在革命之前就完成了这些人权原则的制定(如,《大宪章》等)——这些诉求并不是产生于革命之后,而是产生于革命之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说明(请见基佐《英国革命史》——恕另再详)。于是,英国乃至西方之右派特点,就是依赖这个原来就存在的旧制度(含革命企图恢复之),施行对于停止和延宕这个制度,实施保守主义的打击和革命,使之重新回到旧制度的,几乎是与史俱来的自由恢复上去;且对于毁坏和毁灭这个制度之人事和政治施行革命——这也就是“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关系(托克维尔)。这是包含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一切西方现代主义之前之革命的基本考量和定性。这个现象说明,西方政治深深扎根在此保守主义和右翼倾向的哲学指向之中。故此,在此意义上说,西方价值论之历史渊源,来源于右翼。这是十分清楚的(政治)逻辑和(历史)哲学;而西方之“右翼为美”,为确的传统审美,也为此提供了一种文化支撑。

   

     即便如此,西方左翼势力并不因此就会消弭;相反,左翼势力就像魔鬼附着上第那样,同样成就着西方的文化。民主,最初,当然就是左派的一种制度选项。希腊民主之消灭苏格拉底,就是这个左翼民主(加民粹)的范本——而僭政(近似专制主义)和王政(近似开明君主制度)都是在和民主的博弈过程中发现和发展了西方文明——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基本上赖自希腊僭政一类专制主义文化和文明。这一点,人们似乎不能接受,但是历史使然,历史已然——在经过希腊雅典之两万人民主试验后(见希罗多德《历史》),西方人并未推出广泛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坚守后雅典时期的,以保罗为首的经典宗教传播,且逐渐建立了教皇与皇权制衡的古代专制之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绝对是右翼倾向者掌握的一种政治架构。如果说十五世纪英国革命并无多少左翼色彩,那么,启蒙运动带来的绝对真理论和反对圣经(摩西)论——则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左翼哲学登台伊始的、反制度架构之革命的开始——这个架构的政治建设和革命发动,据说,截止于耶拿战役之拿破仑价值确立论和“历史结束论”——但是,为此欢呼左翼势力就此消灭的人们,很快就看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是对历史结束论的解构。在此意义上,左翼势力开始发效于右翼制度论,且从此开始他们没完没了的批判——含武器的批判和(提供)批判的武器——也就是,要更改希腊原则以来的批判基础和批判方法——这个势头最终(?)也许见诸德勒兹对于耶稣和希腊哲学的彻底否定。但是,无论是德勒兹,还是德理达,他们那些批判的武器,并不能带来武器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建构或者解构西方传统价值论和政治学。这个政治学的元素,依然起源于希腊民主。其中,主要之多数选票原则,并不能因为后人(托克维尔)主张保护少数而被消泯。这就是西方价值论和民主论之恒久不灭,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石。作为新左派或者什么派,他们可以说出一万个批判的左翼理由,却无法简单说出一个提问:你用什么取代三权分立?

   

     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左翼直到现在还在拥护巴黎公社(见最近巴黎十万人游行纪念公社事宜)。但是,如果让公社代替自由,恐怕无法实施于“法”(法国与法律)。这是毫无疑问的结果。于是我们回到现实。毛主义最后在世界上提到巴黎公社——那时是1960年代——如果把今天的巴黎纪念暂且排除。于是,对于毛是不是左翼的争执,一部分来自于他是不是要施行公社原则。……可惜,毛就连一分钟也没有施行普选(据说是他的公社原则的明白无误的主张)。于是,左翼之毛的左派行径受到严重质疑——含,当时的人们对于毛之文革初期,似乎走到极左又于回转的担忧和批评(杨小凯等、含笔者当时观点——那是1966-67年的时事分析……)。简而言之,毛之左翼极端主义,在是不是要施行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露出破绽。说明他不是真正极左原则的守护者。很快,毛的民粹主义发动后退到他的“清理阶级队伍”之右翼原则上去了。这是毛左右摇摆,首鼠两端,投机取巧之诡异做法的回顾。毛是一个极端左派的看法,被他的极端镇压之极端右翼的做法取代了。人们很少看见这一点,并且无知地认为毛是一个真左派。其实,毛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一个政治流氓。原因何在?因为,如果他是一个绝对右翼,那么,他应该杜绝民粹主义发动,祸国殃民;如果他是左翼,那么,他应该彻底颠覆他自己的“皇权”,就像杀死理查和路易十六者流那样;这当然是一个妄想。

   

     故此,毛的左翼、右翼之两面面孔都存在,也都不存在。这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说明,所有民粹主义发动者,从马拉到列宁,从涅恰耶夫到本.拉登……他们无一不是左派的始作俑者和后来之右派的历史集权者,也就是说,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包含着左、右两翼的转换和解构/结构里面。说他们只是主张一种观点,民粹观点和左翼观点,是不对的;他们这些政治流氓绝对不是伏尔泰这样的原则坚守者。人们看到,在1972年(?)毛变成美国右翼政客的朋友;这个转变的深刻性质,来源于毛本身就是一个右派;他对于革命和人民的号召和认可,全部为伪。这里,我们就此提出一个逻辑判断,毛既然是排中律的违反者,他又如何不是人们常说的左派呢?我们说,我们并未否定排中律——毛依然还是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左派。何以如此说法?因为,毛和一切左派的特征,一如前说,他们是一伙不知道如何建构政权的革命者和破坏者;因为,他们排除了政治传统之制度来源。这里,毛当然排除来自历史的和希腊的民主(他反对言必称希腊);也排除了中国历史上相对之制衡元素尚存的君相制衡制度(——可参见钱穆之关于唐代几省部门之权力相对论)。换言之,毛之破坏政治架构的做法,一个,违反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原则;二是,破坏了中国历史上的相对制衡论。于是,毛在此意义上彻底沦落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左派——这种左派和一些左、右合璧的独裁者可烩一炉。需要指出,这里,中国无法象英、美、法那样通过革命,回到“旧制度”;中国回到皇权相对论,是一个严重值得商榷的课题。

   

     那么,说明这些历史和哲学迹象所谓何故?当然是为了解析今天。我们说,作为彻底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的颠覆者,毛是左翼;作为彻底的极权统治者,毛是右翼;但是,毛的右翼性质完全让位给他的左翼性质,因为他的统治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的统治,就是左翼统治(注意,考察标准极其简单,看其是不是三权分立。)那么,西方今天的和昨天的左派是不是一度支持毛和“河蟹”与之?是的。但是,这里又有几点不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左派并不颠覆制度——当然不能包含格瓦拉等——但是他们批判制度。二,近代以来,所有西方知识分子都批判制度;但是,他们全都不颠覆之(!!!);这是最为重要的区别——含第二国际中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们最后皈依政治主流,脱离左翼;虽然他们今天的变体,似乎尚存此种色彩,却可以忽略不论。三,马克思要颠覆之。于是,这里出现了制度层面的意义和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说明了以下一些迹象和特征;世界上分梳左翼政权和右翼政权。而现在,中国执政者既然是解构三权分立者,他们就是左翼政权(含古巴,朝鲜等)。这是一个基本考量。因为,从革命论,可以续上推理:革命,是要执行制度恢复,制度建设,制度创新,还是废黜制度,是考验革命是不是合法的尺度,简直可以说是唯一尺度;毛,列宁和斯大林没有这个制度建设;他们破坏在此之前的沙皇制度-克伦斯基制度和皇朝制度-民国制度,所以他们是“反革命者”。换言之,革命是要诉诸“社会解放”还是制度重建,是衡量革命合法性的关键。毛背弃历史,毁灭文化,抛弃传统(当然也抛弃君相制衡和封驳臣权),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罪人。所以,毛的政治制度无建树和(他的)社会大解放,完全是一场浩劫。

   

     换言之,中、西历史上一切革命的合法性标准,来源于不单是社会解放,还必须是政治革命。这里表达的历史分析是,一切社会学领域的批判,可以表达于韦伯,孔德,帕累托或者托克维尔的资本主义批判;但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们知道批判的基础,是要维护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取而代之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而马克思开此先例,创造出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由斯大林和毛这样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操持之,变异之,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主要是阿玛亚.森所谓专制=饥荒二兼论)。这是一个最为简单而严厉的判断:如果你施行所谓社会革命,社会解放,而严重缺乏制度层面的延续(甚至创造),那么,你的社会革命势必变成社会压迫,社会解体,社会消灭——也就是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这个奴役的形式,就是因为他没有形式(包含他的文化消灭论和文化膺品式……)——而最终的原因是,毛和列宁消灭了沙皇-克伦斯基,满清-民国这样一种亚民主亚专制的政治建构,转向他们的独裁和极权——还需注意,这个世界上在20世纪以前,没有极权主义。所以,一切文明和文化问题,在此之前,多少可以忽略政治考量之,因为,正是那个制度创造了从荷马到贝多芬的人类专利。这是一个绕有兴趣的课题——民主时期的文化创造似乎衰退于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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