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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

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

   

   

   刘自立

   

   

   摘要:

   

   今年初,前红卫兵宋彬彬等人抛出她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企图以澄清历史真相为旨,定位其人格,影响全世界。坊间业已有人做出一定反馈,但是综嫌空泛和单薄。

   

   我们现撰一文,就宋氏历史作用和文革表现,结合毛之民粹主义文革观和极权主义镇压观,二者一合以求对史、对人做出撇清和辨正,且试图将观念和史事兼顾论述之。

   

   主要史实是,宋是毛泽东文革几个主要阶段的活动者和领导者;她的作为,对于文革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老师的遇难负责,不可推卸。

   

   主要观念是,宋氏现象值得所有研讨极权主义观念者注意,文革之毛,区隔斯大林甚至有别希特勒的民众运动观和大民主-大极权观。

   

   尤其重要的分析,是在于对于红卫兵——这个中共尚未否定的人事载体,做出批判。

   

   

   

   宋彬彬不久前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为文革中她的作为辩护,罔史欺世,传讹布谬。古语说,“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今释即是,按照她们的道理,她们是无罪的,可以被历史、被世界原谅;但是,按照史实真相,按照道德规约,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们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几年来,我们对此真相还原,写过一些文字;王晶尭先生(卞仲耘丈夫)也对宋等登上她们的历史光荣榜(协同八一八毛之检阅红卫兵照),提出严正批评。

   

   但是直到今年,宋不单毫无忏悔表示,且炮制一个所谓“澄清真相”的文章(注1),沆瀣刘,叶,冯等人打算窜改历史,涂炭真相,把耻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套用文革术语)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严重的,是她们的“抢救(卞仲耘)论”尤其荒诞。文革四十年来,这个论调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本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黑灰色关键词。

   

   这里,我们基本上以提纲的方式,简呈读者一个反驳宋氏历史之伪的文字,也叫做录以备考,呈释后人;更加详尽的内容,容后再呈。

   

   这里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宋是“三朝元老”

   

   那么,什么是几朝、什么是元老?《清史稿》中有二臣辑录。这里的二臣,就是降清覆明的那些臣子。这个“二”字的用意,在清史稿里自然是负面的。但是在大统一统的道德谱系中,尚可以分辨是非,捋出德行。宋这样的“三朝老臣”有无任何原则和德性呢?

   

   绝对没有。

   

   这“三朝”分野是:毛文革发动时期;工作组时期(含工作组撤离与毛八.一八造势以前的过渡时期);八.一八时期。

   

   宋是当时北京中学里面响应毛-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且在师大女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者。是权贵(老)红卫兵中一员。这里值得注意、且不为外间解释的现象是,所有中学里面第一张大字报,无外是所谓干部子弟和权贵子弟所贴出,所发起。宋是这波夺权中的一人。

   

   故此,宋成为第一朝元老;第二朝元老的权力直接源于最高层——邓,胡启立,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上而下控制宋的学校筹委会(一种革委会产生以前的领导机构)。

   

   第三朝元老的称谓就是八一八毛给她还名“宋要武”后的来的;且为外界所知。

   

   这里最为交集和颇有争议的是,在毛1966年撤销工作组以后,到八一八毛-宋“要武”这个过渡时期,宋等控制的该校筹委会是不是不再运作,权力是不是处于真空状态即无政府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不由共产党控制,领导和操纵。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的吴德,中央的毛、周照样在控制情势;刘、邓势力也处于死而不僵的抵制时期。

   

   宋作为毛、刘不同时期的代言人和行动者,是毛式文革和刘、邓式文革的最大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归纳为毛式图腾,也可以表现为刘邓戳记;总之,她的身上烙印着根深蒂固的文革污迹。

   

   自邓企图有限否定文革三十多年来,这个戳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之中国,决无再现和复制的可能——邓时期,绝对不可能有人将八.一八毛见红卫兵、宋彬彬的乱照刊登于任何媒体;但是,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邓和中央(共产党)否定文革文件的被遗忘、被涂改,随着新一波毛派蠢人的复辟和妄为,文革翻案风气日渐盛行,遂出现宋、刘(进;前筹委会成员)的规模不大不小的反扑。

   

   今年来宋,刘势头风头大健;而从宋文发表以后网络的反映来看,一、两千的跟贴(凯迪网,共识网等)都是彻底批宋、否毛的——这也就说明,邓的有限否定论,还是受到民众首肯——遂形成“人民的思想”。这一点也要有限肯定。

   

   同样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后来遇罗克以反证的形式提出且因此遭到毁灭的反血统论,在现今中国依然没有市场。中国政权中人乃及后代,依然世袭中国所有政治权利且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权力代表和国际契约的有效签署者。

   

   而毛之文革,毛之运动,毛之纳粹、民粹和极权发动的主导势力是特权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以宋彬彬为其主要代表(含前后出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骆小海和彭小蒙等)。

   

   此间区隔是,1957年,毛利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继续)“革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挫折;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学生和所谓民主人士中的章罗等势力,借机而起,试图分权。这样,毛的利用论,颇有被反利用论的嫌疑和危机。

   

   故此到了1966年,毛忽然对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中学生发生兴趣。他深知中学生群体的无知和盲目,加之干部子弟的狂妄和傲慢,使他击破社会桎梏的旨意或许可以得逞。于是,在工作组时期和后来的八.五时期(卞老师被打致死日)和八.一八时期,北京中学出现一种外间难以理解的“暴力特权”和“特权暴力”肆意横行的局面。而干部子弟,更准确说是高干子弟人群,成为这股暴力行世之祸水、源头。

   

   而企图自命阿Q参与革命的那些贫/平民子弟照样被排除在外,除非他们成为“红外围。”

   

   于是,原来的党锢(刘)府禁(周),被毛利用联动和老兵这样的特权阶层得以击破。故之,出现了北京大、中学校一色干部子弟掌握文革之局面。

   

   可是,这只是毛的战略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并不主要,并不致命的侧面——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毛的主要企图——那就是,最终要把这股洪水引向打击刘邓,清除榻敌之想。

   

   这样,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俟后述之。

   

   (又,外间不知道什么叫做“老红卫兵”,什么叫做“红外围”,乃及后来的天派,地派,四三,四四;更包含这其间是如何转换的;含对于“十七年”的评价和估计;因为这牵涉到宋、刘等人圈子里的红外围人员,故此,有此一说之补充。等等。这只好待后补述。)

   

   二,卞仲耘在工作组时期即被批斗殴打,险些致死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年6月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 ”(注释2)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绝无人权(这里,当然不能就此推断文革时期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据人的生命而言如此无二。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三,宋是工作组时期和后工作组时期的掌权者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因为,毛之派出和撤掉工作组,实为他的一个统一战略部署,也可以叫做第二次引蛇出洞(如果把高岗事件摆进去,这是第三次);而不是所谓(王年一观点)之“二次发动”;而是“一次发动”,整体发动之阶段论和第二个阶段论。

   

   宋,在蛇出蛇进的两个阶段,何以会屹立不倒?因为,她原来是刘、邓工作组的人马;后来(1966年7月底)毛撤除工作组,宋,是不是也如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很多人那样(学生、老师、校长、组长……),下台走人,弃权以待?不是。

   

   她和刘进等人,依然把控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领导权。

   

   她不是打击工作组这场斗争之阳谋(阴谋)的牺牲者,她,反而成为继承工作组遗事者。

   

   (这段时期的背景记述可参考鄙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造神者言——“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等文)——其中要点是——

   

   首先,毛首创文革之民粹主义发动后,接续创造两种革命-镇压方式于一身,既而区隔于所有的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治统治和“革命”模式。因为,运动群众和以此打击政敌,且将中、小学生也悉数发动起来,这个规模、这个性质,显然超过纳粹冲锋队和KGB对于百姓的煽动。

   

   此间,这个毛文革的特权论,世袭论和权贵论开始逐步转向,转向彻底的平民化运动和大学生文革——这是非常诡秘的转变——因为,前此他的特权论起到了击破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击破社会秩序,只是他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于是,超越工作组模式,成为毛试验大民主和大极权的两手策略。在此策略和战略的唆使下,毛并未及时批判工作组方式(如在八一八之城楼上,讲话(林彪之)中,他就矢口不谈此道……),而是相反之选,他邀请工作组走卒之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并支持红卫兵冲击社会。与此同时,他对于原工作组成员予以彻底抛弃。

   

   这样,超越工作组官方镇压模式,由大学生主导的、兼有人民运动和官方意志的二兼文革模式逐步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说,从八.五毛之《炮打司令部》开始,在所谓《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逐渐主导国势和文革,以至于最后在“九大”上,彻底颠覆刘少奇(——但是,这不是“历史的结束”——在21世纪,毛-刘势力合股并一,成为新一轮世袭势力之另外一种倾向,也当然值得探讨)。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运动-镇压”方式,即工作组方式;而在此方式中,宋彬彬起到重要作用。(我曾在一文中说——“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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