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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月:中国民主转型的民间思考——推介王天成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9/2012
   
   
   作者: 东方月
   

   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劫难,相反,人们收获的是解放和自由。如果没有冲破言禁和党禁的勇气,怎么会有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开端呢?幻想着在当局主导下慢慢改良而不承担任何一点风险,怎么会有民主转型的实际启动呢?传播民主转型的知识,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面向未来的勇气,激励更多的人为未来采取行动,也有助于在未来更好地管理民主转型的过程、争取民主转型的成功。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很想一口气读完这部著作,但是我不能。一是它连载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我无法一次得窥全豹;二是它的叙事是如此宏大,以至于我不得不迫使自己一再停下来思考。因为它不断地带给我惊喜,也不断地促使我思考。这就是王天成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以下简称《大转型》)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
   
   一、作者其人
   
   王天成,既是一个宪政学者,又是一个民运实干家。作为八九一代,他积极参加了1989年那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那场运动被镇压以后,北京一片红色恐怖,许多人遭到通缉追捕、被迫远走海外。硕士毕业后留校的王天成,却在正义感的驱动下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胡石根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并担任宣传部长,积极筹备“八九六四”三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1992年被捕,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5年。
   
   1997年出狱前他写了一份回顾总结性文章,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行使了自由结社、自由发表言论这些基本人权,追求的是民主、人权,是高尚的爱国之举,不应当作罪犯。所以他断然拒绝监狱方面要求他书写一份保证书,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也就不存在保证不再犯罪的问题。他说:“我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社会负责,不对政府的不正当要求负责。将来的事情,在我的自由的范围内。我珍惜我的自由,不会滥用我的自由,也不能做有损我的自由的承诺。”出狱后,在生活极其艰难、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势下继续坚持民主宪政的研究,于1999年先后写出《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等系列文章,这是中国学者较早系统阐述共和主义的作品,廓清了民主、共和、宪政等一度被混淆的基本概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2005年,王天成发表文章指控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叶中所著《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严重抄袭了其《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周叶中2002年曾在中南海给胡温等中共领导人讲课。抄袭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学界一大公案。但王天成起诉到法院后,周本人承认确有大量引用只是被出版社删去了引文出处,法院判决周叶中没有抄袭,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一片哗然。
   
   2008年初,王天成应邀到美国做访问学者。2008年6月22日,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胡石根、陈光诚、李柏光、李和平、滕彪等人2008年度民主奖,王天成代替正在狱中的胡石根领奖,因而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白宫的接见,同小布什进行了短暂而又坦诚的交谈。王天成在进行宪政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海外民运整合工作并担任王有才、王军涛为共同主席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执行长。
   
   《大转型》是作者2008-2010年相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研究成果,其实也是作者20年来投身民运实践的理论总结,特别是近几年中国民运人士对转型问题的的思想升华。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现在关于中国转型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也多起来了,体制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在讨论,《大转型》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立场对转型问题的一次集中论述。该书从2009年开始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历时近两年。在2011年7月4日的美国235周年国庆日,纽约华人华侨学者和海外异议人士聚会,在法拉盛饭店对《大转型》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与会者几乎一致地肯定了该书的理论探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研究员赵岩介绍自己 2009年秋天刚到美国时暂住在王天成家20多天,他说:“无论夜里还是白天,经常听王天成在网络和电话中与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学者辩论,有时他批判起他与我们中最好朋友的渐进民主的主张来也是十分的不客气。当时他正开始写作《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每天他都几乎工作到天亮。” 王天成有一句话给赵岩留下了强烈印象:“我必须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那些恐惧民主的、抵制民主的、以及支持民主但是主张渐进民主的人们给予有力的一击,必须让他们警醒,中国不能再耽误下去了,否则,中国早晚要成前苏联……”为了防止中国转型变成苏联解体那样的国家,王天成在提出快速变革思路的同时提出全国大选先于省级选举的转型顺序。
   
   《中国人权》编辑一平认为:“《大转型》是目前汉语图书研究比较政治学最权威的书,它填补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空白。王天成的几年研究和创作为中国时下社会大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路径选择给予了回答,对转型的渐进派的国内学者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惯性的转型思考。”
   
   民主宪政理论家胡平说:“王天成的《大转型》的创作完成,这是我们华人关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战略思考的具体重要成果,该书系统地对国内知识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产生的环境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到位的批判。天成能在几年的时间对比了几十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用快速转型、中速转型和慢速转型的对各国发展的具体案例比照说明中国要快速转型的必要性。”
   
   王军涛博士认为:“国内的知识界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学者,很多人都在闭门造车,他们的知识还停留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水平之上。很多人讲社会转型要可控,要有序,那么谁是转型的控制者?执政者能够控制的转型大多是假转型和不转型。能拖则拖、能不转则不转。统治者大多在经济上发展比较顺利时,是不会主动选择让国家和社会转型的。政府多是惰性十足。因此,转型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社会很难说,和平转型当然更好,可是我们8964的要求和平转型,得到的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被‘和平’到牢中去了!没有人希望转型是暴力的,没有人希望转型是流血的。但是,当政府和执政的利益集团把讲理的人都抓光,吓跑,人民在生活中被欺压,被愚弄、被残酷的专制,在人民对司法机关的腐败无能为力,在被迫害时无法得到司法的救济和保护时,人民就有权利使用暴力来反抗暴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认为革命不是读别人和别国的故事。”
   
   八九民运领袖项小吉律师说:“中国的近代转型史首先是从封建走向共和,这是辛亥革命完成的。现在中国是需要二次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民主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最怕谈民主人权,可是他们忘记了,60年前正是中共允诺了给中国人民民主,他们才取得了政权。我们现在不要对中共政权存在任何幻想,中共绝不会改良,我们必须做好推翻他的思想准备,中国才能顺利转型。这个国家已经黑社会化了,中共与黑社会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人民必须有反抗黑社会的心理和思想及行动的准备。那就是人民有权准备革命,有权对暴政进行革命式的反抗。在革命之后当迅速成立宪法委员会,在宪法委员会的领导下,制定符合民主原则的法律,以使未来的国家走上法制的道路。1993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成立了宪政计划中国委员会,后来美中关系不断的利益化,这个计划终止了,现在我们应当有所准备。”
   
   谢选骏博士说:“天成的书我认为应当改名字,不叫转型,当叫中国社会大颠覆才更合适。对渐进的增量的糊涂理论和中共的理论必须给以足够的颠覆。没有颠覆理论,中共就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利益集团就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就不会自动转型,所以必须研究颠覆。不仅要研究颠覆,而且要行动。我认为中国的将来的革命大有可能还是流民的革命,因为只有流民他们革命起来才有足够的勇气。也许那才有大颠覆,但是流民的革命最后能否是我们要的理想的转型,他会不会变成新的毛左,我们不得而知。”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大转型》予以了充分肯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宪政专家萧瀚热情地推荐:“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是我见过的谈政改问题最真诚和智慧的严肃作品,在我目力所及,也是近20年内中国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虽然有些问题上,我还不能完全赞成他的思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翻墙搜索!”
   
   《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在读了《大转型》前六章后高兴地说,王天成写得“非常好!尤其是对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论’和周舵等人的渐进改革论的批评十分中肯到位”。“我认为:该文是近年来中国民主转型理论领域中的最佳之作,填补了许多空白。”
   
   《大转型》一书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转型的一般叙述,从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谈到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八章),论述关于中国民主转型路径的一种流行主张,主要是对渐进主义的批评;第三部分(第九章至第十二章),探讨关于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变革顺序等重大问题;第四部分(第十三章至第十七章),分析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谈判、转型正义等问题。
   
   《大转型》固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但也可能存在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这里不是全面介绍,只是着重介绍其中三大亮点,1.对渐进主义的批评;2.对转型顺序的探索;3.对转型动力的讨论。
   
   二、对渐进主义的批评
   
   作者在第一章就宣称,他的写作计划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其“核心是探讨政治变革的恰当顺序,同时也兼顾转型模式、动力机制等重大问题”。作者把这样一个战略性思考框架命名为“大转型理论”,书名由此得来。
   
   为了引出“快速转型”的思路,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近二十年来流行于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此前他在一篇海外访谈中把类似的观点讽刺为知识精英的“玫瑰梦”。在这本书中则斥之为“伪渐进主义”。
   
   他说:“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为政治变革迟迟不能开始而焦虑,另一方面,在论及如何实现政治变革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支持那种延缓或者说其实是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参与塑造了一种不利于大变革的舆论、文化环境。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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