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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中国行带来的思考

上帝中国行带来的思考

   

   刘自立

   

   作者按----

   

   

   现在文坛讨论启蒙问题;或者说重新讨论之。笔者以为,大致上启蒙内涵包含三重含义,且褒贬皆备。一是,雅典后民主时期,保罗到这里宣扬信仰;产生理性-信仰的紧张关系(政治民主和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这个关系几乎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迄今余絮不结。说明,启蒙根据的基本前提发生问题:是上帝启蒙,还是人文启蒙----百科全书派是反对宗教,主张去蔽于兹;这样,法国革命里面富歇等人亵渎圣经的做法,刚好呼应之;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排除了富歇,复兴了天主教。于是,启蒙的最先实体保罗主义等先于百科全书派,受到肯定,力行"复辟",夺回文坛;而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等百科全书派被其复辟潮流所排挤。

   

   

   二是,这个龃龉和尴尬现象被西方人自己解决掉了。他们在政-教施行分离的几百年中,保证了宗教和人本双重本体论;不管是保尔.策兰,还是马丁.布伯,不管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不可能重行对于宗教否定的前启蒙主义式批判----虽然,在侧重形上,还是形下上面(人文主义----此在和人在----还是"搁置"(胡塞尔说法)于之)各执一词,并无统见。这是西方启蒙主义的主流。主流之下,正如吴宓先生对于五四引导西方末流主义之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易卜生主义,对于吴宓而言,就如对于陈寅恪而言一样,则是一场贾鸿铭先生所说的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之运动("战是和平暴是仁"----吴宓说)----也是后来极权主义伪启蒙、真蒙蔽事端的开始----

   

   "一 二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百害无利,影响极坏。

   

   

   三是,西方解构主义对于新启蒙或者新新启蒙的变态与诡诈;如,德勒兹所谓(见《千高原》)西方一切启蒙的前提是要解构:1,欧几里德哲学(带来的思维定式);2,柏拉图主义(带来的思想形象)......----这是他们对于影响西方整个思维定式的质疑和否定。即:怀疑一切。但是,他们的对处,是抨击了迄今并不完美的欧、美资本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含其政治运作和资本秩序;错处是,他们并不提出将来制度的预设和替补方案(即,代替民主的制度是什么制度),只是寻求左派的无端批判(虽然,这类批判,人类亦不可或缺!)----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之上午钓鱼,下午种地之梦魇和幻想共产主义非常近似----只是后现代人活在资本主义面包和尊严之下,并不像老马那样要推倒这个千差万错的西方社会。

   

   

   故此,关于上帝,人文,理性和非理性,启蒙和蒙蔽......这些辞藻,再次进入读者的眼睛。我们愿意提供以前的一篇文字,对上述看法施行较为完整的叙述。关键段落就是----

   

   

   一,"由不满产生反抗和信仰,由信仰而赴死抗争,由抗争而夺得权威权势,由权势而停止和制止反抗,由制止反抗而转为服从,由服从而转为新的迷信,由新迷信而转为愚昧和白痴心态,以及疯癫状态......"这是启蒙之负面辩证法。

   

   

   二,"所以,理性对于宗教,自由对于民主,成为历史和现实思考的两个座标。理性的启蒙,在呼吁宽容的同时,可以产生对理性本身的怀疑;而对于理性的怀疑,本身就是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这涉及到语言学上的词/体辨析);而科学之理性,不可以反过来重复宗教的不宽容。"

   

   

   这是一切所谓启蒙作业必须警惕和防范的演变和逻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帝到中国来,看怎么说。如果是说佛教,大约是在秦朝的时候,就是印度阿育王时代,他们就有来过之痕迹。按照陈寅恪的看法,他们和中国的准宗教摩宕了五百年,即中国化了----这里主要是说小乘佛教的禅宗化,普世化。中国人现在香火旺盛,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原因的。

   

   

   那么,耶稣到中国来的情形如何,是否中国之现代化和他(这个大写的他/HE)有关系,抑或正好相反,是一个近来人们很关心的话题。现在主要的看法是,上帝和现代政治的良性互动,是促成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内在动因,甚至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个基督教文明显然是西方文明。

   

   

   对这个看法,笔者大致持赞成态度,但是应该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因为,如果将基督教不加限制地加以肯定和移用,不加历史辨析地,不加批判地移用至我们的现实政治,则可能会误导人们对于宗教历史的清醒之认知,而将历史上愚昧和野蛮之教皇政治混为一谈,而忘记了自由主义者,甚至某些有过良知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如费尔巴哈,考茨基等对于宗教的批判。而忽视这个批判,就是将偌大的宗教文本背景和宗教历史,囫囵吞枣地生吞活剥,并不利于人们建立一种有限度接受上帝的理性心怀。虽然对于理性,人们的看法也是有争议的(如哈耶克对于所谓"惟理主义"的批判)。

   

   

   这个争议就是一,理性还原上帝的批判和上帝本身非理性化的悖论;二,抑或中国的事情刚好相反,是理性的缺失大于理性的泛滥如何在鼓吹科学(非科技)的前提下,关照科学以外广泛的未知领域。三,如果人们将后现代观念,过分地应用在前现代之中国,就有首鼠两端,心怀不轨之疑;也就是说,以自由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为借口,抨击和取消关乎于此的思考。

   

   

   两个上帝

   

   

   上帝有几个,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复杂的问题,几乎就像1+1是几,这个问题一样简单而复杂。关键是要把1之涵义定准确,其前提搞准确。如果是数学之1,而非文学,神学,哲学和史学之1等等,就好计算。耶稣是一个何样之1,就是问题。说他是三,也是一个说法;虽然,此说法在耶稣去世后几百年,莫衷一是,为此争论,大多数非议者,成了死鬼,没有受神眷顾,被烧死,或者被边缘化。

   

   于是,上帝之N种存在和到来,就成为一个模糊哲学。关于他和他的故事,也成为1以外的所谓象征主义诗歌。就是说,他的文本涵义是模糊的,其中的文本是诗歌,不是叙述,更不是记载。就是说,约翰的鱼,金币,耶稣的饼,酒和羊,是其是,也不是其是,是一个传说,历史,也不是传说,历史,是耶稣的历史和非时间性的记述。尼采说,耶稣那里没有历史的时间概念。因为,他基督之几度来临,除了他知,无人知道。虽然有人做时间计算,说他N年,是二度来临,等等,但是他来了吗?在我们人类的意义上说,他来了吗?据说,他是来过,在复调的意义上来过,就是到了天上(这等于是啥也没说)。

   

   他的生和死,也是复调(记得巴赫和巴赫金的复调就是如此)。他没有人类意义上的生死吗?说他生,他是为死而生,是来为人类受难的;说他死,死,是为了生,也可以不死,复活;死,为了所谓新世纪;几次屠戮犹太人,毁灭耶路撒冷,就是为了新生。在希特勒屠戮犹太人的时候,也有人跑出来说,是为了新世纪(见《倾向》杂志)。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怪怪的,很有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像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的词体不对位说。这个密码,今天的作用还有,就是,他的改变以后的宽容性,和现代社会的宽容性,取得了一致。但是,请注意,这个宽容性是历史的产物,不是耶稣本人在其门徒之《罗马书》等文本里出现的独断论。那里,耶稣说,要杀尽犹太人含孕妇和婴儿(伏尔泰曾经为此做过一剧:《扫罗》。在此剧中,撒姆尔对亚甲说,"(对扫罗)前犹太王扫罗啊,上帝不是派我传命于你,教你杀尽亚麻利人,不得宽留妇人或婴孩吗?")其宽容性,其实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渐次到来的宽容性。在其从耶和华转变为耶稣,再转变为其门徒和学者如圣*阿奎纳,圣*奥古斯丁的时候,他们主张杀戮之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还为此发生争论。

   

   杀,无赦!是他们基督教和十字军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延续,由于文明本身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改变,一,是圣徒们,教会势力,教皇和世俗社会的互动和牵制,带来的改变,二,是教会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三,是政治势力本身的改变。政客们从听从诸如马基雅佛利和伊拉斯谟等人的,不要触动人们的宗教利益之劝告,产生过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发展到拿破仑之自我加冕希特勒之挟制教皇,教会势力日渐式微,以至在自由主义者回顾宗教势力的时候,就会有伯林和哈耶克等人,出来抨击之,否定之。连比较温和的穆勒也这样说道:

   

   "父亲教导我说,'谁创造了我?',是无法解答的难题,因为接着人们必然要问,'谁又创造了上帝?'"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句极端简单的话,指出了最初起因这一论点的荒谬。"(见《约翰*穆勒自传》笔者不久前看到郭大力先生三十年代的译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很少关注此一课题,或者是将基督教持拿来主义者之态度,他们,和他们的国外前辈,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刚好相反(我不得不提起一些值得尊敬的先生们都持有此观念),因为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深层次的观念,就是反对宗教的积极自由用心。柏林关于积极自由之说法,一个主要的论据,就是他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及的:

   

   "在伟大的历史理想之祭坛上,诸如正义,进步,未来子孙的幸福或某一国家种族阶级的神圣使命或解放要求个人为社会的自由而牺牲。在这些理想的祭坛上,有许多人遭到了屠杀。这主要是肇因于某一种信仰,那就是,人们相信从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或许是在过去,或许是在未来,或许是在神的启示之中,或许是在某个思想家的心灵之中"人,个体,现实存在,对于耶稣而言,是你的有限相对于无限之存在,你的个体相对于他(大写)的存在,是最高的存在,你跪在他面前,而你的现实很短暂,顺乎即逝,他的很长远,你在死后,可以体会于此......

   

   这和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此在"(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是个人主义本体论)至上,人(大写的人)的现实主义诉求,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之。这个和中国儒教的大小高下,轻重缓急说,异曲同工,是值得深思的。

   

   何以现在自由主义国家和基督教并存无悖,互补互动,还有个教皇时时跑出来帮腔呢?实在是,因为我们看到,柏林们的,哈耶克的,更早的大,小穆勒的,边沁的,甚至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已经将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提及社会世人,而对教会势力敬而远之了。这个历史的演变,是西方社会发展史上的常识;更不要说,他们的发展,尚可以容纳像尼采那样,将基督教说成是上帝死亡之墓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使得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耶稣,变得不那么权威,不那么"凡是"派,不那么真理化,不那么至高无上了。你看,等待戈多,不就是一个嘲讽老耶稣的"拿小说戏剧反党"的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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