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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浅释导读版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浅释/补充版/

   

   刘自立

   

   导读——

   

   杨小凯期待毛的所谓“第一次文化革命”(可以改变阶级关系,导致公平平等说),即以实现所谓巴黎公社的梦想;又,他反对毛回到体制内的“第二次革命”;将毛的这个文革说成是革命派的策略和妥协,以备卷土重来——这是他的臆望。殊不知,毛意反覆,根本没有取代“十七年”的任何方案——他,与其说是一个造反派,不如说,是一个嬗变的皇权(甚至神权)使用者;这类皇/神权在身者,有时,是会反对官僚的;但是,他的体制决定他最后要保护他的权臣和“宦官”(江青类戚臣)。这是杨不能参透毛文革民粹主义实质导致的为文之致命缺陷。他不知道毛文革既然可以率领人民革命,也可以左右“人民文革”‘:这里,他犯了两个毛病。第一,那时节,人们不知道巴黎公社是一个妄想,不是法国(复辟派)主流,也无替代三权分立说的任何可能,且最后被之摒弃;二,毛根本不是要试验巴黎公社,而是借助公社打鬼;打完了,自己再变成鬼。叫做人鬼一体论——也就是体制内、外游刃有余。

   

   

   一、总论

   

   

   文革异端思潮辨

   

   1968年元月,杨小凯发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引起很大反响。

   

   现在,时隔几四十年,我们重温此文,正方反方都可以获得某种不无意义的解读。这个解读,包涵了历史本身的证明,思潮的摩荡和个人的反思。

   

   一个看法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回响,文革时期有没有真正的异端思潮。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问。

   

   

   现在的回答是截然相反的。

   

   于是,我们要问,那个时期如果有异端思潮,其发生学的证明如何给予;如没有异端思潮,仅仅是产生某种初级阶段和某种青春期的感性反抗,中外学界对待那一代人的影响如何估价。这个影响所涉及的层次和实质又该如何确位。最后是,理性的,健全的思考,和现在海内外的异见势力产生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本身的推进和演化的结果如何。如何结束延续至今的,实质的流亡和精神的流亡。

   

   杨文发表,呈现了他明确的时代色彩。这个色彩被包裹在千篇一律的欢呼呐喊当中,却又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当时的正统,以至于杨本人被陷囹圄。而这个囹圄之思是不是果然触及和碰撞了毛主义,他何以会碰撞之,碰撞之根据何在?

   

   哪些是属于体制内的碰撞,哪些属于体制外的碰撞?

   

   如果我们对上述问题给出一种概念的回答,那么,文革异端思潮这个提法本身,就产生一种对于文革的误解。

   

   这是因为,无论是毛在文革准备阶段,还是毛在文革高潮时期,异端的出现和被整肃,其实,是带着悲剧性和盲目性的。换句话说,这类异端的出现,与其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异端,不如说是正统思维发生分裂后,正统本身被赋予不同诠释的结果。而解释权和权利本身发生的联系,牺牲了一大批属于此威权解释者否定的思想——擅自解释者有罪了——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因为你的错误解释而被划归异端。因为真正的异端,不是对于权威的解释,而在于解构!

   

   那些把老正统和新策略不加区分,或者无力区分者,所做的解释,就演化为毛思潮,毛之新思潮盛行之下的怨死鬼。

   

   因为,我们很难从那些牺牲者的文字或者口述中发现那种属于1957年的思维——那种思维和毛主义是两张皮,来自两个世界,缘起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轨道。

   

   还有就是林昭的基督教思想和遇罗克的思想。遇碰撞了毛社会的阶级划分的种姓主义实质。是解构,不是解释。

   

   

   异端在1957年

   

   换言之,那些无辜和勇敢的牺牲者,他们60年代的所谓的“异端”思想,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而是对于“那个人”的思想,或者被看成正确,或者被看成错误的思想之附庸。因为枷锁中的“异见”分子,或者说是党内,体制内的,自称原教旨主义者的人们的异见,其实是和毛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手段发生误会的结果。而毛本身,则享有此一时彼一时,朝三暮四,为所欲为之权利和思想。于是,把毛看成一个一成不变的原教旨信奉者们,遭难了。

   

   许许多多企图揣摩和推论,暗示和明示的努力,都是在毛的诗意政治中被轰到台下,变做了屈死鬼。而毛太极八卦,游刃有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57年以后,做为公共舆论和意见的某种民间言论及其思维基础,已经被彻底颠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为某种异端势力,在行为和思想上已被禁绝,退居黑洞。一些私人之间不构成任何领域的发言和怨恨,已经排斥在边缘地带,成为枕上膝下之谈,不为人知,不成影响——虽然,他们后来变成了书籍,变成了不忘云烟。

   

   成功的宣传和教育,使得下一代人进入一种知识和思想普遍蛮荒的境地。所谓十七年的教育成果,做为一种野蛮的驯兽记,正在准备血腥的场面。而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把一批太子党的前身,首次推向他们接班的政治舞台。

   

   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水至清则无鱼的红色国度中,人们的大脑,开始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发生社会主义变异。这个变异的结果是,从常识倒退到荒诞,成为历史和社会的进程——退程的证明。社会朝向反常识的仇恨和权欲演进,已经出露端倪。一个当时十七八岁的孩子,甚至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打死了北京宽街小学,他们的师长!!!见王友琴书)被灌输政治观念,杀戮,成为成年人和孩子,成为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物质和精神游戏。悲剧上演了。

   

   毛说,要向教师开刀——他无耻地告诉那个傀儡斯诺。王友琴说,这个开刀是真的,不是比喻!于是回到杨小凯,他的中国向何出去,果然是给出出路之道,还是更本就是死路之辩?人们拒绝之,会产生何种处境,顺应之,又将如何?

   

   何处去,给出何处去乎?

   

   他的这个出路有没有历史根据,历史相似性,这个根据,这个相似性,品质如何?

   

   

   巴黎公社——无政府主义

   

   这个思潮是哪方神圣在发生影响?是乌托邦之空梦,还是一个策略?是恶性乌托邦,还是良性乌托邦?(所谓恶性,就是我们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排除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议会斗争——斯,毛,金等人的胡作非为;而良性的,也许是早到北美,现在以色列,日本的类似“公社”的试验,如上百个“基布兹”。杨文显然不知道基布兹而祇是知道巴黎公社。

   

   于是,在总括巴黎公社和一般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人们看出来,这个文本本身和实践的分离。这个分离很奇怪,被这些列宁们,毛们,忽而这样解释,忽而那样解释。其实,巴黎公社之无政府主义的诉求是非常明显的。而毛们和列宁们和俄国之无政府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列宁们当然懂得他们的掌握政权,是无政府主义精神之结果或者结果之一。于是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们,在俄国受到一种无名的对待。

   

   1917年取得政权后,克氏举行隆重的葬礼,列宁们没有企图干预。

   

   本此一点,杨文就不知道这个看法——这个看法不是必然要在四十年后才可以看得见,那时的读书,也会看到这一层次——这个对待巴黎公社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此其一。

   

   其二是,正好是列宁在延续这个朦胧诗意的政治诉求。他夸赞巴黎公社某些其实本质是反政府行为和无政府精神的一些原则,如取消常被军,施行工人和官吏的经济平等。而他们没有诉诸一般自由主义者诉求的那些古老而新鲜的制衡原则,党派政治和舆论监督。没有这个起码的原则,这个平等是无稽之谈。当然,看到这一点,恐怕是要进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了。在1968年,人们,青年学生们,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笔者响应列宁的这个观点则是1967年春天了。我们以为,彼一列宁之巴黎公社,就是此一文革之毛;彼一理想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是欧洲的历史在中国1966年的推进和实施;毛发展了列宁,于这个绝对平等论上。敌手不是其原先之敌,而是他的政治盟友。

   

   这个推断的荒诞何其明确。虽然,我们那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但是,用绝对成熟眼光看,分析的必要性并不以年龄做为衡量。

   

   毛的敌手们的敌对性质是无法用任何一种理论加以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列宁的党派政治,都无法说明刘少奇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毛的不同。而刘们,也绝对不会同意在文革中自毁其1949年时期以来建立的特权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毛,刘,在这个方面是一个门洞里的人家。

   

   于是,摒弃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决定论,才可以实施毛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变化成为毛的意志和其他人的意志的斗争。更加可悲的是,毛的意志受到他的蛊惑,变成人民的意志。而刘少奇,成为敌人。这个历史,叙述很多,此不重复。要点是,毛的文革和巴黎公社无关,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无关,和经济政治决定论无关,甚至和政治斗争的任何合理的逻辑无关。

   

   在取得毛的合理性的同时,全国人民已经全部脑死亡,包括某些所谓的异端思潮,如“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篇东东何以是脑死亡。

   

   

   二、关于北京公社的假命题

   

   为了让过去的读者产生回忆,今天的读者产生判断,我们不厌其烦地援用杨文的原始段落,以明确他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这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分析。

   

   

   科学的预见

   

   ——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

   

   毛别出心裁地提出北京人民公社,不过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想和刘,周体系,即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做一个表面文章的区别而已。一如前书,他朦胧巴黎公社,以区别北京市委,国务院……这些名词。

   

   他区别这些名词,是为了在所谓的文革时期,来一个翻天动地的政治社会变化。而他的计划或者阴谋是,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名义,来一个其实是消灭个人宿敌的斗争。他化私为公,以为中国要施行什么了不起的公社了,其实,这个新的公社领袖还不及老家伙,老领袖,1966年的毛,还不如八大时期尾巴被夹住一半之毛。而更为搞笑的是,公社一词,已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之历史上。那就是饿死几千万人的人民公社。

   

   毛以其浪漫杀死饥民千万,中国人还要迷恋这个沾满血腥的什么公社,真是毛泽东思想之大胜利。

   

   杨小凯不能免俗,笔者不能免俗,都参与其中,不知其耻,反以为荣,这个思维很怪。更加奇怪的是,四十年后,人们还要将此毛式见解硬充异端,说其神秘伟大,就不合适了。

   

   

   鬼画符——五七干校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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