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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终结

历史不会终结

   

   作者:刘自立

   

   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是在中国八九/六四运动被镇压和苏东波即将解体改制前后。于是,按照福山的说法,自由世界的面积席卷世界西方和西方的东方,却枉顾了邓、李中国那时的真相;这从逻辑上讲是不合适的;从实际上讲,是不客观的;从道义上讲,是抛弃了中国此牺牲者。于是,历史是不是也在那一刻(六三之夜)终结于中国,北京?这是一个残酷的语式判断和逻辑推理。不用说,历史终结于血肉,在中国当然是事实;于是,福山如何对待这件事情,坊间并无说法。换言之,如果“历史终结”在中国是“六四”,那么,这个历史终结无异于屠刀拭血,换血为碧;如果说,历史终结预言了中国自由民主之序曲开幕,那么,这就不是历史终结而是历史开端。这个开端说,历时计算,业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后的福山是不是坚持中国之六四自由开端说呢?不见得。我们说,他近来访问中国与中国御用学人探索中国模式所谓“优势”问题(“中国有很多的优势,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的历史,但毫无疑问我知道,在以往一代当中,中国人民实际上还是有比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实际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是对的就做是不对的就改。”(见《谁的终结?福山与张维为对话“中国模式”》))使他似乎被另外一种历史定势所决定。

   这个历史定势就所谓中国模式的特点,优势,效用,效率等等早就为希特勒德国GDP印证了的那种意志的胜利。那种胜利,带来的人格,人权和幸福指数的涂炭加之生态破坏,都为福山和中国学人所吞食如同嗜血。其实,民主和资本的双性存在才是历史是不是终结的症结提法。我们说,原先G2的存在和其他沆瀣中国权力资本的存在,是一件根本尚未锁定,解决和给出前景的提问。历史,今天的历史纠缠,仍旧在此搁浅。所以,要辨正这个主打课题,人类资本,民主之悖论,才能得到比较完全的答案。美国人现在懂得地缘政治和其他均衡政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如何解释这种民主和(中国权力)资本共存的现实问题,坊间并无答案可寻。所以,我们不能只看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对于美欧的经济学描述和定位。现在的课题更加入了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故此,过早言及历史结束,实无异于开玩笑。于是,福山先生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思维的圈套之中。先是,他以历史终结论之黑格尔主义,再以历史终结论之插曲中国模式,双向导致世界舆论的混淆和混乱。

   为此,我们愿意有限引证解构人德理达对此的辩论。这个左派主义者虽然语焉不详,但是针对福山思维死结,他说得不错。“福山以超历史标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理念,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承诺,‘永远不会存在的事务以完全在场的形式来临,’它留给人们的只会是遥遥无期的等待。‘从根本上上说,就是不可规定的就是希望,就是事件,个体以及不可预测的他者来临的末世学关系’(见后,笔者援引列奥.斯特劳斯对于科耶夫的尼采之“末人批判”)。”恐怕德理达不是针对自由民主之大同争取说,而是这种终结思维的历史取消说之极权主义思维方式。这是笔者愿意应用其说法之根据。但是,笔者当然不赞成德理达对于马克思的支持——而这又是他批判福山,自己陷入另外一种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

   德理达继续说,“某以被历史规定了的概念终结了,但真正历史的历史性开始了;人的某一被规定了人的概念终结了,但另一种人的,作为他人的纯粹的人性最终获得了。”德理达如是说。(见其《马克思的幽灵》/此文引自《福山与德理达的“历史终结论”之辩》/朱红军)

   这一西方个人主义个体主义说之伦理辩驳,无外是言及一种差别论境界而非无差别境界,或者言“大同’境界;也就是说,左派德理达诉诸的未来世界,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转向(卢梭式)普遍意志论,也不是资本制度下人为铜孔的异化境界,而是“非等质””非末人“(尼采语)境界。对此,德理达比较福山,更加精准和民主。简而言之,如果历史终结了,代之以人的个体的终结,事情当然会变得十分麻烦——含各个国别的差别系统和文明种属的消失,这无异于世界之热力学之墒的到来——这是非常可怕的状态和前景。

   黑格尔说历史将结束于普鲁士绝对精神。他的话刚说完,德国绝对精神就分裂成为俾斯麦主义和希特勒极权。“这里,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德国和英法之间历史刚刚‘开始’的某种局面,而非即将结束之;这就是哈耶克所谓德国政体方式对于英国国家形式的排斥;而这个排斥,也是以耶拿战役作为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不是历史完结,而是革命开始——据说如此;其实,历史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宣誓——经过了所谓施本格勒阶段——那是对于列宁,希特勒僭政的应验;却是一个短时间的、同样是对于欧洲正面僭政教育的背叛——随后,这个改变成为改变的改变;二战希特勒失败;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等等。哈耶克说,‘西方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土地上的无形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命被驱逐出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平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德国人创见的魏玛共和国,阿伯特政权拒斥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极端主义僭政,成为德国走向欧洲统一的前驱;而马克思和希特勒被历史并未结束的欧洲统一所征服;这个历史统一,既不会完成于施本格勒笔下,也不会见诸于昂纳克;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德国和英法,和欧洲,和世界,会不会停顿在中美,中欧现在的关系中,乐见一种无道德经济和无人权政治泛滥于欧洲僭政教育传统中而无人问津呢?这个历史结束论的欧洲无作为主义,正在绥靖观点的协领下,创造一个历史诗意以外最为无耻和平庸的世界格局;而这正是历史远未结束的探索之开始,改革之开始。”(刘自立《理想国,专制国》)

   于是,德国统一后的历史并未结束;东西德博弈结局虽然结束,但是德国今天的定位却和整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处于另一轮的发展和博弈时期;所谓施罗德主义带来的亲中政治并未施行于今天的德国政权。和整个欧洲无法定位中国政权一样,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政权是不是敌人;他们之中各执己见,不会一统。也就是说,美欧和中国,和俄罗斯的现实争斗,并未因为苏联垮台而见终结,反倒是启动了自所谓反恐以后的世界新格局;这个格局又随着本拉登的死亡出现战略转移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情势。这个情势的发展,最终和中、美立场,思想,利益和价值对立联系与之。换言之,如果美国亚太战略在今后几十年成功,中国民主化于世界;俄罗斯所谓第二次革命成功——那么,会不会出现整个拉美和非洲的自由——在此世界大同以后,难道历史不会出现新的转机和危机?资源,民族,思想,宗教,……难道不会出现新的挑战?所谓上帝和魔鬼并置的局面难道真会削去一元?“文明冲突论”被反反文明专制独裁之论取代。这是人们在福山之后争议与之之课题。文明,任何时候都是无罪的,不管他是什么文明。去年的阿拉伯之春证明了文明冲突业被文明重新崛起论所代替。现在剩下来的价值冲突论和国际政治论之龃龉,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规避价值反对野蛮的常识,甚至证明朝鲜存在和稳定的合法性……这是新的理论介面的挑战。这个挑战不被驳倒,中国,朝鲜类政权之存在正确论,将会继续蔓延。

   从历史层面讲,普世价值出现于历史早期;这个价值论包含政治和宗教双重含义。我们说过,当人们阅读典籍的时候发现,当古代希腊政治元素中萌芽雅典民主的时候,正逢保罗漫游至此。保罗对那个时期业已施行瓦片投票的雅典人说话。他的雅典批判正负兼俱:“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负担就很重。虽然雅典是文化、教育和美术的中心,但保罗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没有用时间四处观光。”

   “‘保罗想到所见的偶像时,就记起遇见过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知道上面写着的几个字正有助他开始传讲信息。从上面写着的字,他洞悉两个重要事实。一:神存在;二:雅典人不认识神。保罗随即向他们讲解真神,就很自然的了。有人说过,雅典人对神的忠敬,象一条方向无定的溪流,但保罗把这条溪流引入正道。’”)(《使徒行传》)——但是,希腊民主和自由改革之路径,业已历经世纪前四五百年之磨炼。也就是说,世界普世价值之创造,政治价值,先于宗教之(基督教)。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来到雅典,时间约在公元49年末或50年初……注意:伯利克里改革,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约公元前630—560年……;而基督教后来居上,实现了他的正、负两面的、比较保罗更加广泛与之之世界化,全球化。这是一种吊诡。我们没有权力批判这种神秘性。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基本上呈现这个状态。”(刘自立《心灵救赎和政治解放》)

   这是一种启示。他说明,那个时期,人类普世价值的二重性。一个是宗教基督教化的普世价值;一个是政治民主化的普世价值。如果说,人类是在黑格尔所谓拿破仑耶纳战役以后发现了自由价值的去蔽,这种说法只能是黑格尔主义偏颇;人类文明价值是在西方希腊民主和基督普世以后形成和发展的。拿破仑时期并非普世价值完备的时代。法国革命出现的宗教屠戮并未完全修复,故有夏多布里昂基督教复兴之议以行宗教回归——这个宗教复归,包含制定拿破仑法典之政治行径。这是双向补充的价值再制定,再出发。这个双面拿破仑主义带给世界的补益和迷惘,使得拿破仑战争成为自由和镇压自由的双面体。

   于是,世界上出现比较拿破仑更加能够摆布地缘政治和施行外交均衡政治之塔列朗和梅特涅主义(后来被基辛格拿来玩弄于中苏政治)——这种利益政治和均衡政治,也许,源起于马基雅维利的相对价值论——即其君主论和共和论——这个论调,惹人想起希腊僭主政治(专制政治)和基督教教育说(参见伊拉斯姆对于君主政治的说法)。帝-师争议和君-师一合论,也是规定古代近代思想与制度互动的自由主义前提。没有这个互动,就没有自由主义。这个争论正好产生于列奥.斯特劳斯和科耶夫对于如何诠释色诺分撰写的诗人——僭主之知行论。这个论点告知人们,在古代希腊,人们如何对待君主的教育问题和制度问题。于是争论发展到所谓历史终结论。这个轨迹就是,如何规定价值作用于政治之课题和规定制度于统制之可塑性问题。换言之就是我们前此论证之权力利用思想还是思想利用权力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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