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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雷蒙•阿隆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终结论

   这样的历史哲学假定某一时刻或时间之内的统一是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状态,人类的整个过去都向之而趋,它指向一个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并宣称对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是显而易见的,从而逻辑地定义了自身。的确,在这个范围内,历史真理只是依据事后聪明的方式才被揭示出来的。这样,任何历史哲学都自视居于人类历程的终点,否则它就会排除自己成为真理的可能。 [27]

   

   阿隆认为,这样的历史哲学无论从来源还是从结构上都与宗教毫无二致,可以说是一种伪装了的历史神学。从神学那里,它继承了终极状态的概念,以此来判断和揭示历史意义和人类生活;它还继承了对神圣历史和世俗历史之间的区分,前者只保留通向最终状态的事件,后者体现的是种种偏离趋势和偶然事件——在那个站在历史终端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眼里,这些偶然和偏离都可以一笔抹去。当用一个基本概念(比如自由)来定义时,神圣历史就具有了理性必然性的特征。 [28]

   

   终级状态的确定是非理性的,那么它是如何走向现实,化为具体的政治制度的呢?阿隆认为,要在现实中确立一种因素为优先,就要考察各种与之相关的制度,或把信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但是,任何理论一旦进入现实层面,就有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因为现实永远留有理论没有概括的偶然性。即使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也有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29]。不能用道德来去衡量一种制度的优劣。如果任何理想信念要转化为人们的行动和具体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只能靠狂热和集体非理性来抓住群众,驱使人们为之而奋斗。这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专制和极权。当年阿隆在德国目睹纳粹的崛起就是一个明证。

   

   

   陈喜贵:历史或然决定论

   —论雷蒙•阿隆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引言

   一、历史理解的限度

   二、 因果性解释的限度

   三、拒斥决定论

   四、批判相对主义

   结论

   

   引言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著有《历史哲学引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工业社会十八讲》(Dix-huit Leçon sur société industrielle )、《和平与战争》(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阶级斗争》(La lutte de classes)、《民主与极权》(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社会学主要思潮》(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等,近年来成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史研究的热点人物。

   阿隆的思想涉及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在历史哲学上,反对历史决定论和相对主义;在政治哲学上,反对意识形态;在政治学上,反对极权主义;在国际关系上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和现实主义。而其全部思想可以在对政治理性(political reason)的维护上找到统一性。一方面,这种哲学拒斥决定论和乌托邦,将完美的政治体制悬置起来,充分认识到具体政治领域悲剧性的冲突,认为人们必须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状况做具体的分析,以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自己未来的命运;另一方面,它认为终极状态是可以设想的,并且可以作为评判现时政治的道德标准,但是理性不是体现在对终极状态的依赖上,而是存在于对政治选择不确定性的认识和对其可能结果所做的分析之中。理性选择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的自由充分展现的过程,因此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这样,它又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划清了界线。阿隆的历史哲学既是历史认识理论,也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引论和哲学基础。因此,对阿隆历史哲学的考察,对理解其全部政治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阿隆历史哲学的目的是要确定历史客观性的限度,为人的理性选择开拓自由的空间。为此,他集中考察了历史观察者和处于历史中的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人对历史和政治的认识是有限的,从而使人们把这种不完全的认识运用于自己的环境时更有效,更谦逊和更人性化,也就是说更有理性。在决定论和相对主义之间,阿隆发现了一片理性的领域。那就是受当时德国社会学家的影响而形成的或然决定论(probabilistic determinism)。

   一、历史理解的限度

   在阿隆看来,自然只是恒常的重复,没有发展变化;而人类历史则是一种冒险历程,其目标不是死亡,而是自我实现。自然不能观照自己,它没有历史;“只有人才有历史,因为他的历史就是他本质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历史就是他的本质。” [1]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现在的境遇出发来重构历史,在其中掺杂着自己的情感和愿望,象物理学那样包含着普遍有效性真理的历史科学是不存在的。人类历史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历史哲学是我们希望活着并思索构成我们生命的东西时,对自己的那部分意识。” [2]历史哲学应当研究的是:人对自己和对历史发展的认识。

   阿隆用现象学的方法考察了人从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到认识社会的自然过程。认识自我就是认识我过去的经验。自我就可以区分为“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理解自我就是从“现在的我”的境遇出发,来重构对过去的记忆,再现过去我的境遇。“现在的我”把“过去的我”作为客体来对待。但阿隆认为,这个客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它总是逃离着“现在的我”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的记忆不可避免地是不完整的,我们不可能穷尽对过去的回忆,不可能完全再现“过去的我”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肯定,我们过去的行动是不是根据现在的环境来被感知和扭曲的。面对这种倏忽易逝的自我,阿隆强调,我们只能理性地把一个人的过去重构为或许是什么样的。但这种重构既依赖于对未来的看法,也依赖于过去的事件。而人的未来永远是未完成的:

   企图穷尽一个完整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追求这个不可达到的目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我们完全认识自己。自我作为一些生活方式,总是逃离着我们,部分原因在于它尚未完成。它一直在生存着和变化着。但是我们总能拥有自己,因为我们能决定自己。事实上,任何对意识的把握都是在起作用的,我们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判断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并影响着我们的未来。认识自我不是以纯粹思考为目标:认识自我就是确定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并试图达到这个自我概念。 [3]

   正如弗洛伊德解析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梦是愿望的达成”一样,阿隆分析人对自己过去的认识,目的不在于揭示过去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它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它反映的是我们当前的愿望,这种愿望就指向未来的行动。在阿隆看来,个人就是被“阐明和创造”这两种努力所定义的,而且正如阿隆后来所说的那样“人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 [4]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潜伏着后来萨特《存在与虚无》所宣扬的激进怀疑主义的危险,阿隆至少在《引论》中对此是难辞其咎的。后来,在《历史哲学》、《历史可理解性的三种形式》和《马克斯•韦伯和现代社会科学》等文章中,阿隆对早期著作中的这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做了纠正。

   人不能完全认识自己,那么能否理解与他人相关的意义呢?人能认识到关于他人意图和意识的哪些东西?不用认识自己过去的方式而用其他的方式,两个个体之间的理解是否可能?

   阿隆认为,在这种理解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通过记忆企图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己的过去,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人——无论是他人的过去还是现在——时,这种记忆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认识他人的经验时,只能通过他人意识的各种客观化来理解。显然,主体之间的这种理解和交流至少是不透明的。当我们企图理解的那个他人存在于过去时,问题就更为复杂了。而且,正如理解自我一样,理解他人也不能仅停留于对他人意识的理解,而应当再现他人的活动环境和范围。如果构成他人心灵的符号体系、知识和善恶观念未能展现无遗,那么完全认识他人就是不可能的。假如这种展现过程是永无止境的,那么理解他人就永远不能摆脱不透明性和可能产生的误解。 [5]当他人属于与观察者大相径庭的文化世界时,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

   但阿隆又认为,事实上,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总是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性,使得某种理解是可能的。他相信,在解释者所面对的文化和生活的多元性之下,潜在着一种共同的人性:

   一旦我们说到符号体系,或简单来说自发的符号体系,就暗示着一个社会的存在。为了使符号的意义可能被听者所知晓,一如说者所理解的那样,一种明确性或默契即一种共同信念就是必要的。事实上,人们之间的交往是在集体信念内部发展起来的。这些集体信念渗透并控制着各种基本的关系。 [6]

   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性使我们能够阅读荷马史诗并能把奥德修斯复仇的渴望理解为典型的人类反应,而不是其他生物种类的举止。共同的人性使我们的理解成为可能,限制着理解中的相对性。

   理解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有着共同的人性基础,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能否将二者统一起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将它们看成一个整体。逻辑的综合是不可能的,否则只能在心理学上碰壁。也就是说我们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其中具有统一性,然后构造一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统一性的。当然,

   只有上帝才能权衡我们所有行为的价值,把相互矛盾的插曲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把本性和行为统一起来。这种绝对真理的想法必然随着神学的消失而消失。这并不是说要否认心灵的能力,而是要抛弃幻想,以便描述自我的观点和他人的观点之间的冲突和争执。对他人的认识既不优于也不劣于对自我的认识;它朝向一个无限的目标前进,但与实证科学相反,它总是有问题的。正如每一个人改装了自己的过去一样,画家也改装了自己的模特,传记家也改装了自己的主人公。 [7]

   企图揭示绝对真理的理论,其愿望先于逻辑,只能走向决定论。那么,个人与人类整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阿隆认为,在个体和他人之先,存在一个总体事实(collective reality)或曰“客观精神”(objective mind)。它是由共同体的制度和同一性构成的。这个总体事实既超越于个体,又普遍存在于个体之中;它是由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的各种表现组成的。它超越于个体,因为,尽管个体是它的一个部分,但是它的全部事实远远超出个体所能认识和参与的范围之外;它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共同体为个体提供了一套解释范畴,通过这些范畴,个体发现自己是谁,他可以把这些范畴拿来,试图回答关于存在意义的问题。历史观察者在这个结构中可以感觉到各种类型,甚或达到整体的感觉,但这个结构仍然是不可穷尽的和倏忽易逝的,超出人类的理解力之外。正如阿隆所描述的那样,这个总体事实是“复杂多样的,不连贯的,没有确定的统一性和确定的界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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