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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与断头台

贝多芬与断头台

   

   作者:刘自立

   

   作者按——“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这是此文关涉文革前后“我们没有自己音乐”,转而倾听贝多芬以代之的记述;或者说,这是七十年代始,中国知青一代转向文化复归的音乐寻踪,业已把贝多芬列为抵制文革丑陋文化的一张王牌。这是随着七十年代初叶阿巴多和奥曼迪访华后,北京人的一种小小“文艺复兴”倾向。……事隔三、四十年,当文坛议论我们何以没有自己的音乐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愿提供这篇老文字,和读者共议此题,并且继续寻找和创造我们自己的音乐。

     1

     贝多芬和我们的关系之远近是一门艺术。说远就远,说近则近。你说他是一个西方人,可是,在我们这里,东西方的汇流,似乎是在形成一条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洪流;你说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可是现在,英雄之死和英雄的复活二论并存;你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幻想象的魅力,究竟是暗色还是亮色?贝多芬和我们形成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和对峙还是一种融合?我们和他们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历史的和人种的关系究竟如何?他和他的时代,和他的时代的听众的关系,又是如何?我们中国人听老贝也历百年,我们的每一场交响乐,是将我们靠近他,还是疏离他,还真是不好说。我们的音乐,如有人弹奏的肖邦,是在解释“那个他”,还是在解释音乐家自己和音乐家的乡思之情如中国的诗词?而老贝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已经隔了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们的乐圣?一个如此古老人物的音乐,何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气势汹汹地转辗世界各地的舞台和录音间,持久不衰,愈演愈烈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音乐魅力所能够解答的了的吗?我们看到,贝多芬音乐的重复性,大大超过其同时代文学艺术的名著。这些兄弟艺术之间的遭遇的确不同。他的音乐,确是难以以落伍为其衰败之理由的;虽然,我们像对待一切古典人文作品一样,也会将我们当代人对他的解释,硬性地加在他的头上,还美其名曰:文本解读……;可是,这样的文本解读,的确表现在一代代伟大指挥家的身上;从托斯卡尼尼到西蒙·拉特;从福特文格勒到阿巴多……无不通通在老贝的文本之中,加进了他们的理解和处理手法;同一颗理性的种子,也会结出万般迥异的果实。理性和理性的不同,以使得贝多芬的音乐产生了无数种不同的样式。在不同的风格和理性倾向上,贝多芬得以进入,又离开了他特定的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说,贝多芬是无穷的。用只能确定一个前提的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此一老贝不是彼一老贝;但是,同一性,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无论如何解释他,更新他,他的原形还是老贝;反之亦然,保持最为严谨的古典风格,老贝的异化,也是无可挽回的。如是一来,此一老贝,还是彼一老贝;是,还是非,在这里,是一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正是因为如此(或者如彼!),老贝的魅力,才能无限地展现出来而达于超然。我们在无数这类的演奏之中,看到了几乎所有现代哲学的陈述;对于逻辑的,反逻辑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陈述,以及神性的和世俗的陈述,一应俱全的,只不过是用音乐语言进行的陈述。用形象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就是,每一个指挥和演奏家的处理,都在演示一个伟大的贝多芬,又同时在演示他们自己,从而确定他们自己的不巧的地位。

     这样复杂的“对位”,使得进入这类音乐的人们,加深他们对于几乎所有时代音乐文本的思索和体悟;他们在乐句的一开始,就在两个时间当中行进,他们是那些可以一次踏进两条河的幸运儿;他们的古典的特征和现代的特征一分为二,又二合为一。他们在老贝复杂的曲构中领略到完整的逻辑构思,同时体悟到一个极为简单的乐句显示出来的神性;体悟那种类似中国的“禅”机。因为,极简的艺术,是唯一可以和极端繁复的逻辑建构并行不悖的艺术。今天的人们也许正好困惑于此,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们在倾听托斯卡尼尼的指挥的时候,我们领略到的,是那种对于老贝绝对忠诚的精神;在卡拉扬那里,我们在老贝的作品中,则呼吸到被夸大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在克莱勃那里,数学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双盘托出。我们有时茫然于所有的这类解释。几年前,我们期望萨瓦利什带来一个英雄的贝多芬,但是,我们在北京看到的,(那是第四交响曲),却是一个非常学院派的老贝,人们用原汁原味,对此加以调侃。那么,如果老贝今天亲临我们的音乐厅,来诠释他的音乐,事情又会如何呢!

     2

     加狄纳在说明老贝的音乐时,用莫扎特的《哈佛纳》和《英雄》相比,以理解他的作品风格。他还陈述了贝多芬音乐的革命性特征,认为她受到法国大革命节日气息(革命是群众的狂欢节!)的影响。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加氏认为,应该对以往的贝多芬“加速”,就是加快其演奏节奏,并且试图尝试老贝在节拍器上加以注释的,那些几乎不可操作的要求。可是革命究为何物!革命的贝多芬究为何物!我们只能从古乐队的演奏中略窥一、二。听听古乐队,我们似乎还是无法领略到革命的气势磅礴,更多的接触,是领略到小乐队编制的古色古香,以及贝多芬严谨的理性风格。革命的呐喊式的演奏,我们好象是在1989年由伯恩斯坦指挥的,“结束革命”的贝九的演奏中,才真正听到。

     革命,在我看来,是有真伪之分的。

     我们这一代人,只是经历了一场假革命;文化革命是加引号的,自不待言。简单来说,真正的革命,是在所谓的旧时代中就已经趋于成熟的一种,可谓瓜熟蒂落。而假革命,则是:一,是一种硬性规定的革命,是在各类条件都还处在生僻状态中,由所谓的革命者强加于人的革命;二,是一种和社会和时代背道而驰的倒退行为,是类似恐怖主义的武装挑衅;三,这类革命不是必须流血的,所以她更加难以确定,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取代之,等等。

     老贝的革命当然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法国革命的意义,其正面的和负面的意义,人们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人说他是一个假革命。虽然,无论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断头台的故事,和音乐是互为伴音的。我们在龚古尔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他说,“一本讽刺小说用滑稽的词句模仿写道‘……我和机械师合作,成功地发明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架可爱的机器……在它的平台下面装着一部八音琴,能够奏出美妙的曲子,……犯人到达这儿后,就带到两个圆柱中间,然后要他把耳朵贴在柱座上,借口他这样能很清楚听到八音琴动人的音乐。脑袋就这样巧妙的给砍下来了。’”

     革命,难道就是这样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吗!在真革命当中,和早在伪革命当中,屠杀和音乐组成的游戏,我们记忆犹新!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将老贝的音乐,看成是地富反坏右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在希特勒那里,在恐怖主义的杀人游戏中,老贝和莫扎特的音乐,作为一种伴乐流入血的河流。在所谓的后革命时期,一些作家还将人们将如此崇高的音乐,伴随一些小流氓的恶作剧(见《发条橙》)。

     于是,一,在确定那个时代伟大的革命热情的时候,人们的热情本身和老贝一起,受到怀疑和颠覆。要确认革命和人类的一切狂欢活动之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关系,音乐精神马上陷入了模糊哲学。就像人们在文革中对待所谓的朦胧诗和无标题音乐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瓦格纳的《女武神》,好像真的是为纳粹军队鸣锣开道的。在我们几乎无力的分析当中,解析何为真的革命热情,何为被人利用的伪感情,成为拷问音乐本身的刑讯室!

     二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的故事,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陋行秘而不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酷刑和狂欢。于是,在老贝的同样是狂欢的节奏中,我们为狂欢定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一些人开始害怕贝多芬!

     再有,就是三:即便我们现在忘却了革命和狂欢,我们是在正常的生活里聆听贝多芬,我们的热情究竟去向何方?我们的本性中的狂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人类之恶与人类之善,是在什么样的解析当中存活的?这些,都是问题。

     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更为细致的情绪是,我们在初遇老贝的时候,对待他的革命情绪,有着一种陌生感。这样的感觉,我们很是珍惜。我们厌恶了文革时的假音乐,假革命,我们虽然饱尝革命之痛,却还是迷恋着革命之谜,对待贝多芬和卡莱尔笔下的法国革命充满了好奇。因为,我们是要借助革命的两种形态,来解密文革。于是,我们在贝多芬面前,敬畏之心有加。我们完全不同于那些只是从技巧中,从形式上,聆听他的音乐的那些人。更不要说是听音响了。

     人类的文字,理论和体系,在没有真理可言的今天,和更加没有必要陈述音乐之真理和道德的音乐语言来比较,还是比较有迹可循的;因为音乐的理解和他的背景之间的关系,在音乐家和他的古往今来的,不同地域的受众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理解,只能误读的误读;于是,贝多芬被多义化了。就像我们现在在符号学家那里看到的语言之境地一样。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俄罗斯的伟大音乐,什么是苏联音乐。我们也很难说,苏联音乐,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当有人将粉饰太平的苏联歌曲《老莫郊外的晚上》,定义为五十年代苏联虚假社会生活赞歌的时候,我们的直觉是不甚满意的;一如我们发现伟大的李赫特,也不得不将老贝的《悲愴》,拉近了斯大林的葬礼!如何评定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理念,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服从和不服从之间,孕育出一个“同一性”判断。只有他本人所说的“怪诞”,才能勉强概括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特征,以及我们当时的政治心态。积极崇高和消极崇高的特征,不由得令我们想起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现在,关于革命的说法不一,有人说革命死了,有人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中国的国情和老贝的音乐,究竟如何对应?中国文化中对于革命的集体遗忘,所谓的官方遗忘,表现在音乐中,表现在对待贝多芬音乐的态度中,恐怕也是遗忘,遗忘也包括对待革命的遗忘。此类遗忘,正在将一大拨青少年排除出古典音乐之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对革命精神的排除,是对于另一种类似革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崇高————这个概念的消解,意味着社会鄙俗化潮流的泛滥。一个没有崇高理念的社会,也许只能到足球场和摇滚乐音乐会场上,去体验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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