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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附黄河清、刘国凯之商榷)

   

   作者:刘自立

   

   黄河清先生批评我 “ 先生‘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我是瞠目结舌地难以理解的,也完全不以为先生是故意“不诚于史”。”(黄河清先生示我近函)

   

   黄先生以上说法我有老文字提供参考(见我关于卞仲芸之死很多研究文字)。

   

   这里要说的是,造反派,红卫兵不是两样东西;是一样东西。红卫兵是毛打手,造反派也是。所以,这里有一个区隔于官方说法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官方打击造反派,保护红卫兵——而毛打击红卫兵,抛任用反派(其实毛最后让造反派,红卫兵都完蛋!)。原因何在?原因在于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因为红卫兵打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为毛文革开道;造反派接续之,直接打击刘邓。这是一体两面。那么,红卫兵的所谓要害就不是造反吗?恰恰相反。红卫兵也是造反派。因为,一个毛式大前提就是:“造反有理”。在此大前提下,只有一种红卫兵一种造反派,就是毛式冲锋队党卫军。一切把红卫兵区隔与之的说法,正中官方下怀。这是我们提出问题的关键。之所以有人要区隔这样的一丘之貉,或者在于他们不知道造反也是“党卫”,或者他们不知道红为更是“卫党”。只是这两个党卫军,各司其职,步奏不同,所以被毛轮流使用,后再遗弃。

   历史定位是,红卫兵成立的全部理论基础,正好是“造反有理”——这是定义红卫兵正是造反派的根本根据。红八月(八一八)之前打死卞仲芸的事件,充分说明了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这里,又有两个关键词汇要加以强调。一个是,此时的红卫兵,正是后来“联动”性质的官方子弟。她们代表了刘邓势力和毛势力转换时期的双重身份和角色。因为,1966年七月末,毛回到北京,在一次接见有关人员的人大会堂会议上突然露面,使得保护工作组的红卫兵人员惊喜交加,无措手足。这时候,打击所谓四类分子气焰的造反行为和打击走资派的新环境顿然形成。这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关于卞仲芸先生致死于红卫兵的说法。这个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造反行为。这个造反行为,按照极端派的说法就是,卞是党员,是书记,是校长——打死活该!——这正是后来所谓造反派打击官僚,致使天下大乱的普遍说法。我们的说法是,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或者造反派的红卫兵行为,二者一体,形成了打击弱势极权主义,转变为毛式极端极权主义的运动势头,让一个基层党组的领导人,一个基本上是无辜的中学副校长,成为文革北京教育界第一个死难者。这是全世界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罕见悲烈的死难事件。所有为这个事件叫好者,业已良心全灭。

   

   这也是全国造反者行动的开始。简单而言,造反者的定位,是由其行为决定的。造反者是什么派,什么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秉承毛意作出的决定和实施的运动。这类运动性质,就当时而言,就是造反有理。造什么人的反?就是造所谓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反。这个造反的说法,甚至可以回到《九评苏共》文章里面。我们说,毛提倡的的一切理论和路线,在《五一六通知》以后,就形成了全国上下一致造反的势头,且毁灭了刘邓弱极权主义一息尚存的社会生活——虽然,这个社会生活包含了十七年所有的土改,镇反,肃反,反胡,饥荒,跃进,和文革。但是,比较文革,这个社会生活,依然可以保留基本的社会形态而制止所有毛凌驾党政权力之上的无法无天。这也是后来老百姓肯定反对文革之中共决定(《决议》)的一个保守主义态势。故此,造反性质的决定,从实际上讲,是毛意普及中国的转达,是林彪红书运动的发效,更是毛纵横捭阖的权运功成。众所周知,在其运动了上海帮和江青于权力核心后,开始运动红卫兵的成立。尚无正式文件说明,毛意直抵清华附中——但是八十年代小报就有批露,上层接触附中人员,且提携其成立全国首创红卫兵。这个红卫兵的造反宗旨,和后来打击刘邓陶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如出一辙,也是在造反的前提下打击毛的政敌,祸乱全国,整死百姓。刘邓为官僚平反,故有其由,但是,他们放过了为全国死难者忏悔平反和昭雪的做法;让平反成为权力复燃之节点。这是另外一种中共“反文革”观。

   

   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造反派有什么理由开始正面宣言其所谓“人民文革”观点。就此议题,我们多次撰文澄清。关键一点就是,人民文革者不知道毛意民粹主义基调,就是以反对专制导致其权力的全能和集权。这是一个老旧话题。我们说过,文革人民造反基础就是毛的压迫——这既是毛本身换来风雨血腥的肇始,也是他后来镇压这个造反的原因——在另外一面,毛当然知道,他唤起的魔鬼,无法收束,所以,一直以来,战战兢兢,恐怕失控——比如,他在宣扬巴黎公社直选观念的同时,成立革委会,放弃公社原则——比如,他叫嚣北京四三派打击军队,又叫嚣不能“毁我长城”;他叫嚣反对工作组,却派出军宣队——他叫嚣可以让老蒯做清华校长,很快又说他是土匪……一句话,与其说毛是彻底的异端和造反派,还不如说,他是造反派彻底的背叛者。所以,所有造反派中不能自省者,直到今天,还在怀念毛的造反有理——恐怕要终其一身了。这是造反派的最大悲哀。我们说,在此意义上,毛造反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就是极权主义民粹加镇压的双重毛意战略的使用。这个造反,先是打击刘邓,后是打击造反派。这里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类似今天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昨天印度,印尼,菲律宾之类民主浪潮中的造反。这是民粹加极权的造反。

   

   所以,我们强调,先是红卫兵造反,成为第一波造反派;后是大学红卫兵造反,成为第二波造反派——再后,是四五运动人民的半造反(骂毛是秦始皇),半不造反(拥护邓)。事情接下来就是,文革四十五年了,我们就连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红卫兵,都无法清呈于文,于众,于世,还要来一个区隔“红卫兵不是造反派”这样的无意之据,这不是过于滑稽了吗?是的,我们强调,红卫兵可以启动在刘邓手里,作为他们“新反右运动”打手;但是,这不是文革红卫兵特色——红卫兵,不是五七年人;红卫兵是毛的人,是造反派——看看那些当年的红卫兵,还要在某年八一八登上天安门,大肆纪念祭奠之,就是证明。说,红卫兵很坏,但是人民文革造反派很好,这个观点最大的错处和荒诞就是,造反派,不过是红卫兵的接班人(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规定性——不同于我说的后来的政权接班人之谓。)故此,讨论这样的话题,或许不是见笑于人的枉谈,而是很有必要的说明和澄清了。因为,把造反派积极化和把红卫兵积极化(他们觉醒了,反悔了,云云)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领代表和红卫兵首领代表,根本就没有就其整体做过任何反省;不但如此,他们还以各种方式来膜拜和祭奠他们的牺牲和偶像;他们的偶像就是毛泽东;他们的牺牲,就是千百万文革死难者。这是血腥的思维,血腥的纪念和血腥的事实。我们中每一个文革反思者,都要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不然,纠缠在肯定红卫兵、还是肯定造反派这个思虑上,其实,就是中共文革观的一种遗留和残渣,必要一扫而清之。

   

   

   附:

   

    黄河清复前函

   

   刘(自立)先生,观点不同、对史实的了解理解不同或者是同一史实得出的史识不同,是常有的事,与“不诚于史”是完全两码事。讨论问题最忌诛心。自我诛心起来又何必呢。“文革史歪曲不自今日始。文坛主流有病。文革研究关键是我所谓红卫兵现在掌权。”前半诚是,后半似乎过于笼统和局限了。“刘国凯人民文革,岂有此理。他赞同造反派某种积极意义和现在人中赞同红卫兵积极意义同。我绝对反对。”先生完全可以持此观点,建议措辞大可不必如此绝对和激烈。即以先生“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我是瞠目结舌地难以理解的,也完全不以为先生是故意“不诚于史”。无论如何交流争论,鄙意目的都是为了还原史实,让青年、国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岂有它哉!

   

   河清12、6

   

   刘国凯来函: 红八月红卫兵打人绝不是造反

   

   

   刘自立、黄河清在纵览中国上关于红卫兵问题的文章以及刘答黄信(载博讯刘先生博客)勾起了我对文革的回忆。刘先生讲的问题我以前多次讲过。现在再讲似乎也有必要。

   

   刘自立先生在答黄河清信中讲:“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时期,当然也是造反(打死卞仲芸校长等)”

   

   

   这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讨论难有交集。刘自立先生接受了共产党的文革说法。共产党说红八月红卫兵的行动是“造反”,刘自立先生也认定是“造反”。我则认为红八月红卫兵打人致死的暴行根本不是什么造反,也可以说是是伪造反,是打着“造反”的旗号对“黑五类”实行政治和肉体虐杀。其残酷程度的“当量”——借用物理学词汇——要比以往任何运动都大得多。文革前十七年中极受中共政权宠爱的红八月红卫兵(高干军干子弟)是共产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根本无反可造。共产党高干军干子女捏造说自己遭到“黑五类”的压制,起而要“造”黑五类这个早被压在共产党政权底层苟且偷生的政治贱民的“反”,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刘自立先生把凡是称过红卫兵的学生都视为同一类,这就离开了历史事实。在北京,为什么谭力夫,薄熙来,王岐山.......等高干子弟红卫兵都陆续接班,而蒯大富等都下大狱?又例如在广州,为什么同在中山大学同样都被称为红卫兵的黄华华,陈肇基等保皇派都被提拔为高官,而武传斌等造反派就下大狱?刘自立先生一定要否定曾都被称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中存在保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一派和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一派(当然冲击派并非民主派)的区别,这无视了客观事实。

   

   

   毛在下令抓“联动”,又旋下令放“联动”。周恩来,江青还在释放“联动”的会上有“动情”表现。实际上是,毛是因为“联动”公开保刘少奇,干扰了他的清洗部署不得不下令抓。旋即又下令放是洞悉这些孩子才是他们的“孩子”(而蒯大富、武传斌等则绝对不是)。何况这些“孩子”的父亲很多并不是毛要清洗的对象,何必跟这些“孩子”计较,释放他们也有利于争取他们父辈为毛效力,

   

   

   我早已说过,刘自立先生的文革论文非常杰出,是属于色彩绚丽的政治散文。而史论则是通过逐一讲述历史事实去寻求结论,比较枯燥无味。不同的风格会影响讨论的效率。只是,讨论其实早已明朗。早在十几年前郑义的回忆文章就说过:1968年秋下农村前夕,他学校里的高干子弟就恨恨地对他说,二十年后咱们再见高低。的确,到1989年见了高低。郑义这类有造反派红卫兵底子的人士虽因个人才智的杰出曾一度在79年之后的开明时期中显露,但终究被“政治列车”所抛出,而那些曾言语“恨恨”的高干子弟们就整体而言不都被共产党政权传存在列车上了吗?从89到现在又过了22年。我对刘自立先生的执着感到钦佩,但也感困惑的是,如此明白的事情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是弄个不清。或许,再多讲也无益,不如各自留下不同的说法给后代去探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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