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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卫兵问题说说明白!

把红卫兵问题说说明白!

   

   刘自立

   

   红卫兵是什么?就是文革冲锋队,毛国党卫军,极权接班人。这三者集于一身。凡四十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核准。其在中国政治中的危害,不自今日始,却在今天,实现了他们不但不被追究于党的法则和决议,而且从邓的金蝉之下脱颖而出,转变成为中共各级大佬和精英;与毛利用之、再抛弃之之后,登台接班,成为毛邓二重唱的主角和红歌今唱的实质主人。虽然,有所谓老三届“余孽”跟进伴和,外围其身,但是,和文革时期“红外围”其实不能进入主子圈内一样,如今之老三届的丑陋奴仆主义,也顶多是红卫兵的一个注脚和跟班。这是中国特色政权在文革和今天产生的特殊主、仆关系之一。

   

   一如我们曾经给文革,纳粹,社会主义下过不容更改之定义一样;对于红卫兵的定义,也无法从这个罪恶的集体名词中,抽离其丑陋和残暴的任何内涵。说,某些红卫兵忏悔,觉悟甚至反水,就要积极肯定云云,那其实是一种另类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这些少数反省派最终列入“反对红卫兵”的阵营,而非红卫兵本身有何合理、合法性可言。就像文革里面那些反对文革者,并不能列入什么人民文革和大民主之列,只能说,他们是反对者和质疑者——这个提法,最终还会回到如何估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会因为为其加上民主,人民和其他桂冠,就等同于民主纳粹和人民纳粹;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纳粹阵营里面那些刺杀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纳粹”,而是反纳粹。这是明确无误的事实。“社会主义”这个列宁毛主义载体,从来也不会因为它被冠以任何光荣定词而有丝毫改变(世界上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北欧是民主资本主义)。

   

   我们说过,红卫兵,究其实质,其实,就是一种血统和种姓裂变;这种变化,被毛文革时期一时间的所谓战略错位所误导。这个误导就是,毛要借红卫兵打击社会、党政、国务系统,让文革极左派控制局面;所以,他施行两种策略:一是,他支持中学(北京)红卫兵,打乱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从中混水摸鱼;第二,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为其掌控全局以后,他不惜抛弃红卫兵核心组织“联动”(北京中学“贵族”红卫兵),转位支持反对联动的中学大学红卫兵,以打击联动之父系官僚体制;最后,这个动向完结以后,他再抛弃大学造反派……直到七十年代末叶,等他死后,由邓、陈完成他的血统接班人政策。于是,一切饶了一个圈子,最终,从所谓“体制外”接轨于内,促成了联动接班。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真正逻辑和真正现实。忽视这个现实,就是为今天的权贵集团中过去之联动之张三李四变相辩护和吹喇叭。这是新的一种丑陋(接之我们以前批判之“丑陋的老三届”。)

   

   抓、放联动的游戏,早有笔录于一些作者。摘录一段如下——

   

   “1967年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近百名‘联动’分子从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集中送往人民大会堂。这些‘少年政治犯’在这座国家元首迎接、宴请、会见外宾的豪厦中受到国家总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接见。江青流着眼泪说:‘你们受委屈了’。

   

   周恩来说,抓‘联动’是不教而诛,他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联动’分子身心震颤,痛心疾首。他们相互嘘吁、热泪涟涟。

   

   “他们被宣布当场释放。联动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万岁之后,昂然跨出人民大会堂的门坎。随后,北京各城区的公安分局也将各种类型的亲‘联动’分子统统释放。

   

   消息传来,京城百姓目瞪口呆。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人们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看到过忽而满门下狱,忽而鸡犬升天的情景。释放联动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联动分子的大多数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是他们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响叫得最广的纲领性口号。时间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昨日革命小将,今日反动分子,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从‘文革’的长远利益出发,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来在接见时,特别追问清华附中红卫兵来了没有。红卫兵创始人1986年曾撰文叙述过当时的场景(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创始人卜大华的回忆文章,1986年第十期《中国青年》杂志)。

   

   “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事情,在‘文革’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联动的被接见是第一次。‘联动’的政治生命虽由此而告结束,但是就其成员的命运而言,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确属恶始善终。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8年夏天。由于毛泽东派遣的‘宣队’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挡在校园之外。毛泽东亲率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伟大领袖指责造反精英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五大领袖’的政治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四人帮’倒台后,几乎都被投入监狱,恶始恶终、身败名裂。”(资料)

   

   这便是中央关于文革《决议》绝口不提红卫兵问题的秘宗和症结,并为一般文革史料和文革定性研讨者有意无意忽视和规避之。这个秘密的要害,就是红卫兵接班。对于毛而言,造反派是文革的最大功臣;对于邓而言,红卫兵是接班的最好人选(他给造反派以致命打击,称其为要打击的“三种人”……)——这二者合二而一

    ——其中的要害是,邓要任用血统世袭政制;他当然要迫害毛利用民粹主义时期的造反派,大学生;虽然,在此一点上,毛给人一种“人民”领袖的假相;而邓直接搬倒这个假相,施行他的红色“贵族”政治。这两点的合一是,邓继承毛的权力和建制基础;而反对毛的“打击”红卫兵政治(而毛释放联动于当年,业已为他们后来接班做出让步)。故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更多的统合,对于他们则是,要在不同形式的共产党统治下,施行变通的文革策略,反文革策略和驳斥与赞同毛主义策略。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权力基础和利益基础在文革前后的协调一致。这是他们出台“决议”和“改革”的首要前提。一些人幻想邓时期可以搬倒毛的权力旗帜。殊不知,邓砍旗之举动等于自残。他根本不会动摇这个权力基础。因为邓以后钱财的基础来源就是毛奠定的权力基础和世袭基础。

   

   我们屡次提出这个课题,却并未引起坊间文革研讨者的注意。现在,源于这个课题的缺位和疏忽,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趁机而入。我们看到,文革研究出现的另外一种为红卫兵辩解的轨迹正在蔓延嚣张。这种嘶喊,主要表现在,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打死人辩解(卞仲芸案件被她们说成是“挽救”之……);为文革肇始者(历史的祸害之首)清华附中元创红卫兵辩解,谓其不主张武斗——这就好像戈培尔为自己辩解,他自己不曾掏出手枪……为整个红卫兵全国造反、屠戮和镇压(协助党国)辩解,谓其造反有理,民主有功;为林彪及子辩护,说他们是荆苛刺秦(殊不知那些刺事都是康生和周伪造的事实)……为毛主义歪曲的巴黎公社和“不断革命”叫好,却不知毛根本就不施行点滴巴黎公社原则——而此公社原则,大违西方政治路径和普世价值,早就为雨果,左拉等人痛击之,揭露之……这种辩解甚至谓张春桥为理想主义,江青为女权主义,毛为民主试验、试错主义。最后,他们转了一个圈子,告诉国人,红卫兵还是有积极作用于历史,于现实的;因为,他们后来转变成为什么另类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红外围主义核心。为此红卫兵辩护者也说了他们出身的“二”类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谓中国特色民主党派之二类性质(“二”,是北京话指责那些雌雄共体之阉人一类者)——这个红外围的历史,亦不自今日始。我们所谓“四四派”(北京中学文革时期之保护党委、军队之一派),就是这类团体。这类团体的特征,就是在丝毫不触及和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古怪情势下,为主子和红卫兵辩护;这个辩护主要体现在,后来他们和卞仲芸“拯救者”(宋彬彬等人)沆瀣一气,制造伪史,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这类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者和觉悟者,而是不折不扣的混淆是非,混乱史料者。他们现在似乎占据了文革研究的主要位置,且在各种边缘性报章上,以讹传讹,祸乱文坛。那些被这些人震撼者不知内情,还在为此颠三倒四的假忏悔叫喊叫好,真是可发一笑。

   

   进而论之,四三,四四派的特征是什么?倚靠子虚乌有的“不断革命论”和“公社原则”起家的四三派,既是过时黄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种思潮?其缘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们说,这是毛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洗脑运动的两颗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极端革命叫嚣的产物,他们产生毛之第一种意志;这个意志用来造反和革命——独仗此意志,不能实行专制极权统治,相反,他每日每时产生所谓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时堤防之,扑灭之;这样,毛即便在最极端使用这个意志的时候,也必须转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体制内压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础,其实,比较而言,相对于四三派更加牢靠;这当然是对于统治者和顺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杀杀,而四四派修修补补,这是阴阳两卦的对峙、倚靠和和谐。但是,四四派引发的课题研讨尚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联动特权分子那一帮,也不是四三派多为知识分子子弟(汉少数干部/黑干子弟)那一帮。这个血统的分梳带来一种“红外围”的说法。这是极权主义保守和造反的两端。没有这样两端,毛的游戏自然很难展开。对于军队的所谓四四式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碍于造反的情结。这个情结,当然不是因为(就如联动一样)其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宠儿和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者,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卫迫害者——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社会和人众的特有典故。这是西方人所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你越是剥夺和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利益,他约会觉得你是权威和霸道,从而再三再四地探讨这类救世主的魅力,内涵和可塑性。

   

   这个四四派风格业已贯穿整个中国大地。从文革开始,迄今,并未改变。他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玛迷信的任何举动。他们说,一切都会渐变的,只是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以造成社会动荡,成本过大,稳定破坏……他们说,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定解放军,真是罪莫大焉——这个说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党”,要否定毛、肯定党,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义,诸如此类。我们说,当极权主义统治丧失了四四派这种附庸,他们就如丧考妣,不可终日——而奴才众人也会因此大叫,文革联动之“维护秩序论”和四四派的“捍卫十七年”;……这就是我们所谓四四派心结,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这样的四四派人众,过去是中国大多数,现在仍是。这是我们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种发现。很可惜,这个发现对于中国更加可悲。因为四三派中人,如果从毛造反,变成真造反,不无可能;四四派中人,变成此类真正异端的可能性,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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