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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马偏颇论

刘自立:台湾蓝、绿之争与蔡马偏颇论

   

   

   

   //国民党转向以来,他们对于自身正统和两蒋统治时期之传统,逐渐朝着所谓务实、妥协和与大陆合作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在一个历史的和外交的政治焦点上趋向合一。蓝绿之间对于历史的看法和现实的认知,基本上中断了二者对于大中华曾经具备的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

   

   

   据悉,蔡英文作为反对党主席拒不参加中华民国百年大庆。这是她和民进党的自由——这和陈水扁执政时期国民党对待他们的做法一样。其中,党派争执是表面原因,深层次原因如何?我们作为大陆民间观察者愿意一探究竟。其实,上述两党的态度,包涵着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根据,这个根据,从两方面可以发现其轨迹。一个是,绿营历史正当性说法,来自台湾“独立”的前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台湾脱离共产党和国民党统治凡于百年;从日据时代算起,这个清朝时期被出卖的台湾,更加赞同日据时代日本人为台湾带来的殖民加现代之双重统治与建设。

   

   这个根据在20世纪中叶国民党退守台湾时期,宣告终结。台湾复归中国人实际统治。这个统治,有两个合法性或言不确定性系统加之运作。一个系统,就是开罗宣言宣告的,台湾属于中国之主权说(二战胜利国之主权);另一个则是韩战后,美国之针对人民国(侵犯南韩)之旧金山法约;宣告台湾主权未定论。这两个宣言法规,后来同样转变成为台湾关系法和中美建交法(所谓三个公报)。于是,站在有利于台湾法规和文件之绿营,和站在有利于大陆建交与之之三个公报上面的台湾蓝营(92共识),成为美国双重对台关系逻辑的牺牲品——就像美国至今并不明确中共国,究竟是什么国家性质之“未定论”一样。

   中国海内外一切争执,来源于这个双从双向——比如,今天中国之宪章派和革命派之争执,就是来源于如何看待中国这个政权的政体和国体之矛盾——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一切皆无,无法治,无言论,无宗教;那么,这个定位,就很难给出中国维权运动一切皆靠中国法律,中国自由,中国“进步”说。因为,如果排斥了这些因素,中国内部维权之“合法性”(不管是54年法、还是80年代法)就会遭到否定;反之,如果排斥了这样一种偌大的“合法性”运动,非法性斗争的轨迹,也难发现、发展。这是理论(极权主义定位)和实际(规避此极权无法无天之前提)的落差。(比如,艾未未妻子要求人大去除所谓“艾未未法条”——这个事情本身的矛盾在于,如果艾妻求助于这个本身就是极权主义机器的“人大”,一切此前提下的运作,即告作废——反之,如果她不向人大做此努力,又如何作为?这是一个矛盾。加之所谓“独立”候选人事,也是这样。如果你认可的、这个准备参与之之机构是理性,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机构,你可以参与之;如果不是,你难道不是与狼共舞,被狼吞噬乎?反之观察亦然,不参与之,不就是所谓“取消主义”吗?……)

   

   回到原题。台湾绿营的历史根据,就是2.28以来反对国民党的合法性之反根据。这个(反)根据,并未因为2.28的平反而做大幅度改变——这个改变之反,还是倾向于一种定位,中国人占据台湾,不如日本人——这是一件同样非常难以释然之事。因为,日本给予台湾的统治也是双重性:民主与殖民;而蒋介石来台湾后,这个改革的契机,淹没在2.28血腥镇压的浪潮之中。于是,开始于50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改革(土改,选举等),并不会被民进党看好和认可。于是,一种倾向于反对国民党的斗争,随着台湾二蒋政治的专制主义性质和半自由(甚至半民主)性质,逐渐转化成为二党合法性并存的,后来之解严、开党之现实,之民主。

   

   民进党当然有理由强调他们的反对运动的主调;强调蒋经国KGB的残暴;强调他和他老子的血债而规避专制主义和民主的天然关系(旧制度和大革命,大改革的关系性质);而国民党则强调小蒋的改革主力和到位之功绩,云云。是的,他们各自的历史依据并未更改。国民党转向以来,他们对于自身正统和两蒋统治时期之传统,逐渐朝着所谓务实、妥协和与大陆合作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在一个历史的和外交的政治焦点上趋向合一。蓝绿之间对于历史的看法和现实的认知,基本上中断了二者对于大中华曾经具备的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

   

   绿营的看法是,他们并不欣赏国民党对抗共产党的那段历史,而是基本上不予理睬。他们要超越这段国、共历史,转向台湾自己的根据,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独立。而国民党,近年来更是和缓对于历史的所谓正确性的坚持,转而认可国、共两党之“一个中国”之从争执,胜负,到和解的判定。在此方面,共产党心领神会,宣告两党抛弃前嫌,一同向钱/前看。这样,国民党和民进党就同样抛却了作为定位国、共之争的来源,抛却了定位辛亥百年走向的中土未来的反对极权主义转向民主政治的设计和战略。这是十分蹊跷的转变。包括很多大陆的影视作品,在渲叙共产党作为胜利的余绪后,每每宣告共产党国民党前辈之争的结束;其后代(国民党干部军人之后),如何被大陆政府礼聘用之做法。不幸,这也是一种招安之事实——那些子弟兵确实从属于很多大陆官方机构,且为其“领导者”(副职之与)也。

   

   我们说,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个面向的心照不宣。是的,大陆除去红色血统论,尚存在一种粉红色血统论;那些国民党和所谓民主人士高层之子弟,基本上,被大陆政府倾囊以收,录为自己人。他们现在看不惯孙氏孙辈之独立态度和自由选择,并认之不解矣。是的,这种选择是罕见的,珍贵的,却不是普遍意义上国民党后人弟子之首选。于是,国民党中断自己独立选择的大陆版,正在朝向台湾版发展——这是真正的统一战线。国民党高级干部与大陆官办资本的结合,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我们看到的,国民党中断他们反共历史的一种绥靖主义;随着这种和谐论的发展,国民党人及其知识分子勾画出一种非常诡谲的远景和图画。似乎他们可以超越定位中共之政体国体和意识形态,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双向永久来往,互助,(甚至)外交之,两岸的事情,就不但是“东面无战事”,而且可以以模糊战略,持续之,永久之,以至永恒——我们说过,这其实就是美国对华政治的余音曼绪;因为,“中美国”双向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坊间和官方,均不置一词耳。

   

   至于民进党那边,他们对于中国大陆如何民主和如何解严与之,毫无兴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个伟大的美丽岛和伟大的自由民主抗争运动的观念,如何播之于大陆,不是他们视野范围内事。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统治台湾,营造“台湾共识”和台湾心结。他们同样愿意与大陆发展一种“外交”关系而避免谈论大陆之自由,之革命。这是和国民党殊途同归的孤立主义政治。这个政治,在美国脱离冷战时期自由意识形态的奥巴马实用政治主导下,日益成为现今所谓“无意识形态”之政治——而这种无意识政治,正好让位给共产党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击政治;让位给他们的孔子学院,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种种商品文化和文化商品;让位给他们的软实力——一种既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之非驴非马之所谓:“敢为天下先”之劣等文化膺品和制度伪诈(“中国模式”)——试问,这就是台湾人愿意见到的实利高于一切的未来愿景吗?

   

   我们看见,很多原为普通常识的见解,在民进、国民二党的旗下,并不见其宣示和光大。这些概念包括,发扬台湾的民主精神与大陆的自由抗争的结合;宣示某种大陆资本和台湾资本,在资本主义法治的轨道上博弈和互利(大陆资本就是共产党红色资本——而他们的企业(如富士康等)之剥夺和压榨中国人,丝毫不亚于任何共产党之红色资本……);发扬国民党不单是针对历史,针对反共,而且是针对大陆之意识形态,而坚守二蒋对于极权主义的常识见解和批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谓,可以将此两个实体,永久和平共处——你们要如何共处至永远呢?(当然,这也是美国,欧洲,甚至很多亚洲国家于今天,于未来,如何定位共国之未定式。)如果这些问题不得解决,一切就可以“维持现状”?这个维持和张伯伦主张在希特勒政治下加紧和平建设,有何两样呢?这些问题至少应该得到探索和商榷,不能一概模识,一概回避。这种朦胧诗可以代替政治观念的发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是一种诗意倾向而无其余。

   

   中国人讲过很多偏安一隅之小朝廷之危局;这是国人常识范围之内的历史定位。但是,这样的话题,却早已被台湾是不是可以独立,台湾独立和民主选择之问题,台湾独立是在中国民主之内,还是在其之外,可以进行——这样的探索所取代了。他们唯独不感兴趣大陆如何民主。我们远不是否认台湾独立之未来民众选择——也不是完全排除统一之选项——但是,我们更加注重台湾民主,国民、民进二党对于自己历史发轫和历史源头的追溯——这个追溯就是反对极权主义,失败于专制主义——这是老蒋箴言卓见每每见诸于旧书旧章之闪烁……即便这个还原,还是带来独立;但是,这个独立,和民进党回避台湾与国民党,台湾与共产党历史关系说的那种鸵鸟政治迥异;也和国民党轻视,忽略和不计他们的二蒋,他们的胡适,他们的殷、雷诸公反对极权主义的历史迥异——蒋介石,雷震和殷海光并不是因为台湾独立的意义而大谈民主自由和反对极权主义(反对文革,反对极权,反对反道德、反传统等等)。他们关注中国民主,中国自由;一句话,无论台湾也好,美国也罢,如果你们听任人民国的宣传机器和红色资本无限做大,而永远采纳一种美国孤立主义政治,那么,这个不进则退的当今政治,当今外交,就会真的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当然承认“小国无外交”的可悲现实。但是,即便如此,台湾有识之士,还是应该在理论层面和常识层面,找回他们之所以可以获得民主的那些元素。那些元素,好像和中国争取民主的元素有些偶合。虽然,我们面对的政治现实,并非可以照搬经国模式。甚至,我们也很难照搬北非模式——因为,那里的革命前制度,业和我们面临的现行体制不一——那是一种专制主义、半自由、半民主体制;和我们面临的自由民主毫无缝隙之“体制”,大相径庭。我们面临的是体制之反,而非体制。于是,我们一要参照北非“前”起义时期的半自由、半民主元素带给他们的任何可能性和我们面临的不可能性;也要灵活运用这些不可能于可能;等等。再是,我们当然也要参照他们的革命模式。这是一般人往往忽略的方面:他们是从专制主义,利用专制主义空间发动革命的——而我们毫无这样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和台湾改革不同之处。于是,台湾朋友该在这个方向,仔细梳理这些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迥异,为大陆学人百姓提供我们无法取代的资源分析和解释。这是大陆民众开启民主智慧的第一步。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不是革命开启民智(章太炎说),而是民主开启之。台湾在很多方面,是我们借镜的榜样。此一希望,在今后台湾执政者中间是否得予关照和光大,确实不单是台湾和世界关系课题,也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关系这个更加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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