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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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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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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

   周末参加了在广东从化举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会议是由儒学(儒教)知名学者与自由主义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共同参与,他们各自召集了一批专家学者与铁杆粉丝为自己的阵营呐喊助阵,向对方发起毫不留情的“进攻”。我既不是儒学那派邀请的,也不是自由派喊来的,属于唯一一位路过、打酱油的,也是唯一一位从头到位一言不发的与会者。
   
   
   
   这样两派学者们到了一起,场面不难想象,激烈的观点碰撞、夸张的性格彰显、火爆的场面,我差一点后悔没有带上防弹衣。但不得不说,这种会议应该多开一些。现在绝大多数学术会议都类似“同仁会议”,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与印证一番,皆大欢喜。当然,还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个部门或者权威机构先划下一个条条框框,大家来开会、发言、吃喝、旅游,那种会议的唯一意义就是拉动内需。


   
   
   
   像这种聚合两种互不相容观点的学者们一起开会,各抒己见、交叉质疑到激烈争论,举办者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个人认为,这种会议要顺利,或者避免翻脸拍桌子甚至丢茶杯的最好办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整个会议中,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必需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例如对发言时间的限制,会议上是否插话打断对方等等。
   
   
   
   其次还有重要一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没有强权干涉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一定抱有包容、宽容的态度。会议应该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听取他人意见、提出质疑与争论,到此为止。不要以为自己说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认为应该多说几句,或者一定要点醒、说服对方。记住,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更不应有这个权力。唯一能够做到在思想与学术上“战无不胜”、强制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权与强权,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真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邪恶。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以及自由主义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应该让这类会议很“和谐”,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义地说,有些儒家学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义学者不那么“自由”。
   
   
   

自由主义不必对儒学太过紧张与恐惧

   
   
   
   我认为,无论是儒学,还是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从学术走到现实(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学者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不安于纯粹做学问,而是要为帝王师,或者“敢叫人间换新貌”),甚至成为在中国占一定比例的主导思想,和“学问”关系已经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遥;而除非我们把秦始皇的陵寝挖开,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开发商们挖开,儒学发展暂时也只能靠现有的文献与2000年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加上大量的想象与期盼——在中国,能够放眼世界、顺应历史潮流、把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想同中国现实、中国民众切身利益与长远幸福结合起来的人,不管你是儒者还是自由主义分子,一定是伟者。如果说以前的学者是靠某门“学问”彰显自己,在变革的时代,“学问”往往得靠“学者”来装点与壮大。
   
   
   
   儒学兴起的背景,大概有这么几个,有人看到当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认为“人心不古”,要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绝贪污腐败包二奶之恶习;有人看到中国崛起了,试图从几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据。正如西方在过去200年突然崛起后,一大帮学者纷纷拿出了希腊用贝壳决定谁来管理国家的“民主传统”说事,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抬出来作为图腾一样;另外一部分学者在为当局探寻执政合法性,试图用儒学思想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在受到挫折后,想从儒家寻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宪政甚至比这玩艺还好的制度,弄出一个比“普世价值”更“普世”的价值观;当然,还是有一小撮痴心不改,继续搞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等等。
   
   
   
   不管是什么动机,包括一些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幻想成为指导与管理国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国教”,只要没有公权利介入,只要不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制行为,都应该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儒学怀有很深的反感,对他们试图弄成“宗教”并可能与权力结合深感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记,在当今所有以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国家中,儒家变成儒教都不是一个问题(在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种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两个信徒:夫妻两人),自由主义者更要警惕的是权力:当我们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时,绝对不是反对那个“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而是反对那个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强制变成“国教”的强权。
   
   
   
   从这方面说,自由主义者要继续对强权说不,而不是对试图朝另外一个方向探索中国道路的儒者们喊停。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能够达成共识的最核心的内容几乎已只剩下一个框架,而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风靡世界的“普世价值”,正是因为这个简单得几乎只剩下框架的最高标准,在它的下面,各地的文化、宗教与道德标准都各具特色。
   
   
   
   试想一下,自由主义既然能够与早期偏执的基督教和谐共处并开花结果(想一下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欧洲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开始打进了中东伊斯兰教的地盘,为什么中国的儒学就一定与自由、民主、人权水火不容?这说不过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自由、民主等只有与各地文化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成活,才有丰富的内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们”——例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适合现代文明基本常识的东西绝对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人员凋零、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他们推销的一些价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权、民主等)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家喻户晓,维权人士、上访户、弱势群体、当官的弱势们、左、中、右几乎都挥舞着自由主义者视为禁脔的那些概念跳上了历史舞台,弄得自由主义者不知道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可怕的现实划清界限呢?还是站出来正本清源,带领大家?又或者被大众牵着走?这是个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儒学,还是开坛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的范畴。自由主义最推崇的正是这些自由,并为此一直遭受怀疑与打压。如果对于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儒学,自由主义学者也抱着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儒学应从匍匐在权力脚边站起来

   
   
   
   在国家建设与中国前途上,我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错误甚至犯罪,往往都发生在人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拥有者的时候。自由主义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应该只是让自己自由,更应该让他人、让人民自由。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愿意说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认为我们始终应该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学者应该像现代人一样保持清醒,你也许幻想有一天弄出“国教”,搞出一个“普世儒教”代替“普世价值”,某一天还能够驾凌于权力之上,驯服那个玩弄了儒教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绝对权力,“再造”一个“内圣外王”的辉煌,但你们得有这样的认识:你能否自由发展,能否成为“国教”,国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个两千年前的老人来拯救,最终得由自由的人民来选择,而不是依靠限制了自由的强权把你们扶持上去。
   
   
   
   因此,你们要对民众言说,在民间重新发现儒家文化,让民众从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因此,你得学会面对弱势群体的问题,你得对社会不公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一味依附权力,为执政者寻觅合法性。当受欺负的弱者、追求公平正义而遭受磨难的仁人志士,以及痛感社会不公的广大民众从儒家获得力量与支持,你们也正好站在他们的身边,而不是匍匐在权力的脚边筹谋如何教化民众,那时,中国制造的儒教教义就成为我们口中的“普世价值”。
   
   
   
   回顾一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至今,尤其是过去一百多年,儒学被玩弄搓揉,儒家们在绝对权力下遭遇的种种不堪与凌辱,现在儒家们应该不难接受这样一个“普世的”的道理:无论你弄出一个什么价值理念,在你的上面,还有一个以“自由”为主的价值观!否则,你再怎么折腾,充其量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从权力的奴婢提升到权力的二奶!
   
   
   
   
   
   杨恒均 20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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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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