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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极权主义

卢梭和极权主义

   

   作者: 刘自立

   

   摘要:卢梭共和国之概念业已被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和普世政治所摒弃。这个以革命反对专制的卢梭主义,于是产生两个结局:一个是反对专制,走向民主(也就是法国人自由的选择);一个是苏联和中国的反对专制,走向极权。

   

   一、革命导向民主还是极权

   

   卢梭在法国革命之前死去。他不知道他的革命信徒发动了继承他的遗志的暴动,也不知道罗伯斯庇尔在他的总意志——反对民主程序的代议制政制——之引领下,几乎实现了富歇和蒲鲁东消灭私有制的最初之社会主义尝试(最终告败)(卢梭所谓任何人不得占有超过他生活资料以外的财产……)。于是,雅各宾派制造断头台以实现人们所谓卢梭抽象概念,空洞理想的试验,被“人人反对人人”的革命绞肉机所遏制、所泯灭。法国革命之全过程,呈现了一种反对卢梭公意之载体一院制的政制,转向西方普遍认可的两院制度,也就是民主程序得以实现的、类似英国的代议制政府。法国革命是不是实现了卢梭的革命旨意,是一个有待商榷的课题。我们可以同意在马拉和罗伯斯庇尔这些杀戮革命者面前,卢梭的意志有的实现了,有的也未实现。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起码丹东这个较为温和者取代了罗,而富歇取代了丹东——最后,拿破仑又取代了富歇——取代拿破仑的是塔列朗和梅特涅。换言之,卢梭和罗式的人民主权论,并未达致法国革命的终点。是法国人对于卢梭进行了扬弃和解构,使得法国规避了类似“恐怖统治”(左拉语)之巴黎公社尝试,走向真正的法兰西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之代议制政治,完全否定了卢梭的共和国——即人民共和国——而这个人民共和国之后起之秀,就是苏联和中共国。

   

   于是,迈过马克思阶级立法和阶级斗争之卢梭之后,可以说,卢梭共和国之概念业已被西方普世价值和普世政治所摒弃。这个以革命反对专制的卢梭主义,于是产生两个结局。一个是,反对专制,走向民主(也就是法国人自由的选择);一个是,苏联和中国的反对专制,走向极权。其中,人民革命的合法性如何,完全要看革命对于自己传统,革命对于政治操作(人民直接选择是希腊城邦和日内瓦小城之操作),革命对于立法者权力监督之总观察。去掉这个条件,卢梭主义就会变成今天中共所谓的反对三权分立,反对监督立法执法(人民代表花瓶制),反对反对党(成立)之社会主义权力总汇。这个权力总汇,区别于卢梭的穷人至上论,转变为权-钱至上论。这是人所共知之象。故此,强调法国革命之意义,还是回到夏多布里昂那句话,我们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这个极端革命,就是卢梭主义——因为,当主权不能分割和无“法”监督化以后,他直接转变成为极权主义的立法者违法和监守自盗——这是人民被和谐和套空权力的革命——反革命过程。

   

   这个过程十分明确地指向卢梭成为西方继承柏拉图极权主义萌芽之积大成哲。但是,这个哲学,在法国革命前期起到一定作用,却在其后期,被完全抛弃。这是法国革命的智慧,也是孟德斯鸠主义普世天下的结果。因为孟德斯鸠就是英国保全皇室,文化,代议制,宗教传统之先哲——卢梭和罗伯斯庇尔消灭文化,富歇把圣经栓在驴臀招摇过市之举,在拿破仑法典和天主教复兴中得以排除。法国人改变主权高于一切,为人权高于一切。这就是力道,理论和良知。卢梭课题争执了一百年。现在内地出书,争执在续。我们和有关人士的争论只是这个争论的管窥蠡测,不及万一;但是,这个争执极有意义。因为,如果中国人不知道革命也会带来以人民名义导致的极权主义,就像他们不知道革命也会带来民主一样,在民众怨恨抗争乃至革命和斗争的范围里面,变成拾人牙慧和不知教训的毛泽东人民革命的追随者。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让人看到,毛派,马克思主义和卢梭主义之间的关系和逻辑。这是我们每每强调而不为其知、其道之处——他们以一个词“革命”取代一切,以另外一个词“人民”包揽一切,殊不知,这早是陈词滥调——从人民到万岁只需一秒钟时间转换——他们需要知道的是民主和代议制政治的自由内涵。

   

   所以,再有赘文以究之。

   

   二、卢梭反对三权分立

   

   我们现在不厌其烦地举例说明为何卢梭主义之差错吻合了不单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称之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恩格斯不知道,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人类的代称……),而且是共产党这个意识形态的变种。

   

   卢梭和共产党都反对三权分立。二,卢梭和共产党都反对财产私有化(他们两次掠夺是先公有制,后(假)私有制。三,他们继续卢梭立法者不受监督之共产党不受监督之变种——也是取消对于权力的最高或者最低制约,更谈不上卢梭主义之人民直接选举一类异谈——这个变种就是以人民的名义变人民存在为0。四,卢梭取消宗教施行所谓浪漫主义空想。这个空想的实际变型就是奥维尔的《1984》。以下,我们集合一些学人在此方面的研究综合与之。

   

   首先,是关于卢梭反对三权分立之谬。

   

   ——“卢梭认为,主权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由代表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所决定的。“由于主权是不可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卢梭:《社会契约论》)基于此,他反对洛克、孟德斯鸠的分 权论,认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 体制了。”(同上)且看他 最尖刻的一段:“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拆开。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这一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认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同上)“法国大革命所采纳的正是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信念,这使得孟德斯鸠的政制理论,除了以最刻板的权力分立形式外,无法被接受。”(M.J.C.维尔:《宪政与分权》)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的“政府理论是对混合和均衡政治思想的一种直接的抨击,在法国大革命对贵族权力以及后来对君主权的抨击中,这种理论达到了其最高峰,卢梭的理论在当时至高无上就意味着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宪制的观点不大可能为人们所接受。”(M.J.C.维尔:《宪政与分权》《卢梭的法律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史彤彪)

   

   ——“而中共官员的看法如出一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吴邦国语)  

   

   而卢梭对此“心领神会”,他反对后来广泛出现的东西方政党政治和多党政制。——“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 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惟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 意见。因此,为了很好的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卢梭:《社会契约论》)

   

   这个东西如何和卢梭“接轨”,又为何是孟德斯鸠、洛克等哲学家之反对的类似后来之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呢?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常识。但是在此常识不得发挥贯彻之国度,我们还是要赘言再三。所谓吴式言论之中国特色其实并非中国传统特有。中国传统之所谓封建/非封建政制理论并非如是。我们前此言及此道业已说过。其中监督方式起码在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言中已有明确说明,而迥异于吴言。这些方面是(如余英时先生所言)

   

   ——“最后我们更应该指出,君权的行使在事实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传统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我这里用“官僚制度”一词绝无贬义,也与传统所谓相权有别。相权如仅指宰相(无论为独相或并相)所拥有的权力而言,则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为君权之限制。但宰相为“百官之长”、“群僚之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整个官僚系统的领袖,因此当官僚制度对任意挥洒的君权发生一定程度的抗拒力时,相权往往首当其冲。在唐代三省制之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后来刘祎之得罪了武则天,则天借故下敕惩治他。祎之见敕文未经中书门下副署,遂说:“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 这个有名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似是君权侵犯了相权,但深一层看则是君权的行使干扰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作,因而受到这个制度的反弹之力。君权可以随时削弱(如汉武帝)以至废除(如明太祖)相权,但它不可能毁灭整个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治治帝国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机器,没有这套机器君权本身即无法发挥。所以明代可以废掉中书省(相权),但不能并六部而去之,而且在废相之后仍得代之以四辅官以至内阁。官僚制度最初虽然也是在君主授权之下建立起来的,但它既产生之后,本身即成一客观的存在,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的轨道,不再完全随君主的主观愿望而转移了。韦伯是近代研究官僚制度的开山大师,他指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absolute monarch)面对着官僚制度也是一筹莫展。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下了许多废除农奴的诏令,都因受阻于官僚制度而终归无效;俄国的沙皇如得不到官僚制度的支持也不能有何作为。 所以官僚制度有点像Mary Shelley 在1818年发表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里面的怪物(monster):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怪物,但怪物获得了生命以后便不再是主人所能控制的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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