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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

   中国有新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吗?

   

   刘自立

   

   新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超越左右,实行子虚乌有的价值重估,发明与体制内合作的新和谐主义,以规避中国实下民怨沸腾,政权危机,生态恶化的现状,以伪自由说的形式,帮助极权宣传做婊子、立牌坊。这个动向最近越发表现得肆无忌惮,已经达到赤裸裸的程度。这种表现原以拥戴温、习的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本观点为限,后来竟然发挥到什么“专政也是礼治”的胡言程度。稍有常识者皆知,威权主义之礼治,是中国皇朝最后一种统治方式(含政教疏离,君相治衡,封驳相权等等政制);这个礼治业已在49年以后宣告终结——以后,便是毛、刘的先是弱集权,后是强集权之政体统治;所谓礼数纲常,业已尽废于兹。现在,随着寻找中国出路的轨迹,伪自由派提出第三条道路,以强挡普世价值的坚持,企望从中找到和谐中共体制和民主程序、制度、理念同一的伪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旨在施行所谓新“新民主主义”,等等。这个口号的内涵之要义,就是施行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这是一种业被历史早就否定的政治虚无主义理念。在理论上错误百出,在实践上危害甚深。

   

   我们回顾历史,这种新民主主义伪善说,曾经在1948年前后大行其道,以规避胡适先生与此同时所做的自由主义呼喊。这个东西之所以可以成功,一是因为中国当时之所谓民主党派的归降和自残(他们接受“五一口号”;以张表方为代表,和毛施行建国利益之瓜分;唾弃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这以后,这些人士提出的“第三条道路” (毛-蒋道路之外的道路),迅速演变成为“第一条道路”。这个首选,不是坚持民主人士和胡适派之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是和谐毛之新民主主义和共产党“民主”,以至于顺流而下,走入中南海。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死难烈士和士兵的尸骨上,演出一出打江山、再坐江山的恶戏与悲剧。这个理念,这个试验,被称作第三条道路,或言第三条道路之死。这是民主人士死亡、理念和实践之死亡在先,毛之促其死后再死,在后(那时,1957年,所谓右派——其实是左派——在反右运动时,企图翻倒旧章,另起炉灶之努力,业已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共产党阶级立法,阶级斗争和民粹主义全民反抗和全民拥毛,本是一体两面,可以为毛所轮流使用和驱策之。一向以来,所谓赞成欧美政制,拥护计划经济之说法,一时间,成为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奇特的共识。这是所有以后悲剧的发轫。

   

   现在,这些继承伪民主人士之新伪善者,又开始了这一层历史重复和悲剧重演;只是手法和格调,都比较他们的前辈更加庸俗不堪。因为,1,他们没有真正的欧美价值训练背景;无法说出后来之民主人士所谓建立“政治设计院”(但是,他们等同于自然哲学于社会哲学的理念,依然值得被怀疑——相对于他们说的,就像建立地质设计院,纺织设计院建立政治之;等等……),施行“反对党天下”等等后发之言;而新人们,只能在强调共产党领袖之言后面,叫嚣拥戴党之“民主”主张。拥戴党之“权为民赋”等说法,而无法给出自身的体系和建制;2,他们不能、也不可能像胡适,殷海光那样,自身掌握一种自由媒体而发出与蒋介石,毛不同的声音(请注意,殷,甚至在可以在《中央日报》上批判国民党的腐败,云云);他们只是彳亍在边缘官媒上,说些两边都可以接受的彷徨论和伪自由说,起到作用与左右国内舆情的作用;3,在关键时刻,这些黑白通吃的人物,就会赤膊上阵,用它们极为无耻的语言,挑战自由之海内、外人士,以便让其和他们一起和谐,一起幻想,一起堕落。最后,它们以自身掌控大陆所谓擦边媒体的影响,制止和锄灭一切真正自由友的声音,做到中宣部不能做到的“第三种”影响。凡此种种。

   

   故此,这些人士现在正在制定一个很大的蓝图。这个路线图,就是用他们独特的影响和方式,炮制一种体制内民主和党外自由结合的、新的“政治正确论”。在此论下,一切之太子党,可以和民运人士一坐于其臀,一识于其眼,一发于其言。比如,这些事例,表现在新新民主主义之大联合上。这些民运人士,太子党,伪自由谈者,党内期待者,党外和谐人,一锅汇烂,一快朵颐,真是热闹非凡,乱假成真。可惜,对此之假,相本该理清脉络,切断乱绪。这个假相的证伪,业为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失败做了实证。其中的理念是,毛和共产党领导的“自由政治”和“自由经济”,只能是极权主义的特权政治和特权经济——即便在其“自由先声”里面,共产党也从未对自身做出监督体制和民主程序,就是明证。2,五十年代之新民主主义,由自由政治和自由经济之失败于公有制,为结束。是一个不堪于顾的人祸悲剧。3,这个新民主主义或者新新之,在七十年代末叶,转化成为权贵经济和特权经济——也就是,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施行了世界上亘古未有的中国无人权经济,且做到高速增长(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欧美日,给他们的工人和社会以这样去人权化和无尊严化工作处境,工资限制和权益压榨,其经济照样可以GDP增长两位数……可惜,这个中国模式不能被自由世界接受;哪怕他们因此付出代价,面对各种危机和困难,且看似落后于极权主义之经济发展。)故此,新新民主主义,不是提出了新见,而是在重复思想的国有化和体制的国有化之一合。

   

   其实,毛的或者刘的新民主主义——到了邓时和后邓时期,业已转换为以“改革开放”为口号的非公有制,非私有制(正常之私有制,法治之私有制),无产权所有制之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此一既不是正常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之怪胎,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主义显然打着毛藉戳记和党国烙印;也是对西方加入普世政体之社会民主主义之反动——谢韬先生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前者是历史实践,历史理念和修正主义之正确论;后者,是乌托邦——换言之,今天之第三条道路者,就是要沿着这个虚无主义的理念和特权阶级的实践,继续他们占有中国社会百分之七、八十财富的现状而不思悔改,偷梁换柱。这一现象不是创造,是一个复辟;不是对于普世价值的回归,而是籍口代表所有阶级而意在保护特权集团。此一现象指引了、或者还会指引更多喜欢招安和被招安者们身体力行,前仆后继。这是他们选择和负选择的自由。只是这个自由,如果泛滥成灾,那就会像四十年代末叶,中国知识分子被中国极权主义淹没那样,使得中国前途再倒退一百年。

   

   《动向》

(2011/09/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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