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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读《蒋经国秘传》

   

   

   江南先生的智慧

   ——迟读《蒋经国秘传》

   

   刘自立

   

   作为大陆读者,看到江南先生的《蒋经国秘传》,和海外读者也许时差二十多年。有幸居然前几天在北京地摊上,看见盗版此书。买后急读之,就像补课一样。读之,觉得江南先生确实智慧勇气过人,文笔史料充沛。其中,主要发现一点,即,江南先生得出或者说,他预言了台湾的转型和政改。这个结论的得出,使得江南此书获得了今天的意义和内涵——因为,台湾转型成功,一直是大陆制改的必然参考和尺度。虽然,一如我们以前所言,关于转型的基本判断是,台湾是一个威权体制;大陆是一个极权体制;这种专政和专制的迥异,在政治判断和逻辑区分上,无法苟同同一而忽视其区隔;因为,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台湾转型所适用的那些基本要件和内地不同。一是,台湾从来没有施行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掠夺和文化革命;再是,台湾转型势必仰仗的自由(私有制不动之)经济,自由选举,自由媒体和自由人物之作用(胡适,雷震,殷海光等),都是大陆阙如之,必要甚至充分之条件。最后,此书给出美国抛弃台湾的尼克松实用主义和绥靖主义解析,经国先生难中兴邦和大义解民之勇气,也可以说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后来的诠释就是,中美建交,导致台湾民主——这也是为江南先生所充分关注国际因素。所谓内政是外交之延续,在此特例中变成外交是内政的变数。只是可惜,当时之蒋经国政权里面的凶手,并不知道江南先生的批判寄予希望,江南先生的否定也备肯定,却还要必杀之而后快,可谓愚蠢凶恶,不能释之!

   

   当然,这还不是江南先生所给出的所有提问和解答之最要。最要紧的是,他对于台湾蒋介石和蒋经国专制体制的批判,对于一向以来,人们所关注的台湾对于吴国桢,孙立人案的政治内涵之判定,乃至他对于美国人首鼠两端的诡诈选择,并未导致他全盘否定蒋经国之体制之转型的可能。在此书的结尾部分,这个文字的表达十分清晰。让我们这些现在住在极权主义体制里面的人,自然发生拿来台湾转型和北京转型的某种比较。且从中寻找某种共性,以达成趋利避害的良性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如何发现“专制体制”(威权主义)和“专政体制”(极权主义)之分野;如何驱动大陆现在的权力社会主义和利益资本主义的结合之瓦解;如何利用台湾一度盛行自由中国,自由媒体之现状,从当今互联网的存在主义里面,补充北京统治中牙根不存在的自由媒体之作用;这个自由(或不自由)的互联网,究竟是不是撬开极权主义媒体舆情控制和大脑控制的一种可能?……诸如此类的话题,结合江南先生的秉笔直书,索微探幽,产生如何看待“经国模式”的政治再思索,是我们阅读刘先生宜良和纪念这位自由主义作家最好的方式之一。虽然,江南先生被害身殁,业近三十多年,但是,他的自由之死和民主之难,却还是通过他的著作,给人以极大的启示和震撼,让人思醒,让人情撼。

   

   我们从两个方面回顾江南的看法,以达到解答台湾转型问题的诠解。一个就是,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以后,台湾民间势力崛起,民主对峙专制之间的张力大增——加之美国人和毛-周眉来眼去,暗递政波,台湾社情内外忧患,唯有利用自由民主之价值,唤起世人新识新建,才能一去国危国耻,而达新路新鹄。我们看到,经国先生转变之策的内外压力之根据。没有这种根据,这种转型是不会发生的——换言之,就像一切之专制,极权转型一样,没有这种国际压力,甚至压力不够大,不够深,要想督使专制人物转变,势比登天;经国如是,戈尔巴乔夫亦如是。另外,1984年死难之刘先生,不知道86年之民进党成立,后,报、党几禁之解除,同是内在变化根据必备之条件。简言之,大陆现在的外来压力和内在压力,都还处在中等程度;尤其是外来压力,根本不足以动摇这个体系的基本支柱;因为,原因有几。一是,美国人并不认定和解析中国政权的特有定性。他们二糊其中,忽三再四,说,中国是伟大发展了的国家,且愿意看到这个东西的发展;同时,又骂声不断,言之威胁论不断,人权不佳论不断。二是,中国人里面,改革并无共识;新民主主义之毛藉戳记维护者有之;太子,老右一起合作者有之;普世价值高扬者,维权高蹈者,自由坚持者亦有之……其实,各种基本矛盾就是,你不改变这个政权,如何修正人权——就像你不根改基因,只作表层文章,岂不是南辕北辙,皮毛二分,说东指西。这个现状,确源于欧美之所谓地缘政治,经贸关系,外交关系甚至政客心计与自由民主基本诉求的混淆,难以辨识;一些基本原则和普世价值为之保守,为之朦胧,为之侵害。

   

   江南先生对此之洞察,十分清楚,十分犀利。我们看,“七十年代,台湾上空,一股自美洲大陆送去的寒流,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盟友——美国,外交东西上有异动的趋势,尼克森总统就职演说(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中暗示,将与北京修好,同月二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另一个使台北感不安的事实是,第一三五次会谈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

   

   “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行动,向中国示好。”

   

   包括,美国人观光北京许可;非战略性商品贸易;第七舰队寻航海峡改定期而不定期;停止出售台湾F-4D飞机;经国遂第五次赴美访问。经国相知美国对中共会做什么让步?

   

   关切所谓台独分子之美国态度。

   

   “四月二十二日,经国和季辛吉举行第一次单独密谈。事后沈剑虹问他季氏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信息,‘他只是笑笑,未发一言’。尼,蒋正式会晤,‘尼克森很有礼貌地倾听,但未作如何承诺’。

   

   “五月十一日,罗吉斯致函参院外交主席傅尔布赖特(大陆译富布莱特)表示国务院‘对废除台湾决议案与其他三项决议案没有明确的意见’。”(皆见《蒋经国秘传》,下同)

   

   江南说,“美国的外交态势,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更改历史了。”

   

   随后发生台独分子暗刺经国事件。

   

   经国回台,受到类似当年南京欢迎蒋介石从西安回之场面(西安事件后)。

   

   此间,发生经国经济增长政策之合法性评估,“‘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石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蒋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的威胁。’(《纽约时报》)”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对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强差人意,某些方面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现象。”

   

   陈鼓应鼓呼;柏扬,李敖下狱……殷海光迫辞台大,接受教育部聘书;被拒参加海耶克(哈耶克)座谈会;最终拒他赴美。

   

   陈鼓应说,“它的(台湾)‘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份的变动,而面临重大危机。”

   

   以下便是转机的出现:“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自由中国》)的主要成员……联名发起‘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民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非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经国与陈等“彼此沟通,互相交流”。此为“鸣放时期”;类似胡萨克自由化时期。

   

   刘先生写道,经国不能继续乃父威望,“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办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政府,而找其他的发泄途径。”加之经国借此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斥阻力。

   

   “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非的措施,马上名声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内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徽。”

   

   事情不是没有反复。外交上,福特总统对于蒋介石死保持冷淡。而与此相反之民主主潮则有借此冷淡再度发起。《台湾政论》接替《自由中国》,继续民间舆论之发声。1977年之许信良参选之、脱党之中坜事件发生。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向以三种力量——军队。党、特务——为支柱。但特务们面对汪洋大海的人民群众时,一无作为,借重军队,军队中士兵的组成,台籍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要他们镇压自己的同胞,宁可抗命,不愿开枪,……”

   

   “在此特殊的情形下,军队失去作为专政的有效工具。

   

   “受许信良当选的鼓励,全省地方势力普遍上升,一股新的参政热潮蔚为风气,由县市长到县议会,很多新生代人物投身问鼎,造成一九七八年的选战高潮,党外声势,凌驾执政党之上”(!!!)

   

   国民党开始“奠定未来比较公平的选战基础”;“党外人士仍旧以政团形式出现,如‘党外总部’。

   

   而外交旋即变成内政的旋律依然作用于台湾政治舞台。经国当选第五任总统时期,美国依旧冷淡之。就职盛典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布热津斯基)当天飞往北京。要和北京完成正常化作业。

   

   江南说,外交恶化和岛内民主一唱一和;民主人士团体要求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解除戒严等等要求如传单攻势,十分凌厉。他们利用政府禁党,不禁刊物之露隙,《美丽岛杂志》在“全省设立十余处办事处,作为党的变相机构。”

   

   随之,发生美丽岛抗争事件。

   

   江南总结,这时期的台湾,业已有所改变。这些改变就是:

   

   ——以放逐代监禁。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

   ——放宽出入境限制。

   ——言论尺度放宽。(“言论尺度和过去有天壤之别。”)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

   

   于是,台湾的一切开始转向改制;继而出现“进步再小,也是进步”之说法。奇观却是,如果没有美国抛弃台湾的压力;如果没有台湾在老蒋时期旋即开办的某种有限度之自由选举;如果没有专制主义并不斩尽杀绝之七十年代中坜事件和以后之美丽岛事件中,自由的此消彼长和浪浪逐波;如果没有台湾知识分子并不满足有限开放和有限自由,而要达成民主制度;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的经济政策之在威权主义制度中的成功建设;如果没有他的从最初的苏维埃主义转变成为中国式,蒋介石式的专制和民族主义;如果没有美国人和台独势力对于这个合法性的冲击和压迫;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自身的反省和改变……这一切,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填补。这个方式,也许始台湾的极权主义拯救,经济主义的刺激和其他种种非自由,非民主选择,那么,蒋介石之专制就会变型,变成毛式极权;而经国先生赖以做基的转型,就不会发生。知识分子都被赶到五七干校和后来的软禁和硬禁里面,甚至锒铛下狱,还有什么“小进步“可言呢?这里的一切,就要重新估计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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