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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今天》

评《今天》

   

   作者:刘自立

   号称抑或自称“纯文学”之杂志、网站《今天视野》一度被无端封锁(后来又再度开禁),并未引发任何有价值的争议和抗议。

   

   沉默,在尴尬地继续着。

   

   为此,我们出来说说话。

   

   对于《今天》杂志(含后来之网站),坊间说法有异。一说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文化阵地;一说,其文字,作者,观点颇有新左色彩——关于主创人北岛先生,也有一些异论;一说,他是新诗运动主将,又说,他在落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后,转往香港,其作品和影响之发展,开始转向大陆,且有很多书籍文章得到内地报纸杂志刊登。此说中,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来自北岛和他的同仁们的一种主张,即今天杂志代表着一种所谓“纯文学”倾向,并不直接涉入政治写作和争论,也很少涉及中国社会直接的民生课题和民主自由之探讨。这个说法,在现实层面确属如此。虽然,我们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定位,不能苟同这样的“纯文学”说(如,马建先生等人对此有很好说法,不再一一),却一直对《今天》萌生以来的异议倾向,保持高度的尊敬和维护。笔者探索文学之起步,也受到振开的直接提携和支持,几种试验小说的发表,主要是振开和万之的接受和认同。其间,试验性小说作品的写作,含万之,力雄等人的试验小说写作,主要受到六、七十年代西方美学哲学和文学书籍传入的影响熏陶。从六、七十年代内部图书阅读开始的这一辈独立思考之作家,对于《今天》当时的出世,有一个思想上的谐振。其后,《今天》内部发生很多分歧和龃龉。很多人不再成为《今天》的作者和读者。

   

   关于《今天》如何发展,是要秉承七十年代异议者文学人的角色和身份,还是转变成为“成功者”,出名人的所谓精英刊物,其内部并无共识。其实,这种张力和平衡,也关乎中国社会现实和后现代、先锋作品之性质,是否依然可以在《今天》齐头并进之提问。坦率说,《今天》和中国社会的脱节和项背,是越来越明显和实在的问题。这份刊物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基本上社会人众甚至学界视界以外的飞地,就是因为他在很多名感性课题上的主动自律。于是,如何凸现《今天》的历史使命和今后发展,《今天》编辑部本身,也未见得有明确的看法和规划。一个偶然(也许也是必然)的节点是,北岛到香港这件事情的意味所在。香港是中国今天现存的言论自由之地;但是,这种言论自由,正在被中共之金钱和权力所蚕食甚至并吞。《今天》可以在此地举办的各种活动,无不意味着一种夹缝求生的艺术和尴尬。尤其是在八九运动被镇压之后,香港媒体,左派媒体,大片转向和死亡(含美国《侨报》一类报纸)。故此,香港左派报人中,很多笔者前辈甚至父执类报人,或者仙逝已去,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只能像当年的大公报人王芸生辈一样,只好采取回避现实之“二王八司马”之写作与考证;只有少数政治类刊物顽强抗压,继续出版——但也有人说,那些刊物,其实也是一些“娱乐”性戏谑之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研讨课题。

   

   《今天》的出现,是不是一份异议性质的刊物;其发展前瞻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政治承担和社会关注之使命?文学和诗歌如何介入政治、且与之保持某种艺术之距离?这些话题并非无可议论,抑或已出答案。我们的看法很简单。《今天》出世,是其单独对抗当时丑陋和媚俗的党化文学所致。其主要的内在审美,给了当时业已受到一些自我训练的青年文学家,一些基本的鼓舞和会意。这个基本的审美之外在、内在,挑战丑陋的毛式小说、诗歌、戏剧,乃是毫无疑问的存在。其间,和《今天》文学对抗的,抑或争夺受众的,并不是江青的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一类文学膺品,而是所谓颇有影响的“伤痕文学”和自律于“十七年”体制的、那些不愿意最终施行独立风格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所谓邓氏时期特有的一种八十年代现象。这个东西,被《今天》的小说和文论所取代和批判,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话题(如,批判刘心武等等)。但是,今天作者在当时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史学训练,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定位历史和政治大背景时,其文学走向和发掘自然显得迷失和乏力。我们知道,如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没有对于俄罗斯历史,法国之拿破仑和奥国之梅特涅等人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没有对于俄罗斯本身的改革与革命,斯托雷平和涅洽耶夫的赞扬和批判;没有对于整体历史细节的扒梳和清理,要想整个反映1949年和1966年的事件,人物和惨案,是不可能的——这也包括不能深入解析毛式革命和邓氏改革。

   

   朦胧诗的出世,无疑具有很多文学异议和道义决心;但是,此诗歌的走向和出名,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式文化招安的奇特结局——很多诗歌者被官媒接纳;适合官方底线之不触动原则和自律者,为数众多;更有甚者,一跃而成为规避政治良心和文学道德之官方文艺官僚者,已经出现、定位,如,舒婷一类人。虽然,其间,情形错综复杂。北岛诗歌的提携者邵燕祥先生,就和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一样,具备一种内外兼顾的独特身份和品质;这种品质,保持着两个内在素质;一个是批判反思政治历史(含其检讨书例);一个是兼顾诗歌形式和体制即古、今传统之结合;也就是古典方式的写作和新诗写作——虽然本人一直坚持一种诗歌原则,即,诗歌文字形制应该兼顾声、形、义三者之备;正如吴宓,罗念生和钱钟书等人所主张;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形式对于诗歌,也有着新诗采纳“影子形式”的必要性和鞣杂性。严格讲,新式古体诗、语体文诗歌,自从黄遵宪,谭嗣同以来,一直发展到今,却被有意忽视。人们读到今天前后的邵燕祥,聂绀弩,吴祖光,李慎之等等新语体的时候,难道不是比较读读那些下半身和撒娇派更加复合人味儿吗?新诗的传统和反传统,后者是一个假命题——前者,才该凿凿实实加以探讨和深化。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人道和尊严,如何得以在邵先生们的诗歌文本里得以保持,而在撒娇们哪里,何尝见到一丝一毫的道义和艺术——打死他们,也不会写出“如今坦克从东来”这类严肃的谐谑曲!

   

   这样,每每注意到形式者,虽无可能在新诗里尽纳传统形式与体制,却可以使得高明制作者,成就一种新的形式感。此无再赘。这样,《今天》之第一次分化,出现在八九、六四之前。八九前期,赵振开为魏京生出狱而施行的签名运动,业已和舒仕途一类人的利害自保,毫无干系。《今天》在八九运动、六四屠杀以后的表现有善可陈,尚可回顾。很多诗人通过外电外媒,强烈谴责了屠杀和镇压行径。然而,这以后出现的沉默、转向和附会,使得诗人们逐渐被内地冷漠,忘却,拜金和左翼观念所影响。很多诗人和小说家开始谋求一种奇特的官方和半官方方式,来提携自身的地位和写作——而几乎与此同时,《今天》原有作者群中,直接、坦率和深刻批判者群体也应运而生,且产生极大影响。这些作家如郑义,王力雄等。这是《今天》的、也许是第二批分化。其间,北岛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但是,他的审美,依旧保持着、他想保持的俄罗斯批判主义文学素质;他研讨的曼捷力什塔姆、保尔.策兰们,依然迸发着原始的热力和火焰;而笔者的提法是,北岛早期诗歌的意义,依然存在。换出一个看点。我们评介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考虑,当然应该在西方价值实现后的民主体制之内;虽然,这个民主和自由,可以像阿克顿那样区分古典和现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跟在解构主义者后面分解和虚化语言的诉求,将未建之屋统统拆掉,我们的解构,如何面对尚未建构的东西呢?价值虚无,往往是将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放弃的。

   

   故此,出现《今天》第三次分化,大致是在2000年以后。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今天》开始关注和转向毛派和左派的文学和政治观念,但是,其主要编者的身份和见解如是。我们并非完全否定新左和毛派——因为,在此时期、在此场合,中国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她开启了政治和文学,左派和右派的玩笑。毛派对于邓派的批判之一半;中国人对于美国既得利益者批判之一半;新左对于极端右翼势力批判之一半,并非完全过时和失效——一正如我们看待中国内战乃至拉美战后、西班牙内战转向时期(对于佛朗哥之争议)之左右分歧一样,是理还乱之状况——但是,左派批判的结局和其批判过程,必须区分清晰;这就是:左派掌权时期和斗争时期的本质迥异——毛和列宁甚至马克思的批判,就是因为其坐大、掌权、无法无天而完全走到反面。(注意:我们唯一允许的价值批判和怀疑一切,可以运用在文学范畴;但是,这个范畴中,如果取缔了《红轮》和《古拉格群岛》,其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批判悖论,又该如何估价呢?他是沙皇和拥戴者和批判者;但是,作为文学的,左派的和永恒的批判性质,永远不会过时。等等,)其中,笔者早期和中期小说,也备受这样的后现代左派哲学观念影响。这种影响,今天总结之,还是颇有心得和视野;简单说,就是过度肯定了德理达式的语言游戏。简而言之,左派哲学家,近而论之,可以提到乔姆斯基,阿伦特,萨特;远来说之,则可以提及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人。

   

   我们前此探索形而上学论——本体论(也有区分神本,人本和形而上学者)——企图将此领域中以“人学”和“存着者”为出发点的海德格尔“存在”说和萨特(“人学”-“自由选择”观,统统作为反对胡塞尔“非人学”(近似神本)还原之左翼哲学,是以区分人学与神学观念之拐点。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换言之,如果人们改换一种哲学史眼光,就会发现,哲学的神学和神学的哲学,所以被康德(他业有悖论——人权:人是目的VS星空道德律——神学)和胡塞尔们坚持和强调——是因为,他们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本体论,通往神本和上帝之路——而海德格尔们的人学阶梯,则往往直接走向:人——民族—德意志—纳粹;俄罗斯无神论也是这个走向:神巡失败——人取代神——列宁、斯大林变成神;中国的情形:祭祀的周礼化、人文化——独巡儒家——神本丧失——毛转变成为神(儒家VS布尔什维克(马克斯.韦伯语))。这是一个可悲的倾向。所以,坚持后现代原则的(萨特类)无神学、“唯物”论原则和自由选择——实践论,往往使得我们的早期批判,陷入类似德国尼采式品格(含,语言学派的虚无主义和上帝元语言论,等等)。但是,当我们整体阅读了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论后发现,经验主义类之无神论者如约翰.穆勒、边沁(他置疑第一推动)等等,他们和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无神论原则归并唯一;但是却坦诚因此而出现的焦虑(见卡尔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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