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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疏契阔

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疏契阔

   ——雷蒙.阿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及其他

    

   

   

   (北京)刘自立

    

   

   

   一

   

   

   

    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契阔分疏,表现在中国人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之含义中;但是,这个含义几乎直接把天下和政权混为一谈;因为,天下,是一个宗教层面;而“得来”之天下,是一个政治层面。如何解释这个歧义,中、西方历史的和政治的解说,往往纠缠在是人、还是神得以建设理想政治局面和政治制度之诘问上。西方人关于“未来时间”之直线论和中国人所谓“五百年一个轮回”之盛世论,都为神和圣建立政治建构提供了混淆不清的说法。这些说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契入我们所谓社会学和政治学契阔的。换言之,如果神圣或者人类提供了可以使得社会自由,公正和平等的手段,那么,他们就可以提供实现社会正义诉求和平等权利的制度建设——这就是社会学为因,政治学为果的分疏与解析——社会学批判之目的是建立一种自由的政治制度;这就是社会学导致政治学的分析路径。可惜,这样的解析并无“正确”的答案;东西方人们,一直以来,争执不休,并无确切的结论——是圣人和上帝可以提供这样的法治,制度和国/政体,还是人类自身,对于自身解放产生的不变诉求,让其千百年来为此斗争探索,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探索了某种迄今为止不可以诋毁的民主制度?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种追求社会“解放”带来的社会理想,是不是可以从社会层面转而契入制度层面,继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学和政治学因果关系和间性关系地课题,东西方智者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继之,资本主义,是不是一劳永逸地或者说永恒地解决了这个课题,答案,同样模糊不清。我们看到雷蒙.阿隆的提法。他的意思是,如果人类和神圣诉求的制度永恒,不能在所谓业已破产的社会主义理想中找到答案,那么,提出资本主义永恒的说法,也不见得对得起历史和未来——中国人所谓五百年轮回而圣人出之提法,就业已破产在这个百年——我们看见圣人不出和庸人满道的相反之历史现实。问题是,人们同样不可以以一种近似西方后现代和西方左派之思索那样,在现实批判后面,树立起来一种子虚乌有的绝对论和正确论,施行像德勒兹那样的彻底批判:他的一个说法是,西方文明和文化之全部“结域”和桎梏,一是来自欧几里德哲学的理性偏狭——

   

    一是来自耶稣这张无言面容导致的异化(见其《千高原》)——这样,就像人们肯定西方之民主和耶稣一样,德勒兹想从根本层面击毁这个建制的外延和内涵。我们的看法恰好相反。欧几里德和耶稣,固然,不是绝对正确和绝对理想,但是,人们看到这里的改变,民主的建制和自由的社会,正好是在这个并不绝对正确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用最为通俗的话说,没有耶稣和理性的社会,就是没有幸福和公正的国家;而指望社会学理想的左派意识,往往一秒钟就滑向毛泽东和金正日的无建制和无理性。这是德勒兹们批判生活而堕入滑稽的、类似马克思主义之后现代枉谈;虽然,他们可以像尼采和格瓦拉一样否定一切。

   

    继之而言,如果说中国以往一切之革命,除去辛亥革命表层上提出了对于上述课题的承袭,其他造反和起义,并无社会学和政治学划一的考量。因为,一切以往的造反只是社会学层面的循环往复而并不触动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相反,辛亥革命企图触及政治领域而其实,他也并未动其根基。这是辛亥之福命和辛亥之局促。动了真格的那个革命,就是毛革命——他在双向互动上都走向负面和荒诞;一是,他并未触动阶级存在和阶级平等的诉求,而是相反,他消灭了阶级,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无阶级(权限)的,去除中间阶级的平面而非传统之立体社会;二是,他在无法无天的政治建构中彻底毁灭了制度建设和法律实施。于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乘机中国道统和学统的积弱和式微所发动民粹暴动,所施行德莫克拉贼主义,使得国破天亡——使得社会学和政治学双双归于毁灭。这是一轮对于尚有积极意义的历史轮回,改朝换代和积极解放(钱穆称朝代更迭为解放)之历史周期规的颠覆和瓦解;是毫无积极意义的、中国体制之马克思主义化和反文明化。虽然,我们很少看见阿隆对于中国历史的借镜(皆见其《社会学主要思潮》);但是,他的一句话评论,似乎既带多歧义,又不乏真意。这个评论的主宰是,马克思主义之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论,非但不能带来阶级消灭,剥削改观和社会布新,相反,他的实现,只能造成苏联和中国进入(从孟德斯鸠开始评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政治方式,即经济垄断和政治独裁,出现一种所谓一个人(皇帝)和人民之间、忽略和消除中间阶级存在的简单二元结构——这个统治风格和西方鼓吹阶级斗争,阶级存在,阶级权限的说法,完全相反;固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几乎是“永恒之存在”的(涂尔干,帕累托语)——而马克思资本论所谓改变平均利润率下降,而消除剩余价值的枉论,更是在实际上,在理论上,都和政治乌托邦一样,转化为荒诞而残暴之现实。关乎于此,我们早就印证过阿伦特援引卢森堡的观点,资本增长的轨迹不是来自内部高端市场,而是来自低端市场(其实是非市场市场——就像中国这类“市场”。她是这样说的: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道:“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

   

    “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祇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或者祇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均见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北京之春》)

   

    而且,今天,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业已转化为苏联和东欧社会并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坏资本主义,权利-权力结合的畸形市场怪胎。于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平富悬殊的课题,和政治学面临的权力结构更新课题,双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

   

    这个破产说的预言和议论,早在阿隆援引的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伟伯,帕累托等人的分析中,就已出现;且在阿隆批判的涂尔干,孔德等人的、几乎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整体论和和谐论中(所谓其协调一致论),得到反证和证伪。换言之,政治革命带来的若干价值不灭论(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为反面革命(中国,俄国,伊朗)所背叛;继而使得革命成为反动——这个反动,就是他们一不能完成社会革命之人民福利诉求,二不能完成政治革命的体制建设和改革,从而在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倒退于前,倒退于沙皇体制和民国、“封建”中国体制的反动——当然,封建中国之周公共和带来的二者关系说,还待人们深入探索(封建=共和的说法有多少理性和悖谬,实在是一个大可言说和辨析的话题。)我们从几个方面简单解析以上说法带来的答案和悬疑,从而回复一种或者几种世纪争论中的似是而非的话题。

   

    这个似是而非话题的主要考量就是雷蒙.阿隆所谓、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会突破他的既定观念和立场,走到一种看似可以理喻的是非解答和辨析上来。这里说到1848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带来的意义和反动——这也是他们所有这些学者,早期议论民主“是非”(托克维尔所谓“民主导致专制”之可能性和可行性……)之观点——继而解之的、就是德国俾斯麦政权的议会政治和魏玛政治导致希特勒上台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短暂现象的民主幼稚病和民主创败论。这个论点和一战时期舆论为之哗然之“西方衰落”论,如出一辙。这个论点,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出现在本雅明现象中,该人左右支绌于自由和纳粹,古典和现代之两难选择里,以至于自杀身死。所有这些左派批判和左派死亡,不过说出了资本主义未见调整以前的、某些造成公正、平等、权限缺失的制度弊病和人员短视。其实,施本格勒所谓一切权力膨胀和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导致希特勒上台之预言,一时间,做成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但是,长远看,西方是否衰落,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得到了简单的否定(二战以来美国崛起和西方强大,实为证)。这个挑战,近来,又出现在对于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的类似难题中(中国政权解救伟大希腊传统的载体希腊本土等等——实为可笑、可悲)。说出1948的事变和历史,我们自然可以循着阿隆的路线和观感,看看效仿拿破仑的波拿巴何以可以欺世盗名,接受如此众多的选票和欢呼。这个现象,很像我们今天看见的冒牌毛派们,如何运动毛之崇拜,施行马克思批判的古装今载;这是两个“革命”国家些微相同的现象;如果说,他们是一种社会学解析,那就牵涉到人们在此政治结构里,如何运用和“被”运用其心理变异,以造就古往今来的克里斯玛心结。总之,民主是错误和专制的前提,就是似是而非之观点。这个观点,同样表现在革命直接针对的偌大课题上。这些课题是,革命,是不是阶级变更和社会解放的前提?同样似是而非的回答是——革命可以造就剥削消失和社会解放;革命是解放之唯一方式。但是,这个回答,其实为非!因为,革命解释的解放和诉求的平等,并不等于革命和解放产生因果关系。因为一,革命诉求的因素,宪政,自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本不是革命开创之局面,而是藏匿于(至少是)西方的古老文明和古老传统中——就像雅典的民主和罗马的共和——革命之爆发,是因为专制国家和政体中断和屏蔽了这些传统之精神,之体制,之运行;二,正面革命,不过是要恢复议会和反对党的活动,且在革命之中央集权和自治民主之间,做好摆渡和均衡,以消除革命极权为告别革命之前提。这也是阿隆批判马克思,孔德和涂尔干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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