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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华盛顿路线”-- 与一个留美博士的对话

拒绝“华盛顿路线”--


与一个留美博士的对话


杨非羊


   
   以下对话是虚拟的,如有什么雷同,纯属巧合。

   
   背景介绍:
   
   在一个研讨会后,杨非羊和一位留学美国的历史学博士还有其他几位八零后的留学生们闲聊。这位博士大概也是八零年前后出生的。有人先谈到22年前的运动的事情,大家几乎都默不作声。后来,谈到中国的网络封锁。杨非羊问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为什么这二十年来, 你们这些学生只是向当权者扔了一个鸡蛋(武大的学生向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扔鸡蛋与拖鞋)。一个八零后留学生说“其实,我很敬佩那些参与反对运动的人。我本人今天没有做出那些22年前学生们做的事情,只是我们不敢。国家的监控太厉害了,参与反对派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啊”。
   
   杨非羊:看来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另外,看来大家在谈论政治问题上都有些恐惧感。如此,罗斯福几十年前提出的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重大啊。
   博士:可是,哪个国家没有恐惧?美国不是在2001年后制定了“爱国者法”,授权政府可以监听人民的谈话吗?
   
   杨非羊:首先,你熟悉美国“爱国法”关于监听的内容吗?
   博士:不答复
   
   杨非羊:你知道爱国者法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多少真实的恐惧?
   博士:不知道,但是我的教授们在谈论和批评它。
   
   杨非羊:你自己在美国生活和学习多年,你自己真实的有受到美国政府监控的恐惧感吗?
   博士:没有答复。
   
   杨非羊:美国“爱国者法”对于美国公民产生的恐惧程度能和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监督进行比较吗?
   博士: 恐惧就是恐惧,没有什么可区别的。
   
   杨非羊:你认为国家对人民的监控是正义的吗?
   博士:当然不正义。
   
   杨非羊:你能够用别国不正义的国家行为为中国不正义的国家行为辩护吗?换句话说,你可以用甲的杀人的行为,为乙的杀人做辩护吗?
   博士:当然不可以。但是批评美国不正义的行为总是可以的。
   
   杨非羊:你最关心美国的事情还是中国的事情?
   博士:当然是中国的事情。
   
   杨非羊: 那么你去批评美国有什么意义?
   博士: 不回答
   
   杨非羊:批评美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还是为了证明中国的制度比美国优越?
   博士:当然为了中国的进步。
   
   杨非羊:批评别人如何能改进中国的事务?
   博士:当然可以,免得中国走“华盛顿”路线(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加上分权的民主制度等等)。
   
   杨非羊:“华盛顿”路线有什么不好?
   博士:中国没有华盛顿路线,也创造经济繁荣。
   
   杨非羊:我们能否不要谈西方、东方,不要证明中国制度比西方有优越,来具体地就中国个案问题进行讨论?
   博士:可以的。但是,我们也要排除掉西方制度比中国制度优越这个假定。
   
   杨非羊:让我们举例中国的腐败问题来做制度比较。 你认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和后进的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政府的清廉度方面是否要比中国好?
   博士:没有办法比较。
   
   杨非羊:你知道有一个关于政府清廉度的国际报告吗?
   博士:听说过。
   
   杨非羊:根据那个报告,中国腐败程度比西方和亚洲民主国家要严重。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报告来做进一步的比较吗?
   博士:不可以,那个报告根据西方标准得出结论的。
   
   杨非羊:你自己能否拿出一个标准来供我们进一步比较反腐败的制度性问题?
   博士:我现在没有。
   
   杨非羊:那么,根据你自己的体会,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否非常严重?
   博士:是。
   
   杨非羊:根据你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切身体验,你能否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比美国严重?
   博士: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
   
   杨非羊:那么我们可否借鉴别人的经验来反腐败?
   博士:当然可以。
   
   杨非羊:我们能否假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人民投票和监督权是防止腐败非常得力的方法?
   博士:可以,但那是西方的方法。
   
   杨非羊:那么我们能否拿出什么中国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博士:我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前不久有个美国教授在中国江苏的一个地区做“deliberative democracy” (协商民主)的实验。他用问卷方式让百姓决定该地区的预算问题。问卷的结果是,政府要多搞绿化和多设立公园,不是中国政府想的开发工业。这就说明,在一党领导下,人民有可能通过协商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方法可以推广。
   
   杨非羊:这个“协商民主”不也是西方先提出来的概念吗?
   博士:这个,这个、、、 符合咱们国家国情。
   
   杨非羊:好吧,不谈东方和西方。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搞协商民主实验的议题是谁决定的?
   博士:当然是那个搞实验的教授挑选的。
   
   杨非羊:如果这个协商民主的方式能够推广开来,议题是否总是要由政府提出来?
   博士:看来这是个问题,老百姓也应当有途径提出协商的议题吧。
   
   杨非羊:如果老百姓也可以提出协商议题,议题本身是否有限制?比如,人们能否提出“在2012年6月30日前,所有政府官员都必须如实申报财产,”即制定和实施阳光法案?
   博士:这就有些不好说了。
   
   杨非羊:如果政府不予采纳民意怎么办?
   博士:这个还要研究。
   
   杨非羊:如果民意不被采纳导致了民愤,人民可否有权利和程序来罢免那些政府官员?
   博士:这个我想是吧。
   
   杨非羊:言论自由能否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和深入了解协商的议题以及起到逼迫政府采纳百姓的意见的作用?
   博士:那当然。
   
   杨非羊:如果民众对于一个议题,比如预算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能否结成党派以便进一步的表达自己的看法?
   博士:这个恐怕不行,这不又回到华盛顿路线了?
   
   杨非羊:民意调查的方式是否应当公开?
   博士:公开好些吧。
   
   杨非羊:那么人们对于民意调查的方式和结果有不同意见,能否到有一个类似的司法机关提出控告?
   博士:在制度设计中,应当考虑这个问题。
   
   杨非羊:尽管通过民意调查,政府也采纳了民意并且通过了某个决策,如果某些人或团体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些个人或团体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某些补救?
   博士:可以这样设计。
   
   杨非羊:为了得到公平的结果,法官是否应当独立办案?
   博士:这个应当吧。
   
   杨非羊:这样看来,协商民主的前提也是“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人民的监督、罢免权?
   博士:没有答复。
   
   杨非羊:我听说,协商民主的倡导者们也强调,协商不成的时候,人们还是得将议题交给议会来决定,多数民主制度还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吗?
   博士:协商民主还是个理想。
   
   最后的评论:
   
   杨非羊将这段对话说给另外一位80年生的大学毕业生。她现在是某个大学资产评估员。她说,那个博士没有社会工作经验,从学校到学校。如果她(他)在中国参加了社会工作,她(他)就无处不和罪恶打交道。到那个时候,她(他)就明白了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做什么拒绝“华盛顿路线”的学问,而是要如何学习别人的经验解决自己的问题。
(2011/08/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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