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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另类解读

辛亥革命的另类解读

   

   作者: 刘自立

   

   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正是为了拨开所有的谜团,回到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些原有因素上去,并且解读,何以当时的社会存在那些因素;而绝对不是枉顾那些因素,用一种虚构的是非观念,以附会毛主义革命之虚妄。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近来,加拿大人为该国究竟应该实行共和国还是君主国,争论不休。这里,派生出中国人百年前,关乎中国人要建立共和还是君主国(维持之)的争论。其实,退一步讲,共和之法国和君主之英国,在国体上,固然两样,但是其政体之民主性质则同一——这就是问题本质的解答——实行“君主之共和”,也不是没有可能和没有理性的说法。法国革命后,夏多布里昂的说法,应该是这个革命解构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最好说明:我们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于是,英国之弑君传统批判,在法国的革命赞歌里,变成另类声音;而法国对暴力传统的反思,在肯定君主时期的三级议会模式中,和英国人革命时期争取恢复议会机制,殊途同归——一只要统治者认定议会的复活,君主之去留,不成问题。这样,在这个政体解决的国体课题里,共和之概念得到最广袤的诠释。这个诠释就是,共和的人民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包括各阶级财产乃及人权。政党政治,是测试这个政体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些因素,共和等于0和(如,中共国和苏维埃——因为他们是各阶级的0和)。在此世界革命前提下(含世界君主制度前提下),再来考量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事情,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分成几个层次来商榷这个课题。1,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之所以如此称谓,因为我们为1949年以前的革命,定性如兹:他是循环和运动于一种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基本上完成改朝换代的目的——而改朝换代,之所以可能,又因为革命之人天旗帜——顺天应人性质锁定——这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性之前提。细致而论,这个人道和天道固定了中国历史并不走上无法无天之轨迹的约定(虽然,这个“约定”不是中国传统用词)。基本考察这个转折,我们可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前革命转折和后革命统序,都是建设在上述世界各国转折历史、那些不可须臾缺乏的要素中。其皇朝和新贵的崛起,本是潜在于旧朝的、在朝和在野的,各阶级势力并未消亡之故——在那样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朝代和皇室和贵族和民间和知识分子互动互源,不能也无法终结之,如消灭之后来的极权主义社会(无社会)。秦汉,隋唐,唐宋以来,所有这些朝代的更替,都是前朝不可以、也无法剿灭各阶级存在之制度使然。无论是刘邦,项羽还是李世民,赵匡胤,他们的造反和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他们集合和笼络各个阶级、阶层、人物和势力,实行再组合再革命之故。我们传说中的演义,史料和正史,及时记录了这样的各阶级组合崛起,消亡重组之变化过程。所以,将中国历史只是称之为农民起义改变了一切,完全是阶级立法和马列取证的伪证之道。

   

   2,在此转折和革命期间,前、后、中间的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都在实行一种亡国不亡天下的道义服从和天意皈依。这是我们称之为,中国人革命,不亡天则的、类似法国英国革命不亡上帝的那种革命-天道一统论。这个法则,其实,就是要实行历史主义的本国传统。于是,在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演义过程里。这个西方(含俄国)的天道革命,产生了极大的革命曲折和歧路分化。俄罗斯东正教的反罗马运动,激起俄罗斯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路标派”即“巡神派”)反对意大利、梵蒂冈教廷为正统的教派独立运动(称谓莫斯科和彼得堡是第三罗马,第四罗马云云)——而且他们深化这个运动为反对世俗普世价值的,政治世俗化的,独特俄罗斯清谈运动。这个运动的空洞化,导致列宁的闯入和投机。于是,这样一种非道取匪的宗教异化变故,成为马列咒骂宗教的革命之开始论——这个东西,传到中国,就变做要取缔中国历史和历史道统,转换成为要科学和要民主——却枉顾传统和历史的虚妄主义——须知,没有传统的自由就是不自由;没有体制的民主就是民粹和极权——而科学的工具主义不是科学而是科技主义和文化涂灭。

   

   3,接下来,中国革命的辛亥时期之定性,显然,面临着西方道统,中国(老式)道统和苏联“道统”的适者生存的命数——这个操作的革命目的论,转变成为消灭“人是目的”的传统说法——也就是废黜道统,废黜传统,废黜文化文明之举。这个精神层面的极大危机,跟随西方其他类似废统派,(负面)现代性学说的蔓延,至少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类急进主义者那里,他们选择性张扬了那些岂有此理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半个)社会进化主义,易朴生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等——他们显然不如日本人和土耳其人(及后来的印度人)那样,在革新中,一步到位而拥抱孟德斯鸠和洛克那种建制主义,而选择了取消主义和非制度主义乌托邦——这个东西后来又发展成为今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故此,辛亥革命时期负面和正面的国际环境,为后来孙文走上首鼠两端之路埋下了伏笔。但是,辛亥革命对正统和普世价值的追逐和认定,却使得孙文从头到尾不失为一位机会主义者和原则主义者之结合者。他是辛亥前、后时期,主张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文明的同化者和参与者;只是,他没有在学统和道统上,给予更多的实际的解释和作为。这是因为,1911年,根本不是,尚且无法和不能是1917年,或者1949年。虽然,世界负面废统大潮,业已开始了希特勒悄然崛起的负面作业,但是,西方和东方正统作业,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反对苏联和提携中国正统势力之势力,在那个时间里,并不是坐山观看而袖手旁观——至少,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们在努力。这些努力的国际化背景是昭然若揭和十分充沛的。这些史迹斑驳固然,却不乏起新之处——这是我们关乎的要点。

   

   这些要点包括,4,上述三者的分野和同一。这些分野,大家了解如史料和观点,如前此之所谓。所谓孙文革命和慈禧新政的优劣,前后,轻重之分野——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召开国家议会之选项和终于取权定位(皇位)之举动——此间,孙、宋仰仗袁世凯之场所,之动议,之实际,召开议会和准备议员,后遭涂炭——而后袁时期,继续之南北议和和和平共处(其间,也有战争);先是段、孙之间的和平共处(见冯自由著作)——后是蒋介石时期北伐;再是北伐前后的新老政权,新老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共处(1929年的统一论)。这些阶段论和演变论,又说明了什么呢?一句话,这个革命,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就像列宁斯大林和毛革命主张的那样。戏谑而言,这是一种可以建立敌人,也可以转敌为友的那种专制主义国体和政体中的革命——就像中国历朝历代之所谓革命那样,前后朝代之统一;各阶级之融合;私产之照旧;皇统、道统之归一;皇权和共和之类似;皇帝和人民之治衡(含皇朝里面的治衡等等);政教之间的在朝和在野;退隐和显达等,形成辛亥革命类似旧革命之性质说和可塑说;其弹性结构和弹性解构是一体存在的。

   

   这个性质说,在笔者看来,就和观察英、法革命一样,他至少不是新旧阶级,统治者和大众受体处于不断革命,专政和(被)抢夺的恶劣政体中,而归于万劫不复之境域——不!这个辛亥潮荡和以往革命,起义,政变一样,兼顾了前后两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宗教)处境(一说孙文秉承前法老规,不是虚言)。这个处境的变与不变,就看人们如何解读而废用毛主义、列宁主义之则,取释也,应证也。我们的意思是,孙文政体改变固然可以很好——变皇权为共和——但是,如果不变,也并无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这个历史选项是不是会演变到议会制度和虚君制度(而且,英国人所谓革命和保守之争诉诸的那些文化保留和传统尊严课题,也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之附会之议题)——所以,袁世凯是不是做君主,并不是千万不可的课题;而是有没有千万与一之可能性议题;真实实在者是,袁世凯是不是、和能不能、实行君主-共和,从理论到实际,天壤之别,他的操作性如何——是不是可以像俾斯麦一样,对于议会,游刃有余——而俾斯麦明确告知,他的游戏规则是,“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老袁,起码架起一座木桥(是不是纸桥?!)这是一个实际的难题(就像中国是要屈从列宁,列强,还是屈从于毛——那个比起列强还要列强百倍之祸害)——就像宋教仁是不是想实行议会制度和能不能实行之,是一个实际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一样——一说皇权和议会就是矛盾对立,你死我活,……根本就是枉谈(前书英国等例子为证)——再是,最后,如果孙文不死,他实行和列宁的集合,和共党的集合,那么,事情当然很严重;但是,问题是,一个早年看透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孙中山,难道不知道苏联这个东西是什么货色吗?——所以,孙文的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尚待研讨——就和说袁世凯是不是要实行君主—共和一样;也需要深入研讨。总而言之,说皇权主义错,说共和主义对,实属幼稚和诡辩之武断;批判的武器需要批判。接下之问则是:人民共和,究竟是共和,还是0和?

   

   故此,我们的分析走到一个另列路线;就是说,如果上述一切之规范,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主义之革命外延和内涵,转变成为希特勒用民粹颠覆民主,而列宁和毛,用革命颠覆了传统,天道和人权,那么,革命的性质和局面,就会一塌糊涂;所谓转变敌我之间的所有可塑性就会归0——孙文和老袁的议和;孙文和老段的共处;甚至老蒋和各种军阀大佬的争斗和和平,就都变成打死刘少奇和打死彭德怀的结局。这就是极权主义革命的“魅力”所在——他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够把民粹主义,人民运动,革命战争和阶级反抗,一瞬间,变成一个魔头的统治而取消一切古往今来的天意人道文化社会,资产阶级和社会存在——一人将不人,人业不人的社会,和辛亥革命的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选项,毫无关系——这些人魔神魔和魔鬼的制度和不制度,宗教和不宗教,政治和不政治,文化和不文化,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社会的古怪插曲;而将此插曲固定化的种种说词,居然和与此毫不相关的辛亥革命甚至英法革命挂钩牵连,这乃是极为弱智和愚蠢的判断。换言之,辛亥纪念的任何意义,都是绝对可取的某种高尚选项——包括袁世凯皇权主义幻觉;包括孙文主义之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宋教仁的议会雏形来源于英路宪政的理念;包括蒋介石和新老军阀实行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甚至,包括老蒋定位苏维埃主义某种合法性和同一性(他们联共一统战线等等);包括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的建设和缴匪(和上述他赐予之之合法性首鼠两端……);最后,自然包括了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土改,选举(自由的选举),舆论和人物的自由主义……——乃至蒋经国的源自老蒋基础的变专制(不是变极权)到民主的过程——而这里的纪念,完全不可能采纳这些辛亥和后辛亥的正面元素,而是要戕灭之。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正是为了拨开所有的谜团,回到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些原有因素上去,并且解读,何以当时的社会存在那些因素;而绝对不是枉顾那些因素,用一种虚构的是非观念,以附会毛主义革命之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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