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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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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作者:冯崇义、杨恒均 (悉尼科技大学)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华儿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国革命与宪政的坎坷历程与成败得失、评判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依据当代人的“问题意识”、当代人的视野和当代人的思想高度去“叙旧”。反思过去当然是为了今天与未来。“立宪”百年而仍然没有宪政,中华儿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惭愧,有充分的理由惭愧得无地自容。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年头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须抛弃错误的历史观,以免误读历史或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可以来自右的方向,彻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为死硬的统治者坚决拒绝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为之。矫枉过正更可怕的是来自左的方向,沿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流氓史观,鼓吹“彻底革命”。列宁等人错误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搞出毒害全人类的党国专制;毛等人错误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搞“彻底”的“革命”,差一点断掉了中华文明的血脉。

   
   
   
   辛亥革命:妥协与和解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内在于民主。民主政治是通过多数人的同意授权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妥协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赢家通食。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个世纪前足以左右中国前途的四种政治势力以天下苍生为念、根据民主精神达成的一种壮丽妥协: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
   
   革命派见好就收、功德圆满。满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种子。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扬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血迹斑斑。辛亥革命前关于“驱除鞑虏”、“剪灭鞑虏”的反满宣传,大有将满族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势头。
   
   但是,辛亥革命进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统计,但总的说来死人很少。武昌起义头两天内夺取武汉三镇,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军借机杀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及夺回武汉三镇的战斗,死亡人数也不过千人左右。至于其他响应湖北倡议而宣布独立的各省,死亡人数更少,财产损失也不多。袁世凯的北洋军自从1911年11月27日下旬攻占汉阳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各省的进攻,战争打得比较文明,减少了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内的确发生过杀戮革命对象的行为,但很快便被制止,滥杀无辜的情况没有扩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驻防的南京、镇江、杭州、乍浦、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后落入革命军手中。其中有一些驻防点由于八旗兵放弃抵抗,而被革命军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驻防点的八旗兵由于反抗而被革命军镇压。但大规模的“排满“没有发生,想一下几百年的“反清复明”积攒下来的仇恨,这实在堪称奇迹。陕西的排满最厉害,据传西安的旗人由于反抗而被杀二万,但实际被杀的人数要少得多。三十几年后中国的另一场革命,“消灭国民党军队八百万”,还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定为“恶霸地主”、“反革命“之类的平民,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革命派(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与时俱进、华丽转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迅速完成了从“革命党”到议会政党(执政党)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实很“不彻底”,没有被“阶级仇、民族恨”所支配。没有犁庭扫穴、没有斩草除根、没有“革命恐怖”、没有“镇压反革命”、没有“专政”、没有报仇雪恨。
   
   “阶级斗争史学”的荒谬性: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天底下不会有以“节制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全中国也没有几个资本家,何来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而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革命。同“戊戌变法”一样,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领导者是“中等阶级”即“新型知识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再是“成者王、败者寇”,也是中国几千年循环往复改朝换代的结束,辛亥革命是文明而理性的变更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国赶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国能够有效地抵制外来侵略。
   
   立宪派折冲樽俎、化险为夷。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大大出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意料,此前革命党人运动会党在帝国边缘两广云南搞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应者廖廖。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内即有十多个省响应宣布独立,颠覆了清王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宪派人士的响应参与。当时立宪派士绅的领袖,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在说动一些都督、巡抚宣布独立、说动袁世凯反正等方面,功勋卓著。立宪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努力引进西方代议制来取代过时的专制制度,整合改革中社会出现的不同利益。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共和民主,目标都在于宪政,只不过是革命派更为激进些。手段分歧主要在于要不要暴力“排满”。在这一点上立宪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欲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立宪派所提倡的却是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都包容在中华民族之内。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迅速转变立场,接受了立宪派的主张,共同构建“五族共和”(实际上是中国版图内所有民族共和,当时还没有“58朵民族58朵花”的肉麻说法)。
   
   立宪派从制度变革和思想教育双管齐下,扎扎实实地既开官智,也开民智。立宪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性大规模和平请愿、切实推进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等改革事业。国会请愿运动是要朝廷改变制度和转变思想;发展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是培植和训练民众行使政权的能力。当时的进步力量已使宪政思想深入部分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传檄而定、咸与维新。
   
   满清王室审时度势、理智退让。王室内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现和成长起来。满清王朝在1898年有过脱胎换骨、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断送在顽固派残杀“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清政府后来悔之莫及。清朝灭亡前的10年的“新政”,先前被说成是“欺骗”。其实,经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劫难后,清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识,连慈禧太后和最顽固的皇亲国戚也主张改革。清末10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国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警政制度、军队建制等均于此时起步。在科教文化方面,废科举、兴新学,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法制的现代化改革更不用说,不仅引进了刑律、民律,为发展经济还议定公司律、破产律,直到钦定宪法,预备立宪,准备开国会,筹办地方自治。经济上也在与世界接轨,创办大清银行、修建主要铁路干线、改革币制、税制。为清王朝挖坟墓的是清朝顽固派。宪政改革无疑是要让请王室出让实权,但清朝顽固派却死抱权力不放、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组织“皇族内阁”(1911年5月裁军机处,改设内阁,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十三名阁员中王族占七人),伤透了汉族大员的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摄政王载澧,主管政法大权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等,是政治上相当厚道开明的人物。他们对“有异心”的汉族官僚魁首袁世凯优容有加而不置之于死地;特别是对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910年2月下旬进京埋炸弹行刺摄政王载澧(皇帝他爹)的叛党汪精卫等,居然也没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讯逼供株连同党,在南北议和期间就赦罪释放了(难怪1925年孙中山病死前一个月,在北京带着汪精卫等往醇王府拜见载澧。当今的诸位要学习学习啊)。南北和议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发布了“罪己诏”,30日宣布开放党禁,并随即大赦政治犯以促进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势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没有搞几个“坚持”,也没说“绝不”,体面地退位,这才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
   
   满清军事实力派顺天应人、皆大欢喜。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兴”,仰赖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开始编练新军。新军领导权也因为“八旗子弟”的无能而落入袁世凯等汉人手中。因为感觉到大权旁落,满族贵族集团曾一度以“回乡养疴”的名义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但袁世凯在新军中所培植的,非满族贵族集团所能左右。武昌战事一起 ,袁世凯就指使其党羽挟迫清廷恢复其军权,并委任其为总理大臣。这样,清朝军政大权终于落在汉族官僚集团手中。
   
   两军对垒,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袁世凯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开启和解的智慧。10月20日,遭贬黜蛰伏多年的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时,开出的条件即是:开国会、解党禁、赦免革命党人。袁世凯出山后对南方革命军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显示他的实力。他当时在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南北和谈是实力派与革命派对谈,但居中谋划调停的是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原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隐居的上海私宅“惜阴堂”,成为南北和议谈判之地和各派谋划成立民国政府的据点。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阴堂” 拜会赵凤昌。清王室的退位诏书竟由张謇起草,和议各方在“惜阴堂”讨论定稿,由袁世凯转交隆裕太后签发。
   
   袁世凯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称:“将统治权公诸于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接受临时大总统时通电赞同“共和为最良国体”,立誓“永不使君子政体再行于中国”,深得人望。
   
   
   
   军阀混战:政治领袖们定力不足
   
   
   
   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在中国成功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当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没几个民主国家),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为理想信念而战,武昌首义诸贤都没有争权夺利。他们没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没有贪功,在革命已经发动并占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指挥权交给了当时并非革命党的吴兆麟。而吴兆麟也没有占山为王,又将指挥权给了清军军官黎元洪。之后,他们又请出了立宪派人士和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组成了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911年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都督代表会议”就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六票对一票)。一百年前在面对最高权力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学会选举,这还不是令人惊叹的君子行为?起义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党人,他们并不看好孙中山这位江湖郎中(外号“孙大炮“)的实力和能力,但看重孙中山的声望和三民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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