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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取代丑-关涉德国启蒙展带来的争议

刘自立:用美取代丑――关涉德国启蒙展带来的争议

   

   

   【新世纪特稿2011年4月20日】要想让一个音乐会,一次艺术展,成为直接的政治抗议和斗争法码,势必令人失望和沮丧;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展示,都在心灵里给人一种美的启发;而这种美学启蒙,有时候远远胜过一种政治说教和政治宣言。我们知道,大凡总结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和极权主义毛,文革的宣传劣品,人们其实不是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正确出发,而是尤其感觉到那种文化膺品的拙劣和伪善,从而更加趋向寻找真正的艺术珍品。这样的经验,使得政治和美学产生一种纠结。这个纠结,其实从道理上讲,十分简单;那就是,人们鉴赏作品的天性,会拒绝丑陋和宣传——这个特征,也从经验上给出了结论。生活在毛时期和后毛时期的人们,尤其懂得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参与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活动;虽然这样的人群极为希缺。这样的经验开始于七十年代——更早,也许开始于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人们对于苏,俄艺术的欣赏,产生了也许是第一代受到苏,俄混杂艺术熏陶的人们。他们在音乐艺术上,以音乐家李德伦,严良�为代表;当然也包括画家们的参与等等。于是,在毛主席和后来八个样板戏占据中国舞台的时候,人们基于中共某种政治需求带来的艺术裂隙,对西方音乐艺术展示带来的机会,抓住不放,以排除类似毒药和污秽饮食过多产生的毒素。这个排毒的艺术欣赏,首先就是美学的自我洗礼和自我拯救。记得我们在北京欣赏米罗画展和其他画展时,身心愉悦和心智振奋的状态。虽然,米罗也好,艾舍尔也罢,他们远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政治环境;欣赏者也无心无力,将此类展览一定要联系于政治表态和文化定位;但是,这样的画展,对于中国观众心灵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青年,在遍地荒芜的北京能找到什么样子的艺术氛围和文学讨论呢?无非是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各类西方艺术珍品。这些唱片,画册和书籍,并非给老三届直接的政治启蒙,而是首先在美学熏陶和艺术鉴赏上,带来一种自他和自我的训练。这种艺术鉴赏和音乐欣赏,给人一种特定的美学鉴别和美本身的洗礼;于是,这样的经验,一旦和政治学接轨,势必整体上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阴错阳差地自我探索这块西方文化大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想直接产生政治正确的诉求,势必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中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影响,他不会对应运而生的西方政治学,产生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赞成一切类似德国启蒙展活动出现在北京的原因。

   

   然而,这丝毫不是说,中国政权也非常欣赏这类文化展示的内涵; 不是;因为世界复杂性的存在,所以,中西往返的艺术交流,总是要留下一种莫名的空间;就像在德国展览中国(古代)色情艺术那样,中国现在的政权,也可以展示德国启蒙——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样一种要求,就像尼克松和周恩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触及到中西艺术的展示那样。我们前此提到古典音乐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各取所需(见关于抨击朗朗的文字)。这也说明,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并不认为一次阿巴多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奏,会给他们的政治环境带来直接的冲击;但是,他们也许忘记了,在欣赏这样的,当时绝无仅有的真正音乐的时候,那种反差于红灯记沙家浜的音乐,会怎样造就一个美学欣赏者,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里面。这是毛、周和基辛格等人也许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每一次真正的艺术洗礼,会给一个青年如何一种人生的规划和定位。他们真是从那个年代塑造了终其一生也要崇拜、值得崇拜的艺术价值观念——并且,由此衍生到对于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上面——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七十年代那次阿巴多带来的洗礼的话。是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枉顾相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就是,即便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和美,但是,其被纳粹利用的可能,业已在福特文革勒时期,转变成为希特勒支持的现实;卡拉杨和肯佩的纳粹化,使得音乐内涵产生几乎是永远的争议。滥用古典音乐的事务,在北京也屡屡出现。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每每运用甚至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旋律,以配合与此毫无关联的情节。一种是希特勒的绝对精神;一种是中共文化的绝对“没有”精神,产生了他们或许认为的,可以异化和曲解文化珍品的所谓权宜之计。这是北京屡屡发生西方大师展和音乐会的事实之悖论。于是,这个事实带来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

   

   设想一下,如果从七十年开始,中国统治者毛和后毛时期, 中国完全干净彻底禁止一切的西方画展和音乐会,又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是极端可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居然就连在朝鲜,也做不到——马泽尔带领的美国交响乐团,也居然访问了朝鲜。这是一个特别的说明。在朝鲜,是不是因此会产生中国产生于七十年代的、一群真正欣赏艺术者,而后走上思考政治哲学之人群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至少在中国,在北京,在很多城市,这个追逐西方文化的潮流,产生了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逻辑反差。这是培养一种美学和真善美人群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和中国的朝廷文化和官方文化发生作用,但是,同样的歌德学院,也为我们诗人群体,做过中德诗歌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促成的双方的聚会,毫无官方特色。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所以,今天的歌德学院,势必会继续支持德国启蒙展览,也在预料之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展览会如何助纣为虐,而是西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治经济活动的绥靖主义和妥协方式,在继续着这个负面的交汇和苟利行为。取消这个启蒙展览,并不能整体改变西方和美国在此方面的负面态势和错误选项——好在,现在奥巴马似乎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的挫折和误导,产生了深远的危害美国自身利益的结果,且做出相应调整——至于欧洲方面,双向的,相反的和矛盾的对华政治,还在继续;贸易与人权远离的事实,更是脱缰无返,不可逆转;德国,由于和中国贸易的勾结,使得其经济景象获得优势,更是他们津津乐道之话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启蒙展览不能相比的,实利主义政治的结果和毒果。所以,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话题时,还是持有保守的态度,期望这样的展示越多越好,以便使得这样的展示,在那怕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灵里植入了美的种子,也是值得的——这才是启蒙前辈们乐见的后续之果。

   

   话说回来。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同样是两面性的。这个话题, 我们以前言及于初。简单说,启蒙,是以反对宗教中心论,提倡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核心——也就是说,启蒙的正面性质,是强调人格化和人本化尊严之道和革命之道——负面化,是产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含解构圣经——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前,有我们判别黑格尔和歌德之间性关系,予以说明。这个苟简的论述是——“

   笔者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歌德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幸亲聆中外学者畅叙有关歌德研究的最近成果,虽为门外汉,但仍不失思想上的波动。歌德现象,乘承德国人理性思维的传统,以追求庞大的思想体系为能事,以期解决人类(起码是欧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然,这种生存的内涵,多指文化上的生存与发展。就歌德与发展的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其基点概括为三维世界,即神,人,魔一般而言,人之存在,若依据神的旨意,通过奋斗,即可达于天堂。反之,若合流于魔,堕落于感官淫乐,即会沦于地狱。因此,人间的事,不可贪恋于感性之阶段,必有一番柏拉图式的超越,也就是说,必然有精神层次的归属。

   

   “可是,这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 每每放弃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追求,而达于‘绝对精神’,就其阶段论而言,人,或可以非人之超越

   ——实在是一种桎梏 ——方可达于异化(虽然,黑格尔是称其为异化之扬弃的),仅就人本身的位置而言,浮士德的人性,其实恰恰在于他的‘善,恶并包’于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出了人类存在之繁复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到了现代,后现代哲学里,已可去掉合题——回到一半一半之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在以后的‘实践’中被检验的情况来看,‘合题’之出现,往往不是‘扬弃’,而是‘斗争’!这样一种斗争造成了违背黑氏所谓客观唯心论的本质,而达于‘主观’的意志。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对黑氏的‘斗争’哲学,报以疑惑与反对的态度。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之回归,以德语哲学的脉络而言,已属主流加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已说明;先验规定之‘绝对’精神的虚妄人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选择,构成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本质类似这种主体体验,尚包括在其他现代哲学家的主张中,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

   

   “如此一来,歌德的思想是否被挤出了现、 当代哲学论证的价值以外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因为歌德的文本的整体框架是十分坚固的。他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教导,每每可以突破他自己设定的‘绝对精神’,从而上升到非绝对论的生活之树中去。生活本身的善恶,人性本身的善恶,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本性,本质浮士德的当代涵意,当是他的对生命复杂性的澈底洞悉

   ;从而反对了黑格尔的‘异化’论 - 其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浮士德的现代意义,当是一种对‘异化’的异化 ;

   即从绝对的精神层面中返回到生活,生命,甚至感性世界中来。

   

   “于是,浮士德的精神,一方面,符合古典理性,信仰之价值, 另一方面,又拖引出德国哲学与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诉求这样一来,浮士德与歌德就逾越了。一种古典主义精神,接壤于现代人的思考。其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直处在一种对于理性与信仰的戏谑与调侃状态,反讽状态之中。这就使得歌德的眼光,内含一种当代荒诞剧的刍型。这也是歌德老人的智慧,可以说超过了老黑格尔的地方。李健鸣,林兆华二先生合做上演的当代‘浮士德’,是颇能理解歌德老人在当时之用心的

   。因为,按照古典精神或曰黑格尔精神导演一出‘浮士德’,怕是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这也就是歌德的‘现代精神’之所在吧。 !?

   

   “重复而言,我们纪念歌德,绝不应当回到老人家的故纸堆中, 以期发现那些只对古代文本有价值的任何发现,而应当了解浮士德的今天的生命价值。如若不然,浮士德,也就死了,歌德也就只具‘纪念’,哀悼之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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