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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极权国?

刘自立:

   

   理想国?极权国?

   ——反思希腊民主和极权思想(上)

   

   一

   

   极权主义是不是20世纪的产物,这个课题学界缺乏研讨,至少浅尝辄止;主流观点认为,自西方民主摇篮希腊创制城邦制度以来,所有反对之思想和体制,才是酝酿和滥觞极权主义体制的源头。但是,今观世纪前柏拉图(他相对于希罗多德之)观点,却得出几乎相反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虽然在体制,法律甚至宗教层面,希腊确是民主之摇篮,但是,世间事务确是有二无一(抱元守一的观念并不确切);希腊民主制度确实创建了影响以后世纪的所有伟大建树和杰出人物,但是,人们应该看到,在科林斯、米利多、雅典等城邦实行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的同时,他们的僭主政体和君王国家(那个时期的国家观念),却是勾连其中,难解难分;尚有波斯,埃及和利比亚之非民主体制纠缠其中,出现了民主之星茫然点缀专制星空之局面。

   

   在另外一个方面,波斯人却也并不是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就和希腊人并不绝决产生柏拉图式的极权主义萌芽——一切,复归上帝和撒旦之二律悖反以及民主和极权之初构。这个课题看来对于所有言必称希腊之政治右倾,正确和美好者,毋宁是一种敲击。我们的意思是,不止是希特勒,毛和列宁可以成为极权主义的无法无天者;基督教罔顾人文主义之作为、之思想;人文主义罔顾基督教形而上学,烂说“上帝已死”之举动,皆为极权主义之历史、之思想,且留下明显的证据;这就是T.S.艾略特既维护天主教文化,又抨击元教旨主义之集权特征之要说(见其和白璧德的争论)。故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如黑格尔那样将一切导向历史终结,而是可以把历史之一切导向开端,导向民主和极权之二元结构(至少是思想结构)之开端——历史永远是不会结束的;历史总是回到开端(?)。这毋宁是一种人们不愿意或者不认可的历史反思。但是,柏拉图的话言之凿凿,并不容人们否认;他言之凿凿要第一个结束历史,创建理想国,且摒除上帝(多主),阿波罗和皮西亚;要自己称圣,称王,要柏拉图或者苏格拉底称王(至少在虚拟事态上如此)。所以,这个破绽一旦泄漏,就成为人们质疑千年的反对之说;故此,近现代以来,西方学人和有识之士,都对此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给予了适当的分析和批评。

   

   理想主义之要点是一种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的元创人物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对于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是首当其冲的批判者。这是无可置疑和自然而然的;但是,知识分子批判主义如其堕入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事务就会出现拐点和危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言,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如果不设置必要的前提和均衡的条件,专制主义批判就会为极权主义打开通道,且可以一往无前——这就是民主德国(魏玛)和专制中国,俄国导向集权的史因。这个阴错阳差的逻辑并不只是逻辑使然,而是残酷的现实。于是我们注意到,柏拉图理想主义的提出,就是对于希腊整个政治局面的理想主义批判。这个批判的所谓知识分子效应,撇除批判中的理想主义因子,几乎并无建树可为。这里值得关注的要旨是,柏拉图主义之前,古代希腊政治局面和世界格局究竟处在什么状态?我们不可能在此短文里全面铺叙这个浩大主题——但是,其中有一点十分清楚——这就是,理想国是在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力克里政体改革以后提出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对于上述诸公都有血统和嗣传之表达——如,对于克里斯提尼的母亲的描述和她的可笑婚姻的提及。换言之,希腊在历经上述几位大师的改革以后,民主观念和体制(且主要是体制)业已初步建成;希腊自由之精神,业已创制,而民主,作为自由的载体,业已赫然划分出其与埃及和波斯截然不同之格局。这些,是柏拉图完全知晓的。于是问题出来。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是不是高于上述三公的思想和元创呢?显然,回答是,否。

   

   那么,柏拉图何以要对希腊之改革继续提出改革改革之要案呢?他的要案是从上述三公后退还是前进呢?我们看到,柏拉图的批判正好是在引导人们从理想主义之道路上走向与之绝决相反的格局——而这些格局并不适时出现在希腊,也并不适时出现在罗马,从而改变这些伟大国家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和传统,而是出现在以后各种极端主义全能主义之极权观里,并是在几乎千年之后;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故此,我们说,理想主义的缺陷和危险,其实来自他们的思维;因为强大的希腊正宗——上述三公的思维,体制之开端和延续——制造了真正的希腊民主和希腊传统;但是,可惜,柏拉图的极端批判和思维,却在拆散和“补充”这个言必称之之元创;从正负、确错上看问题,这个举证确属悲观,令人沮丧;但是,这却是一种板上钉钉的事实。乐观方面是,希腊的政治,罗马的政治甚至波斯的政治,并没有按照理想主义的轨迹延伸。他们主张的价值论和政治观,实在是在超越和规避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一切极权国的最初的规划和强制——他们的瓦片,他们的选票,议会和元老院、平民院,神庙,祭祀和以后的主教,政教皆备,政教各一,民主和自由,适逢其时,并不落后,而柏拉图主义,却被他们“和谐”了;等等——这是对于柏拉图政教合一之哲学王思想的最初反对——这个反对一,主张多(元化)的政治和思想,与理想国完全背道而驰——甚至,所有这些个人,多元,分权,制衡,圣俗二兼等思想,等体制,等上帝(含决定希腊诸公命运的皮西亚女祭祀),真主,耶和华,耶稣等等,都是反对哲学王的现实和超越的武器——这些西方思想的真髓,划一而论,就是在经验和超验二元不可知论的健康轨迹上运行——这个提供不可知和真理相对限制论的思想,以后又引发了类似理性主义和疯癫主义的对话;而在“延异”这个福科和德理达殊途同归的结论上,延伸出逻辑实证和信仰感受的分类和同构(——等于解构)。所有这些思维和历史的轨迹,使得我们庆幸,西方历史的打打杀杀,希腊,罗马和波斯历史的打打杀杀——他们之间间性的巧备和分梳,给西、东历史一个可以分辨的善恶,美丑和真伪,而绝对不是取消意义和异议。

   

   所有这些正面的说明,是不以柏拉图主义为原则的原则;是不以理想主义为圭皋的圭皋;是不以哲学王为统治的统治(像英国皇室的权力虚置和文化膺重等等)。这里的例子是奇异和有趣的。在我们前此叙述的文字中曾经援引波斯王大流士当政后,举议波斯是不是要施行民主体制时,那七个政变和改革者(“七人帮”)说出了类似希腊诸邦施行民主的政治语言。这些政治语言是,他们举议的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里,制度的制衡因素为之提出,却是并不异于今人制衡思想的端绪与滥觞——而他们选择君主制度的原因,好像是这样一种推论:因为民主制度的乌合之众的无选择选择,最终还是选择了制止混乱的专制和王权(选择了王);所以,他们要大流士继续王权统治——这里的意思是,居然波斯人和柏拉图在他的伟大著作里抨击民主之演说,完全一致。而波斯人给出的、被他们占领后的某个希腊民族可以持续在他们的属地实行民主,却为奇观——而在很多时候,波斯人给予他们的战俘和降民、那些希腊人,一个他们可以居住的属地,而非实行枪毙反革命那样的肉体消灭(当然,在战争里,诸方面还是要杀人的——但是,这个弑杀如果不能得到皮西亚女祭祀的诗歌暗示或者反对了她的举示,一切就要倒霉和完蛋(见《历史》)。这是一种哲学王不能做到的神秘主义;而这个神秘主义,才是基督教以前的人神间性和人低于神的一种超验体制,超验思想——这是柏拉图不能替代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功能;哲学王,也不能代替。凡是后世试图代替者,那些伪基督和假圣人全都遭到了覆灭;那些暗示和明示诸神以界黄昏者,他们的话言又是如何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上帝是不是要病得必得为哲学王代替之严重课题,因之摆上议程;而这个课题,现在并不能尽述其因也!

   

   二

   

   柏拉图的《理想国》面世久远,影响甚巨。但是,对此经典做出切评,却是一个严峻课题。近来内地学人对此大作做了新译(从希腊原文翻译)且再次出版。翻阅这个并不太通顺的译本,加之思索近年来坊间关于极权主义研究文字,我们得出一个并不正面的结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距离极权主义观念非常接近,极为类同。其中,关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和理想国的理想主义诉求之间,尚有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换言之,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的理想国政体,在他们言说的时候,尚处在一个未来时态,并不是希腊各种政体的切实操作和价值定位——反而是柏拉图试图改变这些既有体制和体认。这些观念包括:1,关于“一”这个哲学概念之总体论说明——这是柏拉图原型论和总体论的哲学标识之一;问题是,这个“原型论”的名,实之争,在偏向名之可名或者不可名之场域时,是在探索一种后来被实证主义诟病的集合名词——而实证主义之名和柏氏之异,却是一种单数名词——也就是说,上帝,这样的非集合,非单数名词,是要被搁置和排除的——因为他,(大写的“他”;或者大写的“你”——见马丁.布伯)——是不可以证实和推论的——也见康德的二律悖反。这就是原型论诉诸集合名词的初衷。这个初衷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熟悉的非单数名词,如,人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共产主义,等等。逻辑实证论虽有反对形式逻辑之疑,却是反对绝对真理的批判之武器和武器之批判——如果人们罔顾形式逻辑,那么,日常生活就被颠覆——如果人们罔顾实证逻辑,那么,暴力真理论和绝对正确论就会趁虚而入;如果人们罔顾逻辑之外,也就是福科所谓之(相对于德理达的“文本之内”的)“文本之外”和“文本之前”之说(见《福科和德理达》),信仰就被颠覆——如果人们兼顾和满足所有这些元素,历史和世间的常识,宗教世俗的智慧才不会变得愚蠢和野蛮。这是哲学王没有兼顾和预料的力道和健康——幸运的是,柏拉图的后人对此一清二楚,并未延续理想国的体制创造,而是创建了一整套可以言说,也可以不言说的政教体制,民主体制。这是十分明确的。

   

   2,再就是他对于所谓城邦卫士的反私有制之理想及其追求;包括城邦妇女和儿童的共有化政策(接近后来苏、中的公有化)。这个希腊妇女的集体化被占有过程,固然是其传统使然(见希罗多德《历史》),但是,将此风习论上升到制度和理想层面,且定义于共有制之理论内涵的凸现,则被证明他是一种被后人放弃的诉求——且在近现代西方政论中,被确然固定下来;私有制的人性观念和体制应该取代公/共有制(包涵马克思的人民共有制说法)——我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性尚须深入研讨,也是因为他牵涉到这类政体论述的严格前提之存在;“社民”是私有制;“民社”(谢韬主义)呢?语焉不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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