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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专制国?

理想国?专制国?

   ——反思希腊僭政

   

   刘自立

   

   

   一

   

   

   希腊民主的反面是极权主义观念;在此之外,专制主义及其改良之可能性与否也成为古希腊思想的一种、不是实践,也是表征的观念——希腊民主说之外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观念,就此成其大权/全——这符合后来基督教观念里光明相对应黑暗,上帝相对应撒旦的二分法之说;换言之,用当时人们争论的语法和言词涉及这个课题的讨论,其说法就是,希腊能不能产生“好僭主”——这个好僭主及其制度是不是现实的,抑或只是一种所谓诗人的意念或者理想的幻觉?产生了好僭主的城邦里,是不是可以产生好僭制;这个好僭制、好僭政,是不是可以或者顺道转移成为民主制度;或者避免之(据说民主有诸多坏处——见柏拉图等——苏格拉底是不是确实在诱惑或者唆使青年人追逐成为好僭主?),这些疑窦遂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课题。此类谈话在所谓帝师分梳,师导于帝(王,僭主等统治者),智慧者教育僭主而非相反的潜契约和潜环境中,希腊的智慧者和僭主们,并未反客为主,实行帝导于师,或者僭主教育智慧者(——另外,按照色诺分给出的,或者他的代言人希耶罗给出的看法——“智者”和“智慧者”是两类正、负角色,不可一概而论)——这个东西在后来的塞涅卡与尼禄;伊拉斯谟和马基亚维利与君王们之间的、所谓导师启蒙和基督教教育,可以说一脉相承,不曾间断。于是,东、西方王政以外或者以上,就出现了高于君王统治的道统教育和祖制教育。这个教育,一半来自帝师双方的合作;一半来自或者废黜帝师之尼禄的昏暴统治——也就说,专制主义保留的帝师之间的制衡和中国人所谓君相之间的制衡,往往因为专制的暴力和权力原则而归于无效;但是,其间有效之作用大,还是无效制作用大,看来,还是有效之作用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并不曾废黜、毁灭和根绝中华文化之基本因子;同理,希腊人乃及后来的基督教教育和(对于)僭主教育,也是希腊一面产生民主,以期“好僭主”最大限度接近与之,而不是朝着昏聩残暴的寡头统治发展的脉络;一面,则是如果不能民主,那么,就似乎可以期待好僭主,好僭政;这难道就是希腊文明或者传统之历史决定论乎?

   

   这里提出的课题,就是希腊人色诺分在其《僭政》一书和《居鲁士劝学篇》等著作篇章里强调和含涉的内容。这些课题的讨论之关键点和要害处,其实,非常明了。这个显然所在是,希罗耶-西蒙尼德也好,色诺分也罢,他们并未把僭政、哪怕是好僭政,直接划归民主。民主的法治和人权的自由,并不是希罗耶罗等同僭政和民主之处。刚好相反,他们在文字中明确地规避了好僭政可以产生好法律和民主自由之选项——虽然,他们对于坏法律和法律本身的限制说,也是有感而发,评述再三,形成道德和法律之间间性与之的、世代相随的法律与道德关系之争执——这个争执,在现代哲学家里给出的命题就是,法律,只是相对而言的公正;这个公正要用道德实施补充和延续;(正如德理达所谓,宽容,就是对于不可宽容者的宽容——那么,宽容不能宽容者——这又违法律;等等)。于是,人们非常明确地退而求其次,在框架和杜撰好僭政的前提和延伸里,僭政和僭主之好坏,都不涉及自由,宪政和民主和宪政;他更多期望于一种因果互论的双向关系;如何出现圣君;出现之之因果为何?等等。于是,遂产生另外一个课题——既然在无法无天的僭主统治下,人们是不是还要区别好僭政和坏僭政呢?按照现实和历史的描叙和见证,好、坏僭政,都是存在的。希罗多德所谓拉西代梦人的斯巴达僭政,就是希腊最伟大的僭政之一;这个僭政,一面反对雅典民主,另外一面,却也保持着类似元老院监督一类准民主体制。可以说,希腊历史是在几种政体中摸爬滚打,不一而多的。于是,作为民主类型的理想和作为理想国之类的理想、以至于作为好僭主一类的理想乃及现实,一应俱全,皆大存在。所谓僭政的讨论,刚好,是我们看待希腊民主的一个旁证,一个补充;希腊并非只是民主传统的摇篮,也是僭政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法制和意识形态的摇篮。这个证明是,只要希腊人之文化,波斯人之文化,乃及东方之中国,印度的文化,不会被专制和僭政毁灭;一些所谓希腊人喜欢僭主,一些中国人喜欢圣君,都是可以理遇和强辩的;那么,只要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给出一定的帝师关系和文政关系,那么,历史就不会按照极权主义的废弃文化,自命导师和杀死上帝的彻底野蛮之路径堕落下去;或者言,随着无与伦比的浩劫漂流而去。这是显而易见的。给出的文化根据也许不止是政治和僭政,而且是希腊整个的文化。这些文化内涵,涉及了非常细致和巨大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这也是人们不要追究古人罪过的基本原因(见钱穆等人的说辞。)

   

   

   二

   

   

   于是,强调好僭政和更好之政治制度民主的关系,就成为人们最后摒弃和废黜极权主义的原因;同理,只要人们恪守一种并不废弃文化的某种专制主义制度;只要人们梳理和打点的专制主义,一吸尚存某种基督教教育和希腊智慧教育,文化,就可以从帝王,寡头和僭主的指缝中,源源不断地流向各种地域和民族。这是希腊和中国文化得以源远流长,世代辉煌之因子。我们说,当反对专制主义的某种斗争,因为僭主和皇帝的昏暴而发生的时候,反对专制主义的指标性观察就是,看看反对专制主义的造反派们,是不是针对了当时存在的,历史存在的,前历史存在的人类的文化。如果这类“民主”斗争(很可能转变成为极权主义造反)直接指向毁弃和废黜文化本身,那么,这类所谓的民主斗争,其实就是极权主义造反(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就是反对他们消灭儒道,毁灭书院;我们反对毛式造反,根本的原因不是他造成了对于民主自由的背叛,更多是他要消灭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与其说在希腊发生的历史故事,不如说,更加常见于俄国和中国。这类例子在西方,也许,只是在希特勒德国短暂发生,很快消弭。因为,这既不符合好僭政的要求,更加不符合好民主的要求——既然专制有好,有坏;民主亦乎其然?是的,民主,也有好坏;多数暴政,就是坏民主——他们杀死苏格拉底,就是用坏民主杀死的;即便苏格拉底要回到僭主,也不成为多数票杀死之之理由。这就是后来托克维尔所谓保护民主少数的重要原则,也是好民主之根本原则。在另外一个侧面,好僭主的好处,就是来源于文化之原则,道德之原则,制度之原则;甚至,来自贵族和平民的某种优良文化本性。没有这样的、超越政治和制度的文化熏陶和教育锻冶,高尚贵族和平民的品德,是不能产生无法应市而存身的;因此,在此无文化无教养场域里,就不可能产生高贵和贵族;不可能产生高贵的帝王和好僭主;不可能产生与世长存的文化本身;而无文化无规则的世代就会来临。一旦出现此类毫无文化端倪和文化根系的痞子造反和共产革命,其最终结果就是毁灭高尚和毁灭人伦;就是先烧书,后烧人——回归野蛮和暴戾;故此,不但人将不仁,而且势必回到“动物庄园”。这就是历史上极权主义消灭文化的最终灾变。

   

   于是,最终,我们回到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层面上来。这个提问应运而生。僭主教育的效果究竟如何?僭主和僭政(含后来的专制主义和民主宪政体制),如何听命于所有这些色诺分和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和共和论如何作用于帝师教育;这些教育中的、或者导师,或者帝王,究竟关系如何?他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否存在?换言之,如果事情发生在极权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是可以用古希腊僭主教育和智慧者之言说,来达致这样一种对于极权主义中新僭主的约束和制衡;是不是会再出现“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甚至武则天不杀洛宾王,嘉靖不杀海瑞,嘉庆不杀祁隽藻的奇迹?斯大林会不杀托洛茨基,毛会不杀刘(抑或他不杀胡风胡适乎)?进一步说,如果面对希特勒体制和中共体制,僭主教育者,能不能根据国际教育和其他类似教育,呼吁和颁奖等等活动,起到原来在基督教君王教育和儒道君王教育中所达致的效果?人们正在给予一种严肃的观察。我们说,今天的情形大致是,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僭政”体制,是不是会起到作用?如果西方人对于希腊历史尚存一点他们应该保存的记忆,那么,西方僭政教育的前提应该不是针对极权主义国家,而是专制主义国家——这是他们应首先确认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须臾不可偷换和变易——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今天的僭主教育者,将其施行或者施行过的、他们以往对待僭主和君王施行的教育,套用在极权主义统治者身上,那么,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在枉顾历史和错悟对象。那些本来就没有文化根基的极权者,他们的前身后辈,都不具备希腊和中国帝王血统中敬畏道统和祖制的传统主义精神;他们,是一群无知无畏的非僭主和非君王;他们什么也不是。于是,对待什么也不是这样一群,我们如何启动色诺分和马基雅维利之教育说,来对牛弹琴呢?不对牛弹琴,我们又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如何做,如何想呢?这是众神死后,皮西亚祭祀面对同样坍塌的德尔斐圣地的悲哀——中国,现在要拯救今天希腊的经济了!——这不啻是对于希腊僭主主义政治最大的嘲弄——今天,不单是希腊无僭主,希腊也无教导僭主之智慧者;给出古代希腊和今天希腊之援助的,是不认可任何帝师教育的毛式后人;这难道不是希腊的悲哀和世界的悲哀吗?

   

   

   三

   

   

   关于知识分子或者智慧者对于僭政的看法,类似我们前此言及的、革命甚至改革对于传统和(体制)传统回归的课题。这个课题的简单绍述即是,革命不是创造,而是回归原有的制度。这个看法也依赖古希腊的智慧者之选择。在争论中(斯特劳斯和科耶夫——见《僭政论》),这个话题是以斯特劳斯以这样一个说法举证的:如果哲人重视解决之道甚于问题之道,他的方法就是错误的。这里,斯氏一直以来采取一种知道之道、为不知——之原则;也就是苏格拉底之道——这个不,知,道,对于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启示;所谓一讲话,就为我,知,道;实则就是知之甚少;只是在常识和简单层面而道之,知之。接下来,就是所谓智慧者和知识分子相对于僭主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课题。这里,科耶夫说,一切智慧者如果不曾将一切言说付诸政治实际和改变僭主(不好)统治局面,那么,就处在续待改变之状态和未经责任之状态;而斯氏看法,恰好相反。他举证如何改变类似现代政权里斯大林体系的问题。他的说法,是明确的;改变斯大林体制的智慧之言,基本上等于白说。(见上书)而这个看法,正好和我们的看法趋近;但是,斯氏话锋一转,又爆出另外一种看法;人们,智慧者和知识分子,一是,不能改变(极权主义)斯大林;接尔,也并不能确立,以知识分子的建议政策或者发动变革以改变整个政治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样一来,改变后的局面,据说,无异于消灭人类永恒的状态;消灭差别;消灭人类进步的元初之出发点,不平等,等等。这个看法,就是斯氏和科氏争论的要点。这里的似是而非,是显然存在的。以知识分子的献言和智慧,改变斯大林,这件事情,并非亘古未见;罗斯福,就有此雄心大志,但是,他的斯大林牧师说,业归失败。于是,这个课题又转回来。我们说过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僭主”的献言说辞,是不是起到任何作用呢?这些混淆堪乱的交叉线条,是不是可以稍微梳理清晰呢?我们认为,尚存在些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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